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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魔秀士
儒家学说为现今的人们所鄙薄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为己修身已经停留在平常而空洞的道德说教这一印象中。有识之士会认为它在社会问题跟前软弱无力，或者是说无关痛痒。人们更愿意看到对争取财富、权利或许还有自由民主的论说。为己修身之学实在不堪一提了，“成德”算是什么论调，道德规范又不是不懂。自由民主还远未解决，国家也才刚刚开始走向富强。所谓为己修身之学，束缚个性、扼杀自由不说，于国富民强可是毫无裨益。它到底算回什么事儿，难道传统的东西就这么宝贵么？
不过，话虽如此，这儒学究竟也还是不能不提的。或者竟可以说，人们虽鄙薄颇甚，却未必于须臾间离了它。纵然时下的人们对逐取财富或争取权利显得特别热衷，实则也并不就是离儒家的精神文化有多远了。对于学理上的儒家文化，除少数学者还勤勉于此外，大多数中国人确实也是对此十分陌生了。但若是于人伦日用间的为人处世之中，儒家文化离人们的距离也许就要比意识到的近了许多。这并不就暗矛盾的，有学者已经厘清了传统儒学的不同层面和表现形态。除精神性的儒学和政治化的儒学外，还有一层就是大众的或民间化的儒学，也就是在民间大众的现实生活当中产生深微影响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念。我们所要说的就是在某些方面这一层面上的儒家文化，由此昭显儒学在人们现实当中的深微影响。
诚然，在现代国家政制里，自由民主的建设已经是不可或缺的。儒家立足于为己修身，并没有开出一套独立的治国理论来，更不可能开出现代的自由民主制度。儒家于这种制度层面是难以有直接建设作用可言的。不过，制度是不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并非是没有疑问的。也许没有人否认人性问题，又会有人说便是科技也不会排斥人性，制度下面也讲道德。这并不算错，可西方人有基督文化，有他们的理性传统，我们到底依靠什么？没有多少人能够认可基督文化中的上帝，我们只有依靠自家的精神传统。实际上，我们也就在自家的精神传统之中，只是不愿去自觉意识而已。
虽然，现在的人们大都为实用功利所占据心思，逐取功利已经成为一种强势的心理要求。在这种境遇里，人们不肯再指向为己修身，顾及终极层面的关怀，而更愿意谈论自由民主，指向国家制度层面的建设。这到底算不算是一种进步，我们不愿作出结论。也许进步观念已经不能概括什么了，我们只是认可这种现实的必要。但我们并不认为现今的人们包括青年人，真正接纳了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实际上，即使是青年人对功利的逐取也并不建立在突出的个人主义基础上，或者至少不是西方文化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人们的逐取并不指向突出的个我利益，而是围绕着个我的亲近血缘的福祉而进行的。只要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人们并不注重个我权利的分证，并不凸显个我成就的建树，并不刻意个我价值的实现。这种实用功利的逐取愿望根本缺乏个我动力橫决的心胸，自我努力的功利逐取所连带的是自己的父母、妻儿乃至还有别的亲人朋友的整体福祉。可以说，西方文化中那种浮士德式的动力橫决的个我奋斗，在我们周围的群体中并未凸显出来。显然，这都属于我们自家的精神文化传统。
在现实生活当中，虽然人们在面对着国家社会时要求自由民主，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处于人伦日用之间，面对着亲人、朋友和其他人。人们并不是出自某种有意识的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约束自己。人们孝敬亲人，诚信朋友，善待他人，是出自某种不自觉的道德意识。这是一种“亲亲”“仁民”的遥远回应，是祖先留下来的割不断的深重温情，是儒家文化所潜存下来的心灵积习。也许从学理上所疏理出的儒家学说，一时还难以获得人们自觉的文化认同，但人们传统的德性人格并未泯灭，而不自觉地需要于人伦日用之间的切己处唤回“亲亲”“仁民”的远久温情。与此同时，人们也已经懂得了指向国家制度层面的自由民主，虽然也许还并不能感受到一种血肉关联，却能够认识到没有谁愿意去拒绝。在“亲亲仁民”与自由民主之间，于学理上也许不无冲突，于现实生活当中也可能或有困惑。对于儒学如何对西方的自由民主所提出的价值作出创见性的回应，这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互动问题，有待学理上的进一步疏理，这不应当是无可解决的难题。而于现实生活实践而言，人们并不需要先等待作出学理上的疏理，才会有所施为。人们并不会在生活实践当中感到在“亲亲仁民”与自由民主之间如何难以通融。实际上，自觉意识到儒家文化传统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的精神依托，这决不仅仅是一种学理上的需要，而更是于人伦日用间切己处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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