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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卓越
从近二十年国学研究的情况看，大致可将这二十年的历程依据特征显示的方式划分为前后相续的阶段，第一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属温习修复期，除少数老一代的学者延续了原来的学术基础而能够直接进入研究的纵深之域以外，大部分学者都或属温习补课，或刚步入大学而开始国学初阶教程的学习，跟整个当代学术发展的状况一致，国学研究以缓慢与不事张扬的方式修复着为十年动乱所摧毁的座基。第二阶段是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属价值估认期，学界对国学可引申的外部价值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跟多种因素有关，如有来自于不同意识形态选择对国学所作的评判与要求，对“五四”的重新认识也涉及对国学的态度问题，同时也跟国学研究中参与人数不多，但声势甚大的一个枝杈学科或称为变体学科－－即新儒学的兴起有关。第三阶段即较为成熟的本体研究阶段。大约是九四年后，随着争论国学是否有用或是否有利声浪的退潮，曾经被遮掩了的本体研究的坚实轮廓渐次清晰地呈露出来，更多的人不仅将注意力主要地凝聚到了对象本体、或说是被研究者内部，而且经过十几年的修复与积累，研究的总体水准确实有了明显的提高，也包括其他显示了的一些迹象，表明当代的国学研究从观念而至操作都开始步入了它成熟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上，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学术规范的讨论与实证研究的进展。前几年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涵盖了整个学术研究领域，自然也会对国学界的问题有感而发，它可以说是第一次较大规模地针对学术内部的问题进行的一次精英式的讨论。在讨论中，对八十年代的浮泛学风及价值估认中的偏颇走向作了较为深刻的检讨，也是对四十多年来政治功利主义、伦理功利主义等干涉学术或国学研究的一次学理层面的清算。规范意识的缺乏，自然也跟长期以来不注重具有连续性的学术训练、特别是方法上的规范化训练有关，包括与此相关的学术批评意识及批评空间的存在等，从而使得大量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的失范倾向及在低层次上的持久徘徊。而国学研究欲成为一种真正成熟的学术门类，解决该学科存在的的非规范化问题将是其首务之急。
规范讨论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深入的，这也表明了中国学界对学术内在规律的掌握正日趋熟稔。但从后来的情况看，也有学者在并未认真地、稍加完整地了解这次讨论实况的前提下，即将十分丰富的讨论内容主观地缩减为只是注重“加注释”等若干形式化建议；或朦胧以为讲规范必然就是不讲方法之“多元”的，而不知将“多元”如何纳入到“规范”倡导的思路中恰恰是这次讨论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而这也是新一轮学术思考与所谓的乾嘉模式有别之处。这种不考虑对方言说实质与言说背景而任意判断、评说的现象（即批评的失范），或许也正表明了中国学术走出长久以来混沌失范之状况的道路并非易事。任何社会性的活动如商务活动、城市交通、朋友交往、日常谈话、包括孩子的游戏等都或有个显在的或隐在的规则、规范的问题，学术－－只要是可供交流的（非只与个人有关），当然也应存在着一些最为基本的规范，进而，学术的好坏、高低的标准的衡量也直接与此规范有关（否则学术就无标准可言），这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问题只在要什么样的规范。
“实证研究”也是个一直有争议的话题。然而，不管我们理论上对之有多少保留，从这几些来研究取得的成就看，主要或首先还是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是因为实证研究比以往有了更为坚实的进展才有的收获。实证研究当然十分注重史料及其细节的可靠性，但并不等于说它认为所有的史料细节都是等值的。然而仍有学者将什么研究李白的身高、谁有几个小老婆等非主流性（偶然）的东西加诸于整体的实证研究身上，从而严重曲解了实证研究的原意或它的丰厚内涵。从实证研究的绝大多数文本看，恐怕也很难得出它是排斥意义与分析的结论，正如难以想象理论研究是可以无需事实辅证的，当然实证研究还会有特殊的定位。总起来看，实证研究也是处于发展之中，包括不断地改进方法、扩大内涵，从而保证揭示对象的进一步可信性与完整性等。只要对当今世界学术稍有了解的学人，就会知晓今日的实证方法已远非传统的“训诂”等所能限定，它本身已发展为一个庞大的体系，其内部也已构成方法“多元”的态势。而在我国提倡实证研究也与长期以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及学术无政府主义等对学风的败坏、摧毁，学术训练的严重缺乏等有关，具有明显的“扭亏补损”的针对性，因而并不是说实证研究及其训练已经过度了，而恰恰仍处于匮乏与幼稚状态。从我们经历的一系列学术波折，及现已获得的新的学术视野看，它不仅是一种不可动摇的方法论选择，而且也是一门学科走向客观化研究、与自立、成熟之坦途的必要保证，也可以说实证研究是本体研究的精髓。现在我们所要作的不是去怀疑它、排斥它，而是如何更好、更全面地将它掌握起来，进入规范化的运用程序，等等。
与此同时，在进入更深的研究状态后，人们反倒对那种背离实证精神的理论阐释、主观构造等治学方式等有了更多戒备。事实证明，成功的实例很少。尽管一直有人在考虑加强各种史学研究的理论性，但总是遭到实践的无情排斥。原因说来也很简单，因为依照某种理论演绎、主体构设、功用目的而进行的研究，其中的史料或历史真性是为外在的一个框架所牵引的，这就必然，在立足点上就决定了很易造成对对象真性的扭曲。实证研究的经验化显示了－－每一则史料都有它确定的原始位置，是不可轻易与随意挪动的，因而不仅对每一事件的过程及其规律的认识有赖于细剔式的史料勘合，甚至有时漏掉一不太显眼的细节，都有可能造成对整个事件判断的失误。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排除了对理论等的需求？这里有个方法与对象的关系问题需要处理。实际上，举凡哲学史、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国学范围内的研究都属广义的历史研究，对象的客观准确性对研究来说自然是第一位的，这样，方法的运用或“多元”就几乎完全受制于对象，取决于它对对象真实性所能揭示的效用，既非一说多元就可任意使用，也非一概拒绝其他方法的介入。当然各种新方法还可在不作直接进入的情况下提供给研究以特殊的视角，比如社区研究、税收研究等的视角，并帮助人们提高分析方面的能力。另外，即便是实证研究，也有个自身方法更新、改进的问题，二战以后，人类的思维科学发展很快，有许多思维技艺都能被有效地吸收到实证研究中来，以进一步提升实证研究的水平，而不是停留在较为原始、简易的实证水平上就够了。然就国学研究（本体性研究）的特性来看，理论的功效主要还属间接的，因此，对各种理论模式的运用便不宜抱有太多的奢望。在很多情况下，我觉得，许多学者的国学研究水平不高，并不在于他所认为的各种理论水平的缺乏，而是实证研究的水平不高。
除了以上提到的，我觉得目前国学研究中仍有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注意。比如：
（1）学术研究虽发展较快，但学术总结仍显得不够。如果这两方面长期脱节的话，就可能产生大量的学术耗费。举个例子来说，比如王阳明研究的主要部分在前几年实际上已在一些学者那里达到了较高水平，但此后仍有数量很大的、低水平的王阳明研究论文发表，在向后推移的时间中，学术的表面反而呈示为一种向低层次发展的走势。对这种状态的控制，一是与作为学术发布通道的杂志有关，二是依赖于学术总结。史学中现在几乎各个方面都有人研究，包括海外如日本等对中国史的研究，已经做的很细，一不小心就会撞车。有些方面基本上很难再做下去，已有了成熟的结论，但没有汇聚式的这类总结性工作，也会出现一些研究上的混乱与无序。至于以怎样的形式来完成各种大大小小的学术总结的工作，还是值得探讨的，但无疑却是相当重要的。
（2）学术研究对象的取择还过于狭窄。历史学的情况有例外，这主要是指哲学史、文学史等人文研究领域，从目前已发表的文章看，仍集中在所谓名人名著的个案研究上，当然这方面也有个继续深入开掘的问题，但多数因无新见而带有学术重复的性质。又以《明儒学案》所收的明代思想家数量看，虽然还远算不上齐备，但目前我们的研究却连其中的十分之一还难以达及，接触到的层面过于狭窄。此外，这种忽略社会研究而注重个体研究的取向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弊端，除无法了解一种长时段的整体变化，也无法看到社会各个层面的活动，反映的永远只是若干个体及个体间的跨时空联系，而非社会面貌，这样描述的思想史等图案当然也将是相当残缺不全的。对于一个时代思想、文化历史的了解，不仅要兼顾精英思想家，而且也需通过如学校、私塾、社团、传媒、地域风俗、妇女生活、宗教生活、民间文化、政治方式等社会化层面的内容对之有更深厚的把握。这些方面均有待于我们思想史、文学史研究者的进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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