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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中舒的语言观
董仲舒（公元前179——104年）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儒家大师，汉代著名哲学家，是汉代官方正统哲学的奠基人。以研究《公羊春秋》著名，汉景帝时做过博士官。汉武帝下诏选举“贤良之士”，他应诏对策，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作了江都相。后来因为讲说灾异之事，触犯了汉武帝，被撤职下狱，但是不久获释。晚年，专力从事著述活动。他的重要著作有《举贤良对策》和《春秋繁露》流传下来，前者共有三篇，主要讲述天人关系问题，被后人称之为《天人三策》。后者是他的哲学著作的汇集。董仲舒是一位哲学家，作为汉代的儒家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把儒家哲学引向宗教神秘主义，他的哲学思想带有强烈的目的论特色。
正名思想是他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体现了他的语言观。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讨论了有关名实关系问题，提出了他的正名思想。他把正名与治理天下联系在一起，认为正名是非常重要的，是重中之重。他说，治理天下的第一步，在于弄清事物的类别和纲领，弄清事物的类别和纲领的第一步，在于深察名号的本义。<治理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把他的说法倒过来就是这样：深入考察名词概念的原意或基本含义，是弄清事物类别的关键，更是治理天下的关键。他极力强调名号的作用，在他看来，名号的问题是大道理的第一章，抓住这第一章的意义，深入考察其内容，就可以分清是和非，逆和顺的界限；是非标准取决于逆和顺；逆顺标准取决于名和号。他从神学唯心论立场出发，认为名和号的标准取决于天地，天地是名号的根本。名词和概念都很神秘，名号之正，取之天地，与天意联系在一起。名号是天意的表达，天地是名号的大义。把名号与天意联系在一起，显然是唯心的，神秘的观点。但是剥去这层神学的东西，还是有其合理内核的。如果把这里的天地或天意理解为自然或自然规律，那么我们必定会从中受到许多重要的启示。我们坚信人类的语言不是神或上帝为人类创造的，它来源于人类变革自然的实践活动。人类原始语言的基础部分，那些最初的语言，与自然有着密切联系。这是因为：人们在实践中，观察自然，模仿自然，效法自然，模拟自然，倾听自然的呼唤，品味自然的声音，理解自然的命令，接受自然的启示。初步形成一些原始的语词。然后再经过约定俗成的人为过程，加以规范化，定型化，并不断的引申和转喻，最终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原始语言。
在董仲舒看来，名称概念是天意的表达，是上天（神）颁发的绝对命令，人的一切行动必须符合绝对命令的要求，一切事物都要顺应名称概念的规定。比如“王”和“君”的概念有诸多含义，都是天意的正确表达，当王的要按照王的概念去做，当君的要按照君的概念去做。如果不是这样，那是违背天意的。董仲舒的观点应当颠倒过来，名称概念不是用来表达天意，而是用来表达人意。它是人的观念的体现，是古代人们的自然观念和神学观念相互作用的产物。名称概念对人具有规范作用，那是人们自己对自己的规范，不是神的规范。人们创造名称概念是要反映他们自己的观念，无论这些观念是自然的还是神学的，他们都是人的观念。董仲舒提出的第一个表达天意的概念是“王”这个概念，他认为“王”具有“黄”，“皇”等五种含义，这是天意的表达，帝王应该顺应天意履行自己的职责。实际上，人们对“王”这一概念的认识，不是要顺应天意，而是要表达人们自己的思想观念，“王”的含义是人的观念的投射。“王”的字形与字音（与“皇”或“黄”同音）表明了他们这样的观念：他们认为王是伟大的，是一切事物的中心。皇的含义是大，<诗·大雅·皇矣>的第一句诗：“皇矣上帝（伟大啊，上帝）”表明了这一含义；“黄”是土的颜色，含义是土的意思，“土”为五行的中心；从“王”的字形结构看，上面一横表示天，下面一横表示地，中央的“十”表示天地间（人间）的“太阳”，人们认为人间的帝王就如同天上的太阳。这是一种人意，不是天意，于是那时的人们就用这样的名称称呼那些居于最高地位的人，那些统治者因而有了“黄帝”，“帝王”和“皇帝”的名号。
董仲舒进而讨论了名与号的关系，他认为，名比号多得多，号是事物的全体，名是事物的各个分散的部分。号是概括的，大略的，名是具体的，详细的。作为具体的名，是把事物一部分一部分地区别开来；作为概括的号，只是举出一个事物的大纲。以祭祀鬼神为例来说，它的号只是一个，叫做“祭”，但是分析开来，春天的祭祀叫做“祠”，夏天的叫做“”，秋天的叫做“尝”，冬天的叫做“烝”。董仲舒指出，每一事物都有它的带有总纲性的号，每个号又各有它所包括的“散名”，就像上述例子所说的。名与号的区分与现在的具体概念与一般概念的区分有许多相似之处。具体概念反映具体的，特殊的事物；一般概念反映一类事物，反映事物的一般性质。
董仲舒认为，产生名的基础是真实，不真实的就不能来制名。名就是用来表现事物的真实的，名是“真”的意思。所以一切人要反对暗昧，只要各自回复到本来的真实，暗昧的也会明朗起来了。当然，他的真实是指儒家的伦理规范，但真实的原则本身是正确的。名称或者名词概念必须反映事物的真实，脱离真实的名称不仅仅是暗昧，实际是一种假名，而假名必然带来种种祸端。
王弼的语言观
王弼（226-249）中国三国时期魏国著名玄学家。曾任尚书郎，少年即成名，英年早逝，死时年仅24岁。是魏晋玄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主张贵无论，认为“无”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主要著作有《论语释疑》，《周易略例》，《老子注》和《老子指略》等。
王弼——继承了老子的观点：也讲道是无形的，不可以命名，也不可以言说。道是无限的，名是有限的。他用无名论解释《易传》，提出了重要理论：“得意忘象忘言”。“忘象”就是“得意”，“忘言”就是“得象”，象不能包罗万象，言不是一切内涵。“得意”在于“忘象”，“得像”在于“忘言”，“忘言”与“忘象”是为了“得意”，要“得意”必须“忘象忘言”。他看到了三者的差别，看到了易象的局限，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在王弼那里，“意”——思想内容被神秘化了，它是最根本的东西，“象”与“言”只不过是认识它的暂时的中介物。在他看来，为了认识“意”，要抛开物象和语言，抛开理性分析，只靠直观领悟，直探本质，求得认识。
根据索绪尔：语言结构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王弼这里所一再强调的显然是“所指”方面，而不是“能指”方面。在他看来，“能指”只是一个把握“所指”的工具，“所指”既然已经把握了，工具就该丢掉了。王弼绝不会想到“所指”与“能指”是相互转化的，当前的“所指”还会有它自己的“所指”，那么它就变成“能指”了。当儿子的一旦自己有了儿子，它也是父亲了。
王夫之的语言观
王夫之（1619-1692）中国明清之际的伟大哲学家。字而农，号姜斋，又称船山先生，衡阳人（今属中国湖南）。他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均有研究，尤其精于哲学，经学，史学。他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度总结和发展。他提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揭示出“分一为二”和“合二以一”的朴素辩证法，提出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和进步的历史观。主要著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老子衍》，《庄子通》等等。
王夫之的语言理论是与他的自然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自然观主要体现在他关于“道-器”关系的理论中。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中，“器”是指一切具体的有形的事物，“道”指事物的一般道理。在它们的关系问题上，王夫之坚决而鲜明的主张：“天下唯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见《系辞上传第十二章》下同）。他认为，“道”是器的道。就是说，没有“器”外之“道”，“道”存在于“器”中，离开器就无所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就是说，道是“形而上”和“形而后”的东西，“器”是有形的具体的东西。王夫之强调指出，“形而上者，非无形之谓。既有形矣，有形而后有形而上。”他认为无形的“形而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他又从人们的实践活动出发论述了二者的关系：古代的人们“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或者说，他们治理的是器，而不是道。所谓“治器”，就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治理，变革和改造。它是人们的实践活动，是广大民众的事业。在此过程中，人们掌握了事物的内在规律，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王夫之认为，人们的语言符号活动就来源于这种“治器”的实践过程，语言符号就是对“器”的描绘，复写和模拟。他说：“故‘易’有象，象者，像器者也。卦有爻，爻者，效器者也。”王夫之认为语言符号具有其它事物不可替代的作用：用来区分和辨别事物，他说“爻有辞，辞者，辨器者也。”就是说，语言符号具有辨别事物的功能。在王夫之看来，人类掌握语言是人类获得自由的重要标志，语言的根本功能是表述和描述事物，表征和显示事物。它是对事物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因而它使人类更加聪明，“述者之谓明，述器也”。它构成人类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语言使人类的实践活动更具有规律性，语言使得人们“善治器”。
王夫之还认为，作为语言符号的语词（名词概念）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上名和下名。上名就是道的名，是抽象的名词概念，是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下名就是具体事物的名称，具体的名词概念。无论是上名还是下名，都是事物的名称，“上下皆名也”。他认为，两类名词概念是相互联系的，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因而不能截然分开，“非有涯量（界限）之可别者也”。
特别要指出的是，王夫之认为：语言符号与它的思想内容（语义）是统一的，是不能人为的加以割裂的。为此他批判了王弼的观点，王弼说：“筌非鱼，蹄非兔。”意思是说，捕鱼的工具和捕兔的工具与鱼和兔是有区别的。王弼借此表明，语言符号与其思想内容，即“能指”与“所指”是有区别的。他的结论是：“得言忘象，得意忘言”。他认为“意”（思想内容）是根本的，甚至是绝对的，语言符号只是获得“意”的工具。意义得到了，工具就应该扔掉，就像得到了鱼和兔要扔掉筌和蹄一样。王夫之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言论，愚昧的观点。他指出“筌，蹄一器也，鱼，兔一器也。两器不相为通，故可以相致而可以相舍。”就是说，捕获猎物的工具是一类东西，而猎物是另一种东西，它们之间毫无共同之处。掌握工具是为了得到（相致）猎物，而猎物得到了就该抛弃（相舍）工具。而语言符号与其思想内容是统一的整体，是不能分开的。为此，王夫之不无遗憾的指出王弼的观点离开“道”越来越远了。
此外，王夫之还全面深刻的阐明了名与实的关系，他强调“名从实起，言必拟实”，名与实交相为用，“实由名立”。他反对知实而不知名，也反对知名而不知实。名与实不可偏废，不可分离。名由实而生，名又可立实；乱名可以乱实，正名可以正实。名实两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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