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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
道德良知和“中庸”的现实基础是精英阶层的个人意志需要磨练
“道德良知”无法在“博弈”中产生和得到维持证据，因为它们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关系特别明确的制度和法律秩序。相反，道德良知是博弈遭遇“囚徒困境”，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发生深刻分化的情况下，社会所必须确立的一种立身做人的方式，处世处事的基本准则。如果博弈在人群中可以顺利进行，也许孔子就已经把大同变成现实了，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产生孔子的社会现实和条件，人类社会就一直会处在道德自觉的黄金时代里。如果个人的意志力量大于欲望的强度，无疑个人就能够超脱本能的束缚，自觉按照道德和良知的指引行事，达到“知行合一”。如果精英阶层能够实现这样的转变，那么为保证精英阶层优先实现消费主义目标就成为不必要，社会协调就成为可能。一般而言，精英阶层总是忠于精英主义的，尝试让精英阶层自觉地放弃精英主义，笔者称之为“毛泽东难题”。
（以下两个段落引自拙文《体制化迷信与毛泽东难题》）“毛泽东难题的解决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难题是从人的自然属性上生发出来的，正如老子所言‘吾有大患，为吾有身’，个人是难以超脱欲望和本能的束缚的，除非意志的力量能够大于欲望的强度。而意志力量的增强，不仅需要非常艰苦的磨练过程（即孟子所说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观还必须处于自觉自愿状态，孔孟所提到的‘反身而诚’就是如此，否则即使经过艰苦的磨练过程也无法收到应有的效果。老子非常深刻地指出‘从事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失者同于失’，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囚犯不能改造成圣徒的原因。毛泽东难题的解决途径是希望通过意志的磨练，来增强个人对欲望和本能的抑制力量和对消费主义的免疫力；如果对消费主义具有免疫力，那么精英主义就成为不必要；如果精英主义成为不必要，通过排斥多数人的生存利益来追求精英阶层利益最大化的精英主义极端化，就永远不会出现；民众安居乐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就是一个可以自然而然实现的过程了，中国历史就永远不会再陷入‘一治一乱’的恶性循环了。”这其实就是“外王”和“中庸”的境界。
“古人言‘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古时候人烟稀少、服务业也很不发达，远行不仅难以避免辛苦疲劳，而且也免不了饥餐露宿，这样一路走下来个人意志力量的上升就难以避免了，意志力量上升超过欲望的强度，无疑就能够不勉强地做到按照道德和良知的指引行事，达到‘知行合一’。毛泽东时代的干部‘下放’和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明显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只有极少数人真正做到了自觉自愿或者无怨无悔，多数人的意志磨练过程是失败的，这个过程虽然浪费了国家大量的资源，但是目的并没有达到，相反许多人还认为是浪费了青春虚度了年华，这样的人当然是什么进步也不可能有，走完的是一个老子所说的‘失者同于失’的过程。”
个人意志力量的上升，不是书面学习和帮助就能够达到的，是以艰苦的磨练过程为外在条件的。而且这个过程如果是没有主动自觉，其效果是无法保证的。根据历史经验，个人意志力量的增长，有两个不同的境界：一是自觉自愿的磨练，即孟子所说的“反身而诚”；另外就是艰苦的劳动和生活，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劳动大学是知识的另一半”，特别是农民基本上无怨无悔地辛苦劳作而生活使得他们的意志力量比较强大，在各个社会群体中，农民无疑是最能够自觉对舆论监督作出适应性调整的，也是最能够自觉不排斥他人正当利益的。
从反面着眼，精英主义极端化的社会后果极其严重，没有谁比毛泽东更清楚这一点了。如果说老蒋至死仍然还不明白他是如何失败的话，那么毛泽东在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中国革命的胜利前景。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中重复的核心思想，用通俗的话来说，都是一个意思：老蒋这些蠢材自私自利，不顾农民的死活，最后农民都要起来跟他们拼命的，我们只要坚定地与农民战斗在一起，引导他们，最终一定能够取得革命胜利。甚至是在革命力量遭遇重大损失、革命处于最低潮的长征结束之时，毛泽东仍然非常乐观，写词讥笑“秦皇汉武”和“成吉思汗”，其全部自信和确信都来源于：老蒋那些蠢材敌视民众生存利益，必定为民众所唾弃，因此他们必然失败。在正反两个方面，毛泽东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精英阶层不与民众相协调，敌视民众的生存利益是绝对没有出路的。正因为如此，从来没有人比毛泽东具有更加坚定的信念，要从源头上抑制精英主义，避免精英主义极端化，避免敌视民众生存利益最后引发革命的事情再度发生，避免中国历史再进入“一治一乱”的循环。
（以下几个段落引自拙文《体认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与对“中国式道路”的艰难探索》）“从中国精英阶层的表现来看，他们不仅没有这样的意愿，而且还曾是世界上最极端的精英主义制度实施者。老蒋时代“保甲连坐”就是中国精英阶层极端自私，忽视民众愿望的最佳注脚。五四时期中国精英主义者向西方寻找出路，从此就钻在西方的故纸堆里不肯出来，到今天还如此。这一特色注定了中国精英阶层是革命的旁观者，是建设时代的问题小孩，而不是一股力量。这同时也注定了中国精英特别是知识精英在1949年以后的可悲命运，但是精英们到今天仍然拒绝反省，仍然看不到给他们带来可悲命运的历史合理性在哪里。”
“1950年代初期，以批《武训传》，批研究《红楼梦》的唯心主义为起点的知识精英思想改造运动，就是希望知识精英主动通过学习，放弃精英主义思想，领会中国式道路的现实意义，从而成为中国建设的主动积极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可是思想改造运动最后演变的结果是人人都蒙混过关，对自己思想深处的精英主义思想不做任何反省和触动，根据一些知识精英后来的回忆，在做蒙混过关的检查时，甚至到了牺牲尊严和面子、完全说假话套话的地步。这在另一个方面也揭示了思想改造是无法通过纸上学习完成的，也无法在和风细雨的会议讨论中完成。”
“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中，不再是采用那种学习总结的会议形式了。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左与右还只是思想上的斗争，改正了错误思想还是好同志，不是敌我的划分。可是毛泽东还是失望了，这种方式仍然不能成功，因为知识精英新的抗拒方式是在检讨后的沉默和消极。仍然没有能够自觉自愿认识并走入社会，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为建设新中国发挥聪明才智和担负起领导作用。”
“1960年代，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开始从孔孟那里寻找突破。这个过程没有能够长期进行下去，1965年的战争动员态势，使得抑制艾奇逊所期望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成为必须。打倒学术权威和扫荡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知识精英的执着和狭隘，对中国式道路的抗拒和排斥，终于在一场最无法精确控制的运动中被提起被清算。接着是下放，下放倒是具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外在条件，但是这种条件是被精英们视作苦刑，视作随时结束的阶段性过程，缺乏主动完成人格修养过程的内在意愿，所以这个过程同样是劳而无功。考虑一些精英分子在美国洗三年盘子之后，有相当比例的人士倒是完成了心灵转变历程的事实，可以认定思想改造只有在自愿的情况下，才能在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洗礼中，意志得到锤炼。------如果今天使用解雇加竞争下岗方式，也许对付这些精英主义者就有成效得多。中国的知识精英是世界上最真诚最极端的精英主义者，西方的知识精英倒是多数人比不过大陆同行，看起来解雇制度和生存压力还是对精英主义者有巨大成效的。”
“在这个漫长的25年中，体现了人类为解决共同的永恒难题，为了解出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恶性循环，毛泽东做出了特殊的努力。毛泽东具有非常持久的耐心和毅力，总是热切地期望中国的精英阶层，能够率先走出这一步，为‘中国式道路’能够持续下去造就一个社会基础，但是毛泽东终于失望了。精英阶层不克制自己的欲望而损害民众的生存利益，在历史上总是表现为活不下去的民众揭竿而起，最后把旧精英集团干掉，新的精英集团在事实的打击面前，能够有所收敛，出现一个短期的‘小康治世’，时间长了精英们老毛病又犯了，矛盾积累开始为下一次起义做准备。”
“毛泽东和现代新儒家的区别是‘王道’和‘礼教’的区别；毛泽东和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区别是东方和西方的区别，是道德主义和丛林法则的区别，是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区别。这种区别具有根本对立的性质，是难以调和和妥协的，走平民主义的发展道路，在社会上就必须确立道德主义和整体协调的风尚；与这个目标相比，精英主义是天然自发的破坏力量，因此社会教化必须以精英阶层放弃精英主义为前提，以社会整合的实现求得社会教化的成功。如果中国走西方的道路不受资源制约，能够实现共同富裕，能够实现中产阶级在社会上占据大多数；或者中国具有第一世界地位，能够把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负担向外转嫁，把内部矛盾向外转移，那么可以认定错误将在毛泽东那一方，是毛泽东应该改弦更张；如果中国在西方的道路样式上没有成功机会，那么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别无选择，必须洗心革面。”
五、 中国传统政治的利弊得失
相传宋代赵普曾经有过“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这在每个朝代的开国时期应该是一个可以企及的目标，因为经过改朝换代的战争洗礼，旧的精英阶层在战争中已经被消灭，新的精英阶层已经在事实目前受到深刻教训：不能把精英主义推行极端化，不能敌视民众的生存利益，从而具有一定的主动与民众利益进行协调的自觉和意愿。
在中国历代传统政治中，从汉代举孝廉到后来以四书五经进行考试取士的做法，都是希望能够取到德行优秀的、能够以天下为己任的“经邦济世之士”来管理国家，这里面包含两个重大问题，一是治国终究是需要专业化的管理知识，而不是仅仅凭个人具有良好意愿就足以胜任；第二个问题是熟读四书五经的人并不一定是真正实现了知行合一，何况宋明以降，官方圈定的对四书五经的权威解释也成了绝大问题。
而且以儒学的流变为线索，明显可以看到中国本土精英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从先秦儒家的“王道思想”（中庸），到两汉已经流变为“治道”（不关注整体协调，只注重认同感建立，儒学已经开始工具化），宋明时期已经发展为“礼教”（只关注维护社会秩序，注重社会教化放弃社会协调，中庸观念几乎找不到了）。这个过程的发生虽然缓慢，但是理路却非常清晰，其社会背景是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日益突出，儒学作为主导社会思潮不可能不在精英阶层的主导之下，向着精英主义方向倾斜。宋明礼教由于偏离中华文化的本源很远，已经可以和西方的意识形态进行对照了，冯友兰的“接着讲”就是从这里试图去与西学“会通”的，在现代新儒家那里，良知已经成了疑问，冯友兰说良知是“假定”，而熊十力则辩称良知是“呈现”，而牟宗三就在一边听着，而牟宗三后来就是沿着这一道路继续往下走的。
中国“以德治国”的基础是“中庸”，其基本经验是在交通和通信技术极为不发达的时代，依靠认同感强化和人们的自觉努力，中国能够形成和维持大一统的国家，这对中华文化能够抵御游牧民族的侵袭而流传下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考虑到中国地形受到青藏高原隆起的决定性影响，长城以北多是干旱的荒漠，土地载畜量不足，对于游牧民族的生存而言，至关重要的冬季牧场极度短缺，因此在生存危机的激励之下，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合作也是空前的，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游牧民族部落军事同盟---匈奴、突厥、蒙古等---都出现在中国北方，这就更加不能低估中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历史作用。中华民族能够独自在世界历史中保留文化传统，决不是侥幸，而是经受了最严峻考验的结果。
由于中国历代王朝权力稳固，皇帝也相应可能作出一些长期打算，如治理水患、兴修水利、有计划地开发边疆地区等改善民生的举措，在这些方面中国历代也确是成就累累。而且由于王朝权力强大，因此相应地社会治安和秩序也比较良好，一些王朝往往都延续几百年之久，这无疑也有利于民间技术和文化资源的积累。王朝的管辖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所能够汲取的财力也非常雄厚，在客观上也有利于新技术生产和传播。由于民生条件的改善，在历史上，中国人口一直占世界人口1/4强，这与中国地理和自然条件的不足恰成十分明显的对照，毫无疑问，是“制度优越”才有可能取得这种“以人力弥补天然不足”的成就。1949年中国人口就已经达到5.4亿，比今天美国人口多出一倍，而中国的自然禀赋较之美国还大有不如，所以今天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人均资源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精英主义者们“超英赶美”的头等“负担”，好事又变成坏事，不可能不算作中华文化的一个缺点，因为战争、饥荒和瘟疫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发挥应有的“人口消灭”作用。
在中国传统的“以德治国”经验中，在社会等级制度上与欧洲的中世纪相比，中国农民的身份相对自由，没有欧洲那样稳定的“领主---农奴”制度，人身依附关系要相对轻微得多，这固然是因为游牧民族没有在中华大地得势的结果，也是大一统国家对民众的保护成效，也是儒家“以德治国”主张的落实，这无疑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而且中国传统文官遴选制度虽然弊端不少，但却是所有传统社会中，最向所有阶层开放的公开选拔制度，这个制度还体现了中国古人的理想主义的长期实践---由有德行学问的人来参与治理国家，虽然在今天现代国家管理体系和知识看来，当时官员治理国家的专业水准明显不够，遴选标准也不尽合理，但是在现代管理知识的积累过程完成之前，并没有其他可资替代的更好方式，也没有更合理的知识门类可以挑选。
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优势在于大一统国家机器的强大，其最主要缺陷也是这个原因所引发的。由于国家机器的强大，中国的精英阶层能够在更加大的程度和范围内，朝着实现精英主义化的努力，在精英主义恶性膨胀的时代，引发的民众苦难也更加沉重，而社会的最后纠偏过程不仅时间漫长而且社会代价也更大，这具体地体现在2000年历史“一治一乱”的循环上。不仅长期的战乱常常导致民众流离失所，骨肉分离，“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而且治国方略的失误，统治阶级的贪欲和征伐（考虑到中国历代对周边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优势，中国的对外征伐比欧洲要少得多有节制得多，而且其中绝大多数对外战争都是由防御战转入进攻的，这也是“以德服人”信念根深蒂固的表现），精英阶层的私利和私欲也往往带来更大的社会代价。而西方只是在近世完成现代国家统一之后，才发生比较大规模的欧洲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中世纪欧洲封建主的一盘散沙，使得欧洲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而延续200年的十字军东征，才使得欧洲的封建王权得到一定的加强，国王的影响逐步凌驾于一般封建主之上，西方真正的国家统一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兴起之后的事情。
由于中国历史王朝的权力影响巨大，商人找不到和皇帝做政治交易的机会，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政治转型无法和平发生，这是今天中国精英主义者新发明的中国传统政治弱点。而中华文化主张整体协调，传统的中国精英阶层眼光都不是放在增强竞争地位上，明显不利于技术进步和科学知识的积累，如欧洲后来那样许多封君和爵士之类的人就非常热心搞发明创造，因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首先就是用来争取优势地位的。
对于中国精英主义者来说，决定性的弊端是没有在西方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之前抢先下手。因为中国人从道德仁义出发不能够充分放开手脚，虽然掌握了航海技术（郑和下西洋就是证据），却没有象西方人那样用之于贩卖奴隶和鸦片，并完成原始积累过程和率先实现工业革命，并顺便把亚非拉抢在手里，使中国率先实行富裕和发达，以至于中国今天还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精英阶层日子还很不发达，中国精英们不去欧美会感到浑身不舒服，去又感到在洋人目前抬不起头来，并反复发现中国的月亮都没有人家的月亮圆，因此这是中华文化最无法原谅的过错。因为错误虽然发生在过去，但是后果却体现在现在，更重要的是他们至今看不到实现理想和梦想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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