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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守愈
“尊德性”与“道问学”可谓朱陆异同的一大特点，谁前孰后是他们争论的一个焦点。近来，我学习的时间并不读，但对学与用思考的不少。我常想古人的思想是不是能给我们以启发，宋明理学是集前人之说的新创者，从朱陆身上能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呢？
朱熹的理学虽然受禅学的影响，骨子里也与禅学的影子，但是他十分反对逃儒归释。朱熹《杂学辩·张无垢中庸解辩》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愚谓‘见性’本释家语，盖一见则矣。儒者则曰‘知性’，既知之矣，又必有以养之而充之，以至于尽，其用力有渐，固非一日二日之功。日用之际一有懈焉，则几微之间所害多矣。”（《文集》七十二）佛家只求顿悟见性，儒者则重积累，用功夫于日用常行之际，推类总结而“知性”。朱熹格物致知论中提出博学—积累—贯通—推类的这样一条路径。朱熹认为才能感具体的事物着手，通过分析研究，并与相似事物作比较从中找到共同的东西，这样积累起来，通过人的思维就可以明白万物的共同之理了。朱熹所讲的博学，一是读书，二是认识具体事物。
陆九渊就不同了，他认为人们的体人途径，应该是“先发明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以至于在鹅湖之会上陆九渊提出“尧舜之前有何书可读”。陆九渊认为只要明心见性就可以了，读书无非是衬托而已。鹅湖之会上，陆九渊认为“先立乎其大者”就是“此心”，“此心”终究长久流传，并能发扬光大，认为朱熹的“道心”是支离事业；朱熹则认为圣人相传的“道统”就是“此心”，他的“道学”就是传承这个“道统”的，认为陆九渊的思想空疏、简易。
鹅湖之会后，朱熹一方面说陆学“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南轩文集》二十二，《答朱元晦》四十三朱熹复书）；另一方面他又自省“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多践履之士，然于道问学处欠了。某架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故游某之门者践履多不及了”（《陆九渊集·语录上》）。朱熹经过几年的思考，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主张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在学习中不断培养自己的德行，发明本心，另一方面在发明本心中继续学习，以达到明心见性。后来陆九渊也与所悟，朱熹与吕祖谦写信说，“子寿学生又有兴国万人杰字正淳者亦佳，见来此相聚，云子静却教人读书讲学，亦得江西朋友书，亦云然。此亦皆济事也。”（《答吕伯恭八十一》，《文集》三十四）陆九渊不承认自己不教人读书，而是教的和别人一样。但他仍以尊德性为重。
其实，尊德性与道问学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古代以诗书传家的书香门第，总会有家训或其他的，但是后世仍会有不肖弟子。家训等固然是人行为的一种规范，但是它是死的。父母就不同了，或许父母的言传身教可以影响儿女的一生，不过又不仅如此。通过学习知识，在行为中体会知识，这样从父母身上得到素材，但又会进行改造，这种改造以后的认识就不会与他的父母一般了。
我在初中时，便提倡应该以品行为先，学习为次。纵然学习再好，品行不好，也难以为社会国家做出贡献，反之，如果用于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危害将更大。学知识不仅仅是为了知识本身，更重要的是从学习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为什么我在思考学与用的问题上思考这个尊德性与道问学的问题呢？有这样几个理由：一、我认为在学和用上，要一以贯之的注重道德修养的提高，并把它运用到实践当中；二、在学习宋明理学过程中，我对“气象”深信不疑，在读这些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体会到这些哲人的道德水准，故而在学习中可以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三、人之所以为人，就要尽到为人的责任，没有好的品质是不会做到这一点的。
今天在一刊物上看到一些知识分子对自己处境的不满，故然因为社会的某些不平等而造成种种不公正待遇，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只要自己是为自己的事业或能给社会造福，也就没有什么可以争的了。有些人学东西是死的，不会活用，在尊德性与道问学问题上，需要活学活用，在日常用行当中将自己的优良品质表现出来，便把二者结合起来了。前两天，我写《孔子传》时，注意把道德与孔子生平结合在一起，全面反映孔子的一生。
这也就是我这几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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