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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将如何转化
-----读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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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摩罗
近代以来，在历史上出镜最多的知识分子大多有经邦治国之志，而这些志士具体的政治设想大抵都是有着民族主义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文化支撑的。我这样说当然非常模糊，举个例子，比如说章太炎，早年热衷于革命活动是为了排满。我们都知道章先生在近代是出了名的狂士，，那么他的狂士作风是生与俱来的吗？我手中的资料还不足以了解章先生早年的生活习气，但是他的狂士之举，我们耳熟能详的，大抵都是革命之后。狂士这一精神气质在传统中大多是那些对“天下”，也就是当时的政局无力回天的知识分子不得以的精神选择。我记得许寿裳的《章太炎传》中有这么一节，大略是后期的持家弟子问先生，为什么不主张革命呢？太炎先生立刻表现的非常深沉，语重心长解释给弟子自己的立场，乃是革命之后比革命还要坏。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章先生的断言，但是在当时，这样的言论显然是颓废的，不能体现时代之精神。其实像章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少，但是他那些从现实中沉静下来的真知不足以使其在正史上留名。像章先生这样早年激进，晚年保守的知识分子太多了，他们尽管名动一时，但是往往是有了一定的真知灼见之后才从历史和公众的视野中退场，为什么呢？
一个不太理想的答案应该是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了，当然这不是逃避问题的托词，而是一种必要的审慎。就笔者自己的所观所感，我们当下的所谓知识精英大多缺少这样一种审慎的态度，我说这种审慎并非沉默，而是要保持必要的反思和内省，这种反思和内省的对象既包括自己，也包括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定位和走向，或者可以说，知识精英有必要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定位和走向来进行自我批判，从而最大程度的廓清自身和历史的迷雾，切实的吸收前辈知识分子的成败得失之教训。毕竟，今天可以参照的历史和现实坐标都大大的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当然，这只是笔者一点感慨，不足以就教方家。这也是我为什么要介绍余先生《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一书的基本动因。
近年，围绕读经问题，学界的争论可以说蔚然成风，至今还有抬头之势，我想随着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这种争论势必使传统文化更大程度的提上我们的案头。但是无论争论双方到底怀着什么样的学术立场，我以为为什么要重视传统，怎样对待传统，传统又如何转化这些问题的争论才具有时代性。关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清末和民国期间，有激进之人，或保守或全盘否定，当然也有一些持平之论。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谈论传统就有了时代性了呢？我们拥有百年的历史文化变迁之经验，而这些经验之新，现实意义之大，早就召唤我们突破前辈学者的噪急心态了，也就是说，如章先生等人的冷静是从自身的历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先前他的排满富国心态不能不说犯了噪急之病，包括五四时期一大批登上历史舞台的知识分子，而我们却有可能从他们的经验中去反思。关于中国百年的成败得失，如果围绕科学和民主来衡量，不能不说我们依然徘徊在现代的门口，而且西方当代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参照系，民主和科学并非是灵丹妙药，客观的说民国前后的知识分子关于民主和科学的诉求已经在当代投下了一定程度的阴影，这种阴影不在民主与科学本身，而是噪急心态的促使下，出现的某种视野遮蔽后诉求与现实背道而驰。随着知识分子视野的扩大，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越了五四时期，于我看来，一个非常有必要要澄清的问题就是传统。传统和现代到底存在着怎样一种关系。
在我看来，余先生的《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一书尽管都是散章，却有一条极为明晰的思考线索，尽管这些文章的时间跨度很大，但是线索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及由此推延出去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处境以及转化问题。归根结底，余先生最根本的学术追求也许就是要在客观认识传统文化的小现代处境中发现转化的如何可能。在“余英时作品系列”的总序中，他写到：“我自早年进入史学领域之后，便有一个构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欧）文化系统对照下，怎样去认识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为什么认识传统文化的特色呢，我想这和民国前后中国的历史教训是分不开的，所以余先生在总序中这样写到自己的预设：
20世纪初叶中国“传统”的解体首先发生在“硬体”方面，最明显的如两千年皇帝制度的废除。其他如社会、经济制度方面也有不少明显而易见的变化。但价值系统是“传统”的“软体”部分，虽然“视而不见”、“搏之不得”，但确实是存在的，而且直接规范着人的思想行为。1911年以以后，“传统”的“硬体”是崩溃了，但作为价值系统的“软体”则进入了一种“死而不亡”的状态。
价值系统的“死而不亡”无疑是近代以来所发生的，而且其影响随着“现代”所衍生的表面价值互相激荡，共同完成了我们当下各种价值观念的生成。余先生称此为“中国文化史上十分紧要也十分奇诡的一个向度”。我个人感觉，困扰余先生这个奇诡的向度到了80年代的那篇《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才有了突破性的学术进展。他在文章中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在形而上层次上表现出来超越方向的相反，我们中国文化是内在超越的，西方文化是外在超越的。我们可以感觉到，几千年来的古典文化一直强调的是修身以养性，可以说我们汉域文化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是这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超验层次上的价值追求，儒道两家都有这方面的修身要求，诸如天地大美，反身而成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于这两家是通用的价值观念。也可以说中国人有神性，但是没有西方意义上唯一神，中国文化强调通过“修”达到神性的超验生存效果。这样以来，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为什么佛教文化为什么那么容易在中国文化立足了，一般意义上说，佛教也没有人格神，强调的也是人的内省和修炼，而且中国文化强大的同化力在与佛教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发展了禅宗，比较客观的说，这可能是有一定的逻辑可能的。但是西方文化主要起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说”，也就是生活的表象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真理的本质世界，但是理性不足以满足人的价值生成，所以基督教和希腊柏拉图之后的哲学一起完成了这个任务，这在哲学史上已经是常识定论了。在余先生看来，无论内在超越还是外在超越，这二者如果单纯从价值生成看，没有优劣问题。重要的在于，外在超越的西方价值模式发展出了科学，因为有了一个绝对真理的形式理念，西方人一直在通过理性来探求终极和发现真理，西方的文化背景使人将整个世界对立起来，对象起来，进而观察和思考世界，这样才有了科学。而我们中国文化向来应该只有技术，技术是建立在经验积累和生活需要的基础上的，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没有西方人那种追寻终极真理的要求。
科学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并全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大约是17世纪的事，但是在很多大科学家来说，科学是和终极真理绑架在一起的，他们出于探索神意的目的来发现真理，并非是为了生活中的技术应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技术在西方科学家那里是副产品。但是我们知道，在近代，一开始还是淫技奇巧的西方科技很快成为爱国志士痛心疾首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因素。诚然，技术在当今世界当然非常重要，但是近代，特别是五四时期，以“赛先生”来诟病中国文化显然是出于技术要求的，而落后更本质的说就是技术的落后。但是我们还看到，作为探索真理的科学和作为应用的技术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是一体的。我们当然没必要把科学理念全盘的移植过来，但是这里却涉及到一个价值混乱的问题，也就是一个观念误解的问题，这可以说才是当代需要学术处理的新问题。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价值混乱并非表现在科学技术领域，以“德先生”而言，中国的政统是否就一定存在着一个与现代民主想悖的文化因子。无可否认，民主的现代进程一直挫而再挫，很多知识分子都以此判断中国文化的专制本性。以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言论动向看，这一点尤其明显。当时的历史处境很难不使失去民族自信的知识分子将罪责推到文化上，从而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内在反思批判。但是这个批判展开却不是从内在理数上开始的，现实的危机才是刺激五四学人的思考的一个本质动因。所以这期间关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价值设定表现出来这样几个特征。其一就是绝对的，西方的民主和科学都是不容质疑的价值理念。其二平面的，也就是对中西文化没有一种纵深的把握，忽略了双方文化的演变轨迹，而只着眼双方当时的政治、经济格局的比较。
可以肯定的说，民主如果成为一种绝对的，没有批判的，没有传统的理念，这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危险的价值倾向。因为我们在接受民主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学理上的清晰认识。在余先生看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一直没有机会获得有系统、有意识的现代清理”。首先说这种清理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必须经过现代的清理，传统是内在的 ，问题的发生却是外在的，现代清理或许意味着我们必须跳出以自产自消和外来和尚一定会念经的文化心理，也就是要避免情绪化的价值和道义诉求衍生出来的消极社会影响。
或许因为是史家出身，面对百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分歧和混乱，余先生得以从东西方的现代走向做一些持平之论，也就是走进东西方的文化纵深来思考中国的现代走向，我想这是殊为难得的。同时，我也感觉到介绍余先生这些思考时往往力不从心，在最大程度上剔除史料的前提下，如何从余先生的论述过程识拣那些容易接受的的思考结论呢，于我，怎么说都可能有粗疏之嫌。我只能说，余先生特别注意中西的历史演变和文化背景问题，正是这些前理解才使余先生最后在思考上做出了相当大的突破。我只能说他的学理，特别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将如何转化上应该是相当可以信靠，并有着很强的启示意义的。
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中，余先生介绍了这样一种学术现象，就是典范和突破。我现在删繁就简，意思就是说，在学术史上有人成了鼻祖，从而开辟了某一学术领域，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学术本身无法解决新问题，从而从异路杀出治学新人，改变了以前的治学格局，从而奠定了新的典范。我想，我们当下思想学术界的贫瘠和混乱，最重要一条就是没有从心态上跳出民国前后知识分子的道义和价值诉求。也就是说，我们忽略了传统，我们不但忽略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也忽略了西方的传统，这种忽略不是从态度上，而是从学理上，盲目的推崇中国文化和盲目的推崇西方文化背后的心态都是一致的。而在文化的生态上，具体到中国学人，我们如果不注意自己内在的传统文化背景，那么就必然在行为上出现知行分离的现象。
无可否认，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就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言，在某些领域甚至还不够有深度。但是现在看，这个批判的消极影响同时构成了“文化史上奇诡的一个向度”之组成部分。
笔者本人是非常推崇鲁迅先生的，而鲁迅却是对传统文化批判最深广的一个，对我来说，深度的批判确实能够甩掉传统文化的幽昧，也就是说批判本身是必要的。但是如何批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谨慎的问题。也就是要对传统文化去粗取精，使传统文化面对现代世界发生创造性的转化。在余先生那里，民主在传统文化里并不是绝对相背的，也就是说从学理上是完全可能打通各种关节的。之所以五四前后学人的价值诉求发生在历史领域往往相悖，很关键一条就是对政治寄予厚望。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政治焦虑症，把一切都建立在政治构想中，忽略了思想文化领域的“软体”准备。
余先生在《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的一文中指出：“多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仍然摆脱不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的拘束，因此不能严守学术岗位。”能否肩起知识分子进入当下以来的学术使命是需要破除功利之心的，精英意识和参政心态没有不对的地方，不过冷下心来，或许不得不说，传统文化的重建，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虽然漫长，但是不失为当务之急。而传统将如何转化呢，面对近百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分歧和混乱，我想，这或许是真正有志于学的志士不得不面对的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之一！
草于11月10日下午9点至10点和下午2点至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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