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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我有一个梦想,是想把一切关于宪法层次上的国家治理问题,都拿来用科学逻辑去自由地分析和思考;甚至希望每一个有能力思考的人都可以去这样做。我不想由一位“启示者”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然后让我把这种判断奉为永恒的真理,不管这位启示者是现代人还是古人。
美国学者阿瑟.奥肯是幸运的,他不仅自由地思考,还把他的个人观点公开出版,产生出《平等与效率》这样杰出的著作。但自由不是胡思乱想,不是胡说八道。奥肯的幸运还在于他是经济学家,而经济学的方法是最接近工程技术规范的人文研究方法。所以,奥肯的自由是在科学规范下的自由,而决不是个人价值观的无尽宣泄。
然而,经济学家在唯经济的时代如过江之鲫,并不是哪一个都能在宪法层次上驾御国家治理的基本问题。奥肯是天才,他在一小本薄书里把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一网打尽,并用尽可能通俗的和常用的文字条分缕析,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架构。这个架构里有他的是非判断,但伴随这些判断的不是居高临下的强制,而是不经意间讨论问题时由高超智慧所产生的启示。
一个现代国家最基本的施政难题,是划分权利领域和金钱领域的边界,也即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里说的是现代国家,不是诸如原教旨主义国家或处于图腾崇拜时代的国家。后几类国家要解决什么问题,大概只有它们的宗教领袖或祭司知道。
奥肯所说的权利,是指一种由国家在法律上强力保障的平等的福利享有权。权利本质上是一种福利。问题的难点是,任何人,任何集团,总想扩大自己的福利,那么,我们设定什么样的福利可以免费获得(至少在法律是如此),从而保障一个平等领域?又有什么样的福利必须付出代价以后方可获得,从而保障一个竞争领域?前一种福利的享有被称为“权利”,后一种福利的享有可以被称为“个人财产权”。
权利的享有不受种族、性别和金钱多寡的限制。权利不可通过金钱交易而被剥夺,也不可通过投票由多数人从少数人那里夺取。奥肯认为,权利的确立根植于三个理由: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和人道主义。
自由主义所重视的权利是针对国家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某些权利,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选举自由等,如果不能平等地施与每一个人(或成人),而是由国家去甄别选择,有区别地将权利授予自己认为“合格”的人们,个人的福利将必然受到损害,并与效率的提高毫无益处。但是,奥肯认为,自由主义不可能完全与国家对立,它要求把某些权力授予政府,以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
所谓多元主义是指人除过有追求金钱的动机之外,还会追求一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东西,权利的确立不能忽略后者的存在。于是,社会必定会在市场机制之外,发育其他机制,以约束市场机制。
人道主义强调维护人的基本尊严。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要求明确承认自我尊重和所有公民平等相待的原则。一个人可以有残疾,可以很穷,但他与富人和正常人一样应该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
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和人道主义所确定的人的基本权利不是固若金汤的东西,它面临一些消解性的力量。
第一种是政府的力量。尽管政府的某些权力是必要的,但历史经验证明,政府权力一旦产生,就有了一种自我扩张的内在冲动,并倾向于侵犯人的基本权利。天下的一切官僚机构都具有共性。但真正可怕的还不是过大的政府规模及其活动范围,而是其不受任何节制或制约。
第二种消解权利的力量来自市场。如果没有来自政府或传统道德的制约,金钱交易就会渗透到权利领域。选举权、言论自由权都可能被交易,甚至人的器官乃至生命也可能被迫交易。但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他与人签定基本权利交易的合同时,一定处于绝望的困境之中。所以,公民会同意政府对一些交易予以禁止,哪怕这种禁止可能侵犯了自由。然而禁止什么样的交易,又放开什么样交易却是一件难以确定的事情。
最可怕的消解权利的力量,是政府力量与“集体化经济”的结合。在这种经济中,市场被取消了,政府替代了市场,政府的力量失去一个重要的约束。奥肯的看法是:“市场经济有助于保护政治权利,以抗衡国家侵犯。私有制和私人决策约束了政府的权力——或更准确地说,约束了政府决策人物的权力——以及由此而来的侵犯权利范围的能力。”
尽管奥肯提出了上述观点,但在国家治理中,具体地划分国家权力、公民权利以及市场调节的范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经济科学至今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界限。但是,如果说几百年前的民主政治领袖是依靠个人信念来确立治国的宪法秩序的话,那末,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治理正在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可以由科学思想来解决的问题。我前面提到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离开梦想,回到现实,我们感受到的是沉重。历史经验证明,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常常不能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结局也往往不是因为公平多了而损失了效率,抑或效率多了而损失了公平;不幸的是两者都丢了,效率看不到,公平也没保障。这一类国家必然陷于无休止的动乱之中。我们该努力避免这种情况。
我看各门类的人文学者都应该认真地反复地读奥肯的这本书。经济学家应该理解自由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秩序,而政治学家或社会学家应该想到好的宪法秩序需要什么样的经济运行规则;哲学家也应该懂得宣泄个人价值观终归是一件无聊的事情。社会评论家也不妨拿起这本书读一读,以免自己的思想亮光不小心为那些貌似进步实则腐朽的东西而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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