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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塔在近代欧洲花园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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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德—海尔格·弗格尔
【内容提要】欧洲人对宝塔的兴趣和他们从乌托邦维度审视中国的历史密切相关。中国的宝塔最早出现在欧洲旅行家的传记中，随后逐渐开始了对这一建筑样式的仿造。在巴洛克时期，欧洲园林中的宝塔是专制王权权力欲望的象征。在洛可可时代，宝塔则寄寓着早期启蒙知识分子追求开明专制的政治理想。18世纪中期，欧洲人对东亚宝塔摹仿精确性的要求不断提高，这种仿造与当时人们对东方社会政治模式的平民化想像相一致。但是，到了19世纪初，围绕宝塔虚构的东方神奇世界失去了它的重要性，欧洲人建造宝塔的兴趣也随之减退。
【英文摘要】The interest of the Europeans in pagoda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Utopian idea of Chinese history.They began to construct pagodas after some early travelers described them in their biographies.During the Baroque period,pagodas in European gardens symbolized the absolute power of the monarch;during the Rococo period,they conveyed the political ideal of the early philosophes;in the mid-18th century,they embodied the Europeans'imagination of Asian political system.By the early 19th century,however,the mystery of the pagodas dwindled to insignificance;then the Europeans gradually lost their interes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agodas.
【关键词】东亚宝塔/欧洲园林/理想寄寓
Eastern Asian pagodas/European gardens/ideal sustenance
一、中国的宝塔
戚戚苦无ｃóｎｇ＠①，携手共行乐。
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
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
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
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
《游东田》（英译名为《在南京钟山的宝塔上》）一诗出自南朝齐代宫廷诗人谢眺之手，诗中表现的对山水景物的领悟，对人际关系的体察，与欧洲18世纪下半叶敏锐细腻的感性文化有相似之处。在某种程度上，谢眺对宝塔功用的描述，似与那些欧洲花园运用中国风格的建筑以点染情境相似。这种建筑是基于美学的旨意，即使自然与精神的交感互生更为活泼，也是基于宇宙哲学的构想，即澄怀观照，神与物游，融于宇宙。
另一首描述宝塔的中国古典诗歌来自于岑参。岑参是唐代活跃于中国西北边境的高级官员，他的这首诗描绘了慈恩寺宝塔的诗意图景，表现了这种建筑的风貌和特质：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
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
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
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
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
……
在佛教中，宝塔是宗教性建筑。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印度浮屠，是为祭祀而竖立的坟丘。“它超越了即使是名门显贵，个体肉身存在也要灰飞烟灭的必然。根据佛教的教义，这意味着超越佛本身可朽的尸骨遗迹……以这种方式，佛塔便变成了佛祖涅ｐáｎ＠②的标志。在不允许为佛塑像的时代，佛塔便被理解为展现佛祖形象的凝固表征。”但在中国，宝塔的建构还有其它的源起，如汉朝的多层ｌｉàｏ＠③望塔，也被用于天文观测、财宝贮藏或是狩猎娱乐。中国的佛教徒赋予宝塔形状以宗教意图，在这种情形下，佛塔的顶部只保留一个刹杆，它由奇数层的石质或金属的相轮贯套，串串的铃铛从塔尖周围向下垂落。通过“刹杆”，佛教圣地的象征意味增强，宝塔因此被视为世界的轴心，所有的事物都围绕它运转。随着佛教影响在中国的衰微，宝塔渐渐从其轴心位置退却，最终完全失掉了它原初被赋予的宗教功能，而变成了神灵的守护者和地方性庆典的场所。从此，在更多情况下，宝塔根据风水（而非宗教）的原理建造。风水是为了让风与水的力量运转流畅以达到地势的优化。宝塔被建造在醒目的地方，是为了使人工建筑与自然景观融洽协调，而且“宝塔仁慈的力量对一个城市和地区的运气具有影响”。
二、欧洲人游记中描绘的中国宝塔
欧洲人眼中的佛教宝塔完全没有宗教和风水的意义。他们只是从审美或实用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建筑形式，而且没有从中感到任何的象征意蕴。在马可·波罗《环宇记》有关宝塔的几段论述里，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在《环宇记》中，马可·波罗强调了宝塔的功用，但事实上，他没有看到这种建筑有任何实际的用途。而这是与他的商业意向相悖的。在一篇有关缅甸之行的叙述中，他谈到了宝塔最初的意义，即作为一位显赫人物的宗教纪念物：“在缅甸，曾经有一位强有力的国王。当他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时，就下令在他的坟上建造两座塔，一座金的，一座银的。……其中一座用石头建造，然后涂上二指厚的金子。这样人们就会以为整座塔是纯金的了。此塔有10英尺高，周长大致相当。上层是圆环状，周围的铃铛随风作响。银塔与金塔相同，周围也装饰着铃铛。国王把塔视为他权力的象征，并且护佑他的魂灵。真难以想像，世上还有比这两座塔更美丽更尊贵的东西！”马可·波罗关于杭州的叙述，听起来是热情洋溢的。他称这座城市是“世界上最为华美灿烂的城市”。在那里，他看到了许多美丽的建筑，其中“整个城市高塔林立，鬼节之日，人们带上财物来到宝塔焚塔钱”。这么一个关于宝塔形状和功能的简短叙述，对欧洲读者了解、想像宝塔建筑的独特风格是不够的，所以没有激起他们对这一建筑的仿造。
大约400年以后，欧洲人才发现宝塔凝聚着东方文化，并和模仿东方众多的舶来品一道，开始了对它的仿制。对此，纽霍芬·尼奥霍夫的《从（英）联邦的东印度公司到中国的大鞑靼可汗皇帝的使者》，形成了有影响力的引导。它影响的广泛并不仅仅因为它以多种欧洲语言出版，使欧洲对中国有了普遍的了解，而且因为它对宝塔作了详细的介绍。尼奥霍夫喜欢把对建筑结构的记述带入他的报告中，他甚至不惜在书中花费一章的篇幅来描绘宝塔。他特别喜欢他在安兴、临清和长清看到的宝塔，并把其中的一些作为书中的插图来介绍。但是他最为倾力描述的，是著名的南京报恩寺琉璃塔。他热情推崇它造型的独特和无与伦比的美：“我们走出城区，去看一座著名的宝塔。那里被中国人称作报恩寺……到了那里，你拾级而上……你所看到的所有营造设施都美轮美奂，巧夺天工，浸染着古老的中国风韵。我想整个中国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与这里媲美了……在寺院的中央，伫立着一座高高的琉璃塔，它是精品之中的精品，展现了中国能工巧匠独特的才华与智慧……当我由这件艺术杰作联想到其它所有的艺术杰作，由这座非凡的建筑追忆起其它精妙的建筑时，一个念头袭上心头，我要以诗把它凝固：将宝塔与世界七大奇迹并置，这在西方旧世界也许显得荒谬；我为你崇拜的庙宇的灿烂深感惊恐，啊，南京，在此没有人信仰真正的神灵！”或许，只有想到中国人将因为信奉佛教而不会得到耶稣的拯救，尼奥霍夫才会对世界第八大奇迹不属于西方而感到稍稍安慰吧。奥尔法特·达贝尔曾代表东印度公司出使中国，他在第二次、第三次的出访报告中证实了这琉璃塔给人留下的美好印象：“在一片广场的中心……耸立着一座琉璃塔。它是如此华美精巧的艺术杰作，以致在中国乃至地球的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与之比拟的对象。”在欧洲人眼中，宝塔，特别是报恩寺塔的巨大魅力，还在于这种建筑中所蕴含的象征意味。阿他那修斯·基舍尔是一位对中国历史相当精通的著名欧洲编辑家，他在1688年的《中国图说》中强调指出，在这个国家，宝塔是吉祥与繁荣的形象表现。这种见解至少意味着宝塔的风水功能被他预见。而且毫无疑问的是，自从西方17世纪文学上掀起了东亚文化热潮，欧洲人对宝塔的兴趣也与日俱增。那时，欧洲人不仅开始仿制东亚实用物品，也开始了对中国风格的建筑的模仿。这些建筑在功能上往往与佛教的宗教崇拜密不可分。
三、巴洛克专制时代，宝塔在欧洲园艺中的运用
几乎在所有民族的文化中，花园都是与对福地的想像相关联的，而且被用作当下生活的对立面。在这种意义上，花园是一个逃避日常生活的挫折和残酷的地方，人们可以在此找到暂时的平静和安宁。一座花园，就如同尘世的天堂、令人神往的桃花源，在那里，关于社会的乌托邦理想至少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之内得以实现。然而，这些在花园中表达的乌托邦理想反过来也对现实自身构成影响，它们将有助于改善现实生活的境况。在园林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伴有许多不同样式的乡土田园诗，它们大多源自文学传统。这些田园牧歌提供了与社会现实相对峙的有益模式，对人们在现实中的失意予以补偿。首先，花园是对阿卡迪亚的梦想。阿卡迪亚是上古时期的世外桃源，所以花园可以看做是对黄金时代乐园理想的实现。此外，我们也能在花园里寻觅到人间伊甸园的幻影。伊甸园的图景来自基督教，而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花园建筑设计，便是对这一梦想的实现。再者，花园的设计还受到游记文学的刺激与影响。比如对遥远理想文明的向往，对远古文化里“善良原始人”自然纯朴的赞美。在园林艺术发展史上，它们为花园设计彰显乌托邦特质，几乎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在欧洲，自马可·波罗时代起，东亚帝国——中国和日本异域文化的魅力，便是追寻理想社会的文学创作主题。因为那里有高度发展的文明，“无限富足”而且被认为四季如春，农业丰产繁荣。这些国家也被设想为由开明的君主统治，这些君主对民众的幸福安宁全权负责。在欧洲，没有人可以印证这种对东亚理想社会的设想是否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欧洲人只是把它看做“异域的福地”。纽霍芬·尼奥霍夫、奥尔法特·达贝尔、恩格勃特·京宝梵以及其他一些描绘17世纪、18世纪东亚风貌的权威作家极力渲染了它的迷人魅力。对欧洲园林艺术而言，这意味着通过对“世界第八大奇迹”——报恩寺琉璃塔的模仿，以追求快乐幸福、富足奢华。
最早模仿南京琉璃塔的欧洲建筑是凡尔赛的特洛亚农宫。这个小型的建筑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下令为他的情妇蒙泰斯达夫人修建的。它由建筑师路易斯·勒沃主持建造。路易十四之所以下令修建欧洲第一座中国风格的建筑，是因为它可以引发自己对中华帝王神秘后宫的想像，成为自己私下里寻欢作乐的场所。但是除了装潢，这座建筑并没有真正采用中国建筑模式。它模仿北京的皇家宫殿，在房间的布置上具有异域情调，房顶采用蓝白色的琉璃瓦装饰，看起来好像是对南京琉璃塔的隐约指涉。以这种方式，它仍在建筑的外观、色彩甚至香味上，保持了异域建筑富丽堂皇、鲜妍华美的总体效果。其中的香味，则是由异域的香花盒子散发的。单单是建筑的名称，以及它的造型所唤起的对它特质的联想，就足以使我们意识到，这个建筑是关于国王个人权力欲望的表达，只不过是以异域风格的形式呈现罢了。人们形容琉璃塔为“美妙诱人、精巧绝伦的建筑”，便是对这种王权欲望的隐密传达。同时，它以中国建筑格调做装潢，本土建筑做构架，也是为了证明在财富、权力和品位上，西方国王优越于东方君主。因为这种个体化的乌托邦观念，要求的是王权统治的幸福，所以它只对少数大权在握的君主有影响，而不可能为大众提供想像东亚美好图景的契机。
同样的情况还有巴伐利亚的王公马克斯·伊曼纽尔，他把对东亚的文化理想囊括进了宁芬堡花园的规划中。但是，他对中国风格建筑的借鉴仍然局限在联想的范围内。事实上，他并未采用东亚建筑构架的原初模式，而是继续运用欧洲建筑结构混合中国装饰风格来指涉东方。这个小型的消夏居所于1716年到1719年在宁芬堡公园建造，被称作塔堡，从它派生式的名字和内部装潢风格就可以看出它受中国影响的印迹。这座塔用蓝白色的琉璃瓦装饰，采用平面八角式构型，具有东亚宝塔的特点。然而，塔堡作为带有异域风格而又似是而非的东方建筑造型，也仅仅是为了满足特权阶级对东方理想世界的占有。在巴登的拉施塔特有一座模仿塔堡的建筑，同样是为了满足这一目的。它由弗兰西斯卡·西比娜伯爵夫人于1772年8月下令建造，只不过在这一建筑中，其顶部变成了帐篷造型。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在撒克逊王侯、波兰皇帝奥古斯塔那里仍可以看到这种追逐权力的特点。奥古斯塔下令在皮尔尼兹和德累斯顿修建中国风格的巨大建筑。建筑的屋顶并没有使用迈斯瓷制作的蓝白色琉璃瓦，那乃是日本宫殿建筑的特色。在这个著名的城堡里，收藏着大量来自迈斯和东方的中国瓷器。因此，它屋顶的建筑用料应是产自迈斯的独一无二的中国瓷，并因此与世界第八奇迹——报恩寺塔——的用料一致。这种材料像白金一样著名，独特而昂贵，象征着奥古斯塔的无上权威和富贵奢华。奥古斯塔乃是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外最为显达的王侯，他运用异域的外观装饰纯粹的欧洲建筑，意在张扬他的优越和傲慢，即不仅在德国王侯中无人可与之匹敌，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他也无比尊贵。他的意图是要在一切奢华竞赛中获得胜利，即便对手是东方皇帝。
四、启蒙运动初期的洛可可时代，欧洲对宝塔的接受
因为宝塔一直被视为封建专制王权欲望的象征，所以长久以来，它在欧洲园艺史上只是零星出现，不具有太大的意义。然而到了17世纪末，情况逐渐发生改变。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运用东亚的社会理想模式展开了对现行社会制度的批判，其目的在于借助这一范型对绝对王权体制进行革新和改造。那时，代表儒家理想的国家模式进入了欧洲人的意识领域，特别是受到了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的重视。他强调，有德而高贵的君主应该担负起社会的义务与责任，为了社会的和谐公正，他应该在各阶层之间做一个出色的仲裁者。我们可以从当时欧洲对东方建筑的“借用”中看到这种思想观念的具体表现，虽然开始阶段有些迟疑，但后来却形成了一股稳固的潮流。在这些被接受的建筑形式中，宝塔也以它的形体成为社会理想的重要表征。
著名的帕纳萨斯塔建于1707年，位于夏洛特公园之内，是欧洲花园史上最早的宝塔之一。它上下三层，坐落在一个人造石山和城堡的废墟上，由布朗施维格－沃尔夫堡的公爵安东·乌尔里希建造。毫无疑问，乌尔里希对中国以及宝塔的热情受到了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的影响。1697年，莱布尼兹在他的《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一书中，试图调和欧洲基督教文化传统和东亚哲学的道德教诲。乌尔里希公爵对儒家哲学的探讨显示了他对东亚社会模式的兴趣。而在其国家内部，这种探讨引入了开明专制主义（限制王权）的现代观念。这一观念鲜明地体现在帕那萨斯与众不同的建筑上：一片废墟上并立着两座塔，基督教的尖塔和东方的宝塔。这些异质建筑元素的组合，是对国家制度和社会风俗的一种象征和暗示，寄寓着基督教信仰与儒家道德教义的现代关联。而这一关联又是建立在阿波罗与缪斯的圣地——古代的帕那萨斯的废墟之上的。通过这种方式，这一建筑表达了安东·乌尔里希公爵东西融会的政治理想。也就是说，花园建筑对异域图景的追求表达了他的政治理念，即一个秉持儒家信念的统治者甘愿为了人民大众的幸福安康而不惜自我牺牲。
但是，最为成熟的中国花园式建筑坐落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的无忧宫内。这座花园也包括一座宝塔。即便在这里，开明专制（限制王权）的理念也得以展现。在波茨坦的无忧宫内，年轻的“王位上的哲学家”受到伏尔泰的强烈影响。伏尔泰是启蒙时期重要的哲学家，他受教于曾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腓特烈二世与伏尔泰以及他周围的哲学家对儒家政治理想的价值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我们还可以从这位普鲁士王的作品，如《反对马基雅维利》、《政治意志》中看到这种影响的印记。他受儒家影响的政治理论集中体现在下面的格言中：“君主是国家的奴仆……他应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全力以赴。”由于形成了这样一种理想，普鲁士君主决定修建一系列中国风格的建筑，作为他社会乌托邦理想的形象显现。以这种方式，中国茶亭、桥，日本厨房，雕饰龙形的房子形象地表现了普鲁士君主的观点和理念。国王和他的建筑师约翰·戈特弗里德·伯瑞宁也从波兰前国王、公爵劳瑞、斯塔尼斯劳·里斯希斯基花园里的中国式亭台中汲取灵感，他们还受到了尼奥霍夫在中国游记中提到的著名的辟支塔（山东长清）的激发。但必须看到，虽然波茨坦的宝塔具有尼奥霍夫所叙述的辟支塔的一些特征，如高基座、无需依傍支撑的圆柱，但宝塔的特质已丧失殆尽。一般而言，建筑所展示的乌托邦理想比对其风格的准确模仿重要得多。几个金色的中国人的塑像也是这乌托邦图景的一部分，他们环绕建筑四周，有的在友好交谈，有的在弹奏乐器，有的在品茶、吃水果，有的在进行其它娱乐活动。他们或站或立，或倚在金色的棕榈树上。一个权威人士坐在最高处金色的穹顶下，手持一根短杖。这个人显然是儒家教义的化身，因为他处于社会的最高层，思考着如何保障人民幸福的治国方略。这是一个英明的政府和护卫者的象征，而娱乐和艺术则表达了腓特烈二世对自身，以及对政治哲学的个体构想。
宝塔由乌托邦图景的表达彻底转换为一种趣味性的设计样式，这一转换出现在威廉·黑伯尼和达科尔英文版的图案书中。这本书18世纪中叶在图书市场上出现，其中的设计图案最突出的特点是样式新奇而远离思想。那高亮度的色调可以表达欢愉和快乐，却无法表达任何乌托邦理想。作为现实的例证，这一特点特别表现在一些私家建筑中，如海军上将安森在斯塔福德郡建造的六边形宝塔。这座宝塔是他在1725年从广州旅行归来后修建的，也是中国宝塔最早、最真实的仿制品之一。
五、启蒙运动的主要阶段，欧洲对宝塔考古学意义上的仿造
1739年，17岁的威·廉·钱伯斯第一次远赴印度和中国，开始了他为期10年的东方之旅。他是居住在哥德堡的苏格兰商人的儿子，后加入了瑞典的东印度公司。在他第三次和最后一次的游历中，他学习了中国的建筑和园林艺术，并于1749年从中国返回瑞典。这对他以后的生涯至关重要。1755年返回英格兰后，他迅速成为当时最富影响力的建筑师之一。因为他的缘故，模仿中国风格的花园建筑变得流行起来。特别是在欧洲大陆，由于他的理论著作，这些建筑赢得了更多的赞赏。
在钱·伯斯事业的起步阶段，他承接的第一项工程是设计威尔士公主道维格尔的邱园。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不得不从全世界搜集著名的历史建筑样式。其中建于1761-1762年的著名的十层宝塔便是其中一例。但必须看到，虽然钱·伯斯试图准确摹仿中国宝塔的建筑形制，像广州光塔、南京附近的报恩寺塔，但仍然遗留了欧洲洛可可和古典主义时期的造型风格。至于邱园宝塔仿制的非确切性，则缘于它结构上显而易见的根本错误，即它上下共有十层。而在东亚并没有十层宝塔的实例，因为按照宗教和风水习惯，宝塔的层数只能是奇数。也许这种不正确的建构根源于纽霍芬·尼奥霍夫的失误，他对报恩寺琉璃塔的介绍也是十层。尽管有这种错误，钱·伯斯的邱园宝塔仍然是后来欧洲所有宝塔效仿的典范。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几个仿例，如雅斯科基赛罗的宝塔，蒙伯利亚的宝塔，卡塞尔的卡尔索宝塔，还有奥伦尼伯姆的宝塔。
当然，随着对宝塔摹仿精确性要求的提高，宝塔所连结的意义构想也发生了改变。这种构想建立在英国限制王权的新背景下，建立在中欧开明君主专制得到发展的基础上。此时，社会中间阶层的理想不得不被认可。首先，这种理想是对自然和自由的肯定。这不仅意味着要在对植物和景物的运用中顺应自然，不再按几何图案进行增删和扭曲，而且意味着要遵循考古和历史的精确度来模仿他们文化语境以外的建筑。在英国的新式花园里，景物的自然形貌与人工建筑的协调被当时的人们看做是对自由社会理想的演绎。不同的景观构想表达着不同特点的乌托邦，并在花园的内部构成中拥有同等的存在权利。理想模式的多元共存是基于中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平等、宽容和分权观念，而每个人的快乐欲求都能顺利实现，则是由于大家都能怀抱着各自的梦想不受限制地进入花园。在这种情况下，宝塔和其他中国风格的建筑加强了东方幸福图景在欧洲普通民众中的影响。
花园景观设计的多样性原则不仅提供给人多种多样的幸福体验，而且为人类社会模式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性。这些别样的模式被视为当下生活的典范，因为它们似乎比现存的社会模式要优越。在这种意义上，运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民族风格的建筑结构便成了一种要求。当然，这也意味着宝塔已有可能脱离仅仅由尼奥霍夫、钱·伯斯提供的固有模式，出现新的形式。
事实也是如此。在随后的一个时期里，我们在宝塔的设计中看到了巨大的创造性。宝塔不再被仅仅建成六角形或八角形，而且也被设计为正方形或多角形。我们也可以同样在那时的建筑中发现运用材料的多样性——除了经常使用砖以外，也有纯木结构的建筑，让人想起典型的东亚木结构建筑样式。但是，纯粹砖石结构的宝塔仍是欧洲宝塔建筑的主流，有时，其中会加上一些铸铁构件。西方和东方宝塔最明显的差异在于它们所起的功能。在欧洲，宝塔被用于眺望风景、煤炭贮存、居民居住或节庆点缀，也被视为友情的纪念、舞蹈的平台、消夏之地、欢愉之所，甚至被做成一个喷泉。宝塔的造型总是遵循委托建造者的趣味，而与它的功用完全分离。这样，宝塔作为愿望表达的象征图式，仅仅对修建宝塔的出资人有效。他把宝塔建在自己的花园里，作为幸福、快乐、欢愉的形象显现。而对东亚建筑进行逼真复制的意图从来就没有占据过中心位置。
在18世纪的最后10年，评论界出现了对欧洲花园里中国式建筑的批评。一方面，这些批评基于园艺理论自身，由当时的著名人物希什菲尔德发起。希什菲尔德解释道：“对稀有、奇特的外来建筑模式的仿制与本土气候和自然风貌相抵触。”他举例说：“一座宝塔、一个小桥或小船仿佛把我们带到了亚洲，但它们周围的景观、树木和天空却时时让我们确信自己仍站在德国的土地上，这种错位使风景陷入混乱。”另一方面的批判来自于对儒家启蒙模式的省察，即儒家贤明伦理与中国社会的实际运转状况并不相符，对于这一情况的透析缘于清朝专制体制的实质日趋为欧洲人所了解。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是当时最猛烈的抨击者，他谴责了中国的落后和衰败，从而使东方乌托邦模式渐渐失去了吸引力。或者说，至少欧洲人失掉了以乌托邦维度审视中国的兴趣。代之而起的是对所有东亚国家地理、人种、古代艺术更广泛的科学兴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风格的建筑只在娱乐场所、贸易博览会上出现，而且通常是出于商业目的。它们或是作为戏仿的异域仙境为人服务，或是用于东方建筑的展示，为理性教育提供专门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宝塔虚构的东方神奇世界在欧洲失去了它的重要性。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忄加宗
＠②原字般下加木
＠③原字目加僚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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