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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WTO中的争夺战——与第三世界网络经济学家Martin Khor教授对话
2002年5月，一个世界著名的非政府组织――第三世界网络的国际部主任Martin Khor教授借到上海参加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的机会，顺便到北京访问。尽管这位有着中国血统的马来西亚经济学家（中文名为许国平）曾经被《远东经济评论》杂志誉为第三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在北上之前，仍然有一些忐忑不安：他不知道一直追随欧美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界能否了解并且认同他的观点。Martin Khor教授在北京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外经贸部等学术和政府机构，和中国的学者进行了深入的座谈。来自中国学者的热烈反响使得Martin Khor教授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当接受本刊特约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中心何帆博士采访的时候，他的心情仍然非常激动。
经济全球化：处处是陷阱
何帆：我们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非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出于促进本国经济进步、提高本国国力和生活水平的强烈愿望，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入到全球贸易的行列中；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政府也注意到，在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请问您认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
Martin Khor：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全球贸易应当有助于一国的经济福利和增长，但是，在当前的国际经济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却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1）进口自由化过快。这一方面的压力不仅仅来自WTO、IMF等国际组织的制度、规则的约束，而且还来自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的误导。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进口自由化会导致国内经济效率的提高，进而对消费者和厂商都有利。然而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在贸易自由化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一国要想从进口自由化中获益，还应有其他因素的配合，例如竞争力水平、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制度等其它因素。在这些因素未满足的情况下，如果一国的进口自由化过快，就会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例如工业化进程倒退、民族工业倒闭和严重的失业问题等。（2）出口利润的不确定性。由于在现有的贸易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缺乏提升其竞争力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导致了这些国家出口利润的不确定性。对于那些集中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初级产品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呈长期下降的趋势，导致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更不合理的是，发达国家普遍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和纺织品出口采取反倾销或其他保护主义政策以限制进口。对于那些出口竞争力不断加强，雄心勃勃地想要增加制造业和服务业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却对这些能够增加发展中国家出口利润的高附加值产业很高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给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设置了重重障碍。
何帆：这样看来，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自身条件落后或国内政策，外部的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能够得到多少利益影响相当大。这不禁让我感觉到，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可能处处都是难以察觉的陷阱。
Martin Khor：发展中国家仅仅注意本国的国内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即使实施了良好的国内政策，如果国际规则不合理的话，也会从外部颠覆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政策。从我多年来参与有关WTO的国际会议和国际谈判的经验来看，WTO的所有规则，都是由各自带着私利的个人制定的，其中必定将反映出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而且由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有利地位，可以说WTO现行的规则基本上都是由世界上一些超级大国按照他们的利益和定义制定的。因此目前这种形势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要改变现状，如果不改变现状，也许今天我们看不到这种现状带来的危害，但是在5年或者10年以后就会看到。
何帆：不仅仅是WTO，像IMF这样的国际组织也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操纵。IMF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让人们大失所望，但是也让人们看清楚了IMF的立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最近对IMF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他甚至得出“消灭剥削者”的结论。
Martin Khor：像中国和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些国家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而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为什么没能发展得这么快？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和马来西亚没有陷入债务危机。陷入债务危机本身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但是一旦陷入债务危机，就必须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时，就会相应提出一些条件，然而这些苛刻的贷款条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危害更甚于债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发展中国家实行进口自由化，向外来投资完全开放，然而这些前提条件付诸实施后往往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陷入一片混乱，并且在以后的20年都会处于衰退之中。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很多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经济一直没有发展的原因，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制定的，没有独立的国家经济政策。
何帆：中国正在踏上全球化的道路，这条道路上有很多隐蔽的陷阱，而且又没有路标，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出政策选择呢？
Martin Khor：的确，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如果采取适当的政策将会给本国经济带来很大的好处，但是如果犯下一次严重的错误，就可能导致以前的99次成绩前功尽弃。当前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全球化，如何采取适当的国内政策应对全球化。从其他国家学习有关的经验和教训当然可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必须努力保持自己的国内政策自主权，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政策，以便与全球化相互动。
国家应该控制全球化
何帆：您讲的这一点似乎与流行的观念很不一样，因为大家往往认为，随着一国加入经济全球化，政府干预应该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
Martin Khor：我们并不是要求政府像在计划经济中那样对所有的经济活动横加干预。但是，比如说，从马来西亚的经验我们就可以看出，强有力的政府和经济全球化是相得益彰的，而不是相互矛盾的。
马来西亚从独立开始就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之中。目前，马来西亚应该是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对外贸易占其GDP的90%以上，外来投资占GDP的比重也相当之高。它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奉行了所谓的自由贸易理念，而是因为马来西亚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可以独立地制定国家的经济政策。政府控制了贸易和投资的对外开放，这样才能够保证只有在本国部门具备竞争力的时候，才允许其对外开放。这一点在外来投资方面显得格外重要，马来西亚虽然欢迎外来投资，但是并不是每个部门都欢迎外来投资，例如橡胶园产业，马来西亚基本上都是从外国投资者手中买回，为本国控制。以前，马来西亚的外资银行控制了本国银行业的80%，而目前政府在这方面加以限制之后，本国的银行业在马来西亚已占有了80%。制造业方面，马来西亚欢迎外来投资，但是政府会把外来投资控制在49%以下，这样马来西亚就可以分享外来投资所带来的利润，否则大量的利润就会流出马来西亚，导致国际收支的逆差。
1997年，马来西亚经历了一场金融危机，主要是因为政府没能在金融领域实施有效的控制。当时马来西亚的货币是完全可以自由兑换的，外资很容易流入、流出马来西亚，使得国外的投机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对马来西亚货币发动冲击，而当时就导致了货币的贬值。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控制马来西亚，但是马来西亚在一开始错误地听信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建议是提高利率水平，削减财政支出，减少对本国公司的补贴，结果呢？在一年之内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从10%下降到-6%。幸运的是，马来西亚并没有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儿借款，因此可以自由地改变自己的经济政策。于是，马来西亚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建议，并且反其道而行之。马来西亚降低了利率水平，大幅度增加政府支出，向本国濒临破产的一些企业提供援助，实施资本管制措施，并且采取了固定汇率制，这样国内环境就稳定下来了，国内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
印度尼西亚曾经一直保持了8%的高速经济增长率，目前经济却陷入一片混乱。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印度尼西亚陷入了债务危机，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于是不得不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而它的主要错误就是听从了哈佛大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过于仓促地开放了国内金融部门，韩国和泰国的情况也是如此。韩国的公司严重依赖国外的短期债务。一旦有风吹草动，国外的资金迅速抽逃，使得韩国的公司出现了流动性危机。而在马来西亚，除非得到中央银行的同意，否则本国的公司不得以外币的形式向外国银行贷款。中央银行规定，本国公司的外币贷款只能是为能够带来出口收益的项目融资，并且该公司需保证用出口收益偿还外币贷款。正是这一条款才使马来西亚避免了一场灾难。
何帆：如果发展中国家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比如他们都希望吸引更多的外资，那么实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国家是否能够比实行政府管制的国家更占优势呢？外资会不会流向优惠政策最多的国家，并且迫使那些想保持政府管制的国家也不得不随波逐流，放松管制？
Martin Khor：即使是从国外投资者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他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发展中国家拥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因为只有强而有力的政府才能够维护国内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才能保证包括外国资本在内的企业家对自己的投资利润有稳定的预期。假定跨国公司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投资于非洲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可能对跨国公司许诺永不征税的优惠政策，可是这个国家的政府是一个孱弱的政府，国内连年内战，人心惶惶。另一种选择是投资到马来西亚，它必须向马来西亚政府纳税，同时接受马来西亚政府的各项管制。但是它对马来西亚的政治稳定可以有十足的信心。可以想像，明智的投资者一定会选择马来西亚。
何帆：您讲到了对待金融部门的开放一定要谨慎。实际上中国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中国加入WTO的协议书中规定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日程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很快就将面对国外金融机构的严峻挑战。
Martin Khor：WTO服务贸易协定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允许外国银行、保险公司和基金自由地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这一点发展中国家应该非常谨慎，因为WTO涉及的主要还是贸易问题。贸易开放对本国带来的收益是能够用经济学理论解释清楚的，但是金融自由化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在理论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如果发展中国家允许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市场，同时在WTO框架之下又很难给予本国金融部门支持，本国的金融业就有可能会被外国的金融机构控制。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在这些国家我们会发现外国资本争先恐后地进而金融业而不是制造业，金融业的利润远远高于制造业，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利润和资金正在不知不觉中向外流淌。如果发展中国家过早地实现了金融自由化，同时又缺乏相应的政府管制和风险防范措施，一旦陷入债务危机，就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也不得不听从它的建议，那么该国的金融部门就有可能陷入一片混乱。所以对于处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讲，金融部门应该是最敏感的部门，控制金融部门的自由化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WTO中处于不利地位
何帆：您能不能更详细地分析一下，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会在像WTO这样的国际组织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Martin Khor：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像中国这样新加入的成员，会在世界贸易组织中遇到三个主要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在WTO中的不利地位。
第一个问题是，现有的WTO规则不合理。现有WTO规则的利益分配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举三个例子。一个是农业。在现有WTO协议下，发达国家一方面劝诱甚至强迫发展中国家开放其农产品的进口，声称这将带来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的改善，声称农产品进口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问题比如本国农民的失业和收入下降都将只是暂时性的，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在千方百计地保护对国内农业部门的保护。发达国家仍然普遍实施对农业的各种补贴，以及对国外农产品进口的高关税保护，在有的发达国家，农产品的进口关税甚至高达300%。这种不对称的保护，使得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进口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由于农业人口仍然在发展中国家占很大比重，因此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农业一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应该要求WTO改变这些不公平的农业协议，要求发达国家取消对农产品的补贴，限制发达国家农产品向发展中国家的倾销。中国加入WTO之后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2002年的报告，中国在加入WTO之后，粮食的进口关税要从2001年的91%在10年之内下降到3%；饮料和烟草的进口关税要从2001年的58%在10年之内下降到10%。由于农产品进口关税大幅度降低，本国的农业生产可能会大幅度减少，例如中国的油菜籽生产可能会下降53%，饮料和烟草的生产可能会下降39%。我想举的第二个例子是知识产权协议。知识产权是赋予专利所有者的一样权利，专利所有者可以借此阻止他人使用专利，由于缺乏竞争，专利所有者就可以把专利的价格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以便攫取超额利润。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垄断阻挠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尤其是，在药品和计算机软件等领域，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垄断程度最为严重。尽管发达国家的制药商开发出来了新的药品，但是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使用的基因素材往往采集自发展中国家。
第二个问题是，发达国家仍然试图不断地将新的不平等的规则纳入WTO体系。WTO本来是关于全球贸易的国际组织，但是发达国家正在试图将金融、投资、甚至政府采购等领域纳入WTO的管辖权限。为什么发达国家为热衷于扩大WTO的实权？因为发达国家发现它们可以很方便地控制WTO，尤其是可以通过WTO的贸易争端机制制裁其他国家。发达国家本来想操纵联合国，但是却发现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影响音作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已经控制了IMF，但是用IMF操纵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除非一个国家需要向IMF贷款，否则IMF的手无法伸进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和WTO打得火热，竭力将新的权力赋予WTO，以便将不服从他们的国家直接告上法庭，实施贸易制裁。
第三个问题是，WTO的决策程序非常不民主。这使得发展中国家想要改变对自己不利的规则非常困难。因为现行的规则和决策程序本身就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只能在现有的规则和程序下谋求改革。但是，即便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必须起来抗争，否则，一旦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新规则出台，再想更改就难上加难。而且，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争斗正在白热化，留给发展中国家维护自己利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贪婪的发达国家
何帆：确实，我们已经注意到了，WTO似乎不再单纯是一个关于贸易的国际组织，而是逐渐囊括了金融和投资等各个领域。善良的中国人一直是抱着欢迎来自国外的竞争，试图借来自国外的竞争加速国内改革的单纯愿望来看待这些问题的，您的分析使我们对目前WTO中的争夺战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您为什么认为发展中国家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Martin Khor：发达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行动，力争把一些新的议题，主要是投资、竞争和政府采购带进明年的多哈回合部长级谈判。这些议题并非是贸易议题，WTO来关注这些问题只能分散其注意力。这些新议题一旦进入WTO的框架之中，发展中国家必将进一步失去制定经济政策的自主权，陷入更大的困境。
只要我们仔细看看发达国家提出的议案，就能够知道他们的真实动机。首先看投资议题。发达国家提出投资议题的用意就是要让外国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享有充分自由的权利，无条件地进入各国市场，不受限制条款的约束，可以自由地进行投资，享受国民待遇。甚至投资基金的活动或者转移也不受约束，连带投资者的权利也要受到严格的保护和充分的保障。
何帆：但是您所谈到的国民待遇原则，那不正是WTO的基本原则吗？
Martin Khor：什么是WTO的基本原则？在WTO的规章中，明确地指出其最根本的宗旨就是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才是WTO的神圣原则。换句话说，贸易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但是发达国家掌握了话语权，它们按照自己的定义拼命鼓吹国民待遇原则，久而久之，连发展中国家也相信了国民待遇原则才是WTO的基本原则。发达国家就是这样篡改了WTO的神圣原则。发达国家鼓吹国民待遇原则的最终目的是在发展中国家拥有100％的所有权，外国公司只要想进入一个国家，就可以进入，当地政府没有任何干预外来投资的权利，并且也不能向当地企业和个人提供任何优惠政策和补贴。最初或许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按照他们的意愿，不达到这个最终目标是不会罢休的。由于这项议题一面倒向发达国家而备受非议，目前其主要的建议者又提出了修正建议，即第一阶段主要注重透明化措施，接着是衔接步骤，展开连续为期两年的谈判，然后自动提升到另一项贸易协约的谈判。像这样一个接一个步骤的修正建议，其最终目的无非是要成员国最终同意把发达国家关于投资条例的概念列入WTO授权的规范内，让外国投资者享有最高程度的权利，把发展中国家政府原有的各项权利和制定政策空间削减至最低程度。这必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各个领域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影响发展中国家工商企业发展的各方面条件，削弱政府相对于外国投资者和债权人的谈判地位。
何帆：这让我想起了一个阿拉伯人的故事。有一个骆驼想钻进阿拉伯人的帐篷取暖，阿拉伯人拒绝让骆驼进来。骆驼就说“能不能只让我把一只脚伸进来”，阿拉伯人想了想，就同意了。过了一会儿，骆驼说：“我这只脚已经暖和了，能不能让我把另外的脚也伸进来”。阿拉伯人又同意了。再过一会儿，骆驼说：“我的脚都暖和了，就是头还有点冷，能不能让我把头也伸进来”。最后的结果是：骆驼终于钻进了阿拉伯人的帐篷，把阿拉伯人赶到了帐篷外边。
Martin Khor：第二个议题是关于竞争的议题。竞争听起来总是一个很顺耳的词。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竞争的理解却大相径庭。在发展中国家看起来，竞争政策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反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因为它们作为垄断的代表，恰恰站在竞争的对立面，这些跨国公司肆无忌惮地在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横冲直撞，极大地危害到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在发达国家看来，竞争政策的主要目的却是允许发达国家的企业能够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和当地企业“平等”竞争。1996年新加坡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上，各国同意设立一个工作组研究贸易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按照当时的说法，这项协议并不是要成员国承诺将来谈判关于竞争的议题。但是，目前欧盟仍然不断催促落实关于竞争议题的谈判，并且建议把它列入明年的部长级谈判。如果你有机会看到欧盟关于竞争议题的提案，就会知道他们有多么贪婪。按照欧盟的提案，像科研项目都必须向发达国家开发。比如，如果中国人民银行想要研究人民币的汇率问题，然后把这个项目交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达国家就可以提出诉讼，因为这个项目没有向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开放。正如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代表所宣布的，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为了在发展中国家订立竞争条例，以方便外国企业机构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进行自由竞争。这对发达国家来讲是有利的，可对于发展中国家却是不公平的。一旦这项协议纳入WTO的框架之中，必将削弱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本地企业提供优惠的权利；同时发展中国家也不能伸缩性地选择适合各自国家的竞争模式，以迎合不同时期的经济环境变迁；并且那些发达国家所倡导的竞争模式也未必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
第三个议题是政府采购。1996年新加坡WTO部长级会议上同意的议案是建立一个工作组研究政府采购中的透明化问题。但是，到如今，欧盟等发达国家已经拟定了一份详细的要求将政府采购纳入WTO谈判的议案。直到目前为止，政府采购可以豁免贸易自由化。但是如果发达国家如愿以偿地将全球性的政府采购事务及相关的市场全部纳入WTO规范化的市场条例管制之下，发展中国家就将受到极大的冲击。一般来说，除了少数国家，对外贸易在一国GDP中的比重大致在20-30%左右。政府采购却包括了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和与政府有关联的企业的采购，这样算下来，政府采购要平均占到GDP的70%以上。欧盟提出的政府采购的议案中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各级政府采购，比如社区医院的护理工作、城市街道的垃圾清理、甚至包括清晨送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采购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政府购买多少台电脑或多少套软件。当一国经济处于衰退的时候，政府采购可以有助于扩大本国国内需求，刺激经济复苏；当国内的幼稚产业处于发展初期的时候，政府采购有助于迅速地培育国内市场，推动本国产业的发展；如果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或其他经济社会问题，政府也可以方便地用政府采购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一旦政府采购必须纳入WTO管制，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政策自主性，发展中国家政府不能再给给予本国公司任何提供公共用途商品、参与公共服务和承包政府工程的优先权。
假如这些新议题一旦进入WTO的框架，那么发达国家的企业机构就可以自由地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展中国家必将失去管制那些外国企业的自主权，也必将丧失制定相关的国内政策的自主权，难以有效运用宏观经济、金融、发展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满足国内政策目标。在发展中国家不断丧失自主权的同时，发达国家却试图将劳工标准和环境问题纳入WTO体系，以便在妨碍到其国内利益的时候，方便地祭起保护主义的大旗，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相关商品进入他们的市场。
第三世界联合起来
何帆：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发展问题并参与WTO谈判的经济学家，您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应对新一轮的谈判？
Martin Khor：首先，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的谈判中应该共同提出如下要求：第一、首先敦促发达国家落实已经通过的议案，比如取消对纺织品的进口限制、减少对本国农业的补贴和保护。只有在这些任务已经完成的前提下，才能提交的新的议题。第二，即使提交新的议题，这些议题也必须是与贸易有关的议题，反对把非贸易的议题强加给WTO体系。那些非贸易的问题并非说不重要，但是WTO显然不是讨论这些问题的最适当的场所，比如有关劳工标准的谈判，为什么不放在国际劳工组织这种已经存在的专门的国际组织去谈判？第三，必须改革WTO的谈判规则。今年5月份，在WTO的议会大厅，15家发展中国家共同提出了如何提高明年部长级会议效率的建议，其中的一条建议是，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议题必须登记并列入讨论的日程表。这听起来似乎相当荒谬，因为这是任何一个组织都需要满足基本原则。设想在开会的时候，有的会议代表的议案根本无法摆上谈判桌，这种组织能够说是民主的吗？但这正是WTO的现状。发达国家经常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议题置之不理，在最后的谈判中我行我素地抛出完全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草案要求大家讨论。所以，发展中国家争取自己利益的斗争是相当艰巨的，我们必须从最基本的权利开始争取。
何帆：我还有一点疑问。当我们使用第三世界这个概念的时候，实际上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发展中国家，有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实现了经济起飞甚至加入了OECD，有的则仍然陷于贫困的泥沼。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有相互冲突之处，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的数目很多，这势必会增加他们实现集体行动的困难。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
Martin Khor：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利益相差较大，比如在贸易方面，有的国家可能是粮食的进口国，有的可能是粮食的出口国，这些国家的利益就很难达到一致，但是发展中国家在一点上却有着共同的立场，那就是在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应该有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更多的自主权。由于集体行动中的协调成本，发展中国家达成一致同意，改变现有规则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在制止新的议题进入WTO框架方面我们却可以有所作为。在WTO框架下改变一个新议题要比改变一个旧协议容易得多，只要有5个或者10个发展中国家抵制，新议题就不可能进入WTO的框架。我们是WTO中的大多数。只要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就能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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