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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农业增长的一个例证
——以清末民初冀中定县为中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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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铮
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在维持传统的基础上，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最明显的莫过于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力特别是农业产量、农业劳动生产率有没有发生变化呢?近几年学术界争论颇多，有的仍然坚持成说，认为农业生产力水平日益下降，农村经济出于破产之势；有的则认为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美国学者马若孟甚至提出，1890—1937年中国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尽管幅度很小，但至少表明农业生产并未因人口的增加而导致人均产量的下降。②而另一美国学者黄宗智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属于“没有发展的增长”，可以概括为“过密化”现象。③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我认为，只有在大量微观的、区域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才能综合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本文就以清末民国时期的河北定县为例，从粮食产量这一角度对此问题做一探讨。二三十年代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做了大量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这些资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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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文与邓红合作。
②参见aalnon H．Myers．'Fn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epei And Shantung．1890—1949．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0．
③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
一
粮食产量包括粮食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两个指标。
以1933年为例计算，谷子、小麦、高粱、玉米、甘薯等18种粮食种植面积为108万亩，总产量为2112．6万斗，单位面积产量19．56斗。①不过，单纯从这两个数字，是无法判断农业生产水平的。所幸定县实验区社会调查部主任李景汉先生有一个估计，1934年农产物的数量比1920年以前增加了三分之一，②按此可以计算出1920年的粮食总产量为1408万斗。如果仍按1933年的粮食播种面积③，平均亩产量为13斗。由此看见，1934年比1920年的粮食单产量增加了32．8％。另据翟城村的记载，清光绪以前，每亩粮食产量最多不过十二三斗，④按此计算，30年代粮食单产量比清末提高了百分之五六十以上。
徐秀丽通过对华北平原的考察和统计，认为20世纪头30年农业生产形式较好，粮食总产量有所增长，亩产量也继续上升。⑤清末民初定县粮食总产量、单产量的提高表明，上一结论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当然，我们不否认农业生产力在有的地区特别是在某一时段，可能出现下降的现象，但那种将近代中国农业生产概括为一团糟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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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李景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4年版，第7—8表整理计算，计算方法详见李金铮《二三十年代定县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之研究》，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论文1988年，第42页。
②李景汉：《中国农村土地与经营问题》，《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1936年。
③如后所述，二三十年代耕地面积变化不大。
④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年版，第112页。
⑤徐秀丽：《中国近代粮食亩产的估计——以华北平原为例》，《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二
那么，粮食总产量是靠什么增长的?从理论上推论，粮食产量的增加不外乎两个要素，即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
靠耕地的开垦能增加定县的粮食产量吗?据统计，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全县有耕地169万余亩，咸丰八年(1858年)减至157．5万亩，同治、光绪年间为157．8万亩，此后至1927年的钾年问几乎没有增减，1928年以后上下浮动在1万亩左右。①总的来看，二三十年代定县耕地面积比清初、清中叶减少了一些，但变化不大，基本上维持常数。可见，粮食总产量的提高是不可能靠耕地面积的扩大实现的。
看来，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增长才能解释这个问题。如上所述，定县粮食单产30年代中期比20年代前后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强，比清末增加了百分之五六十。问题是要找出这一时期粮食单产量增长的原因，我认为，主要因素有三个：
第一，农田灌溉面积的扩大。
定县处于华北平原地区，属北温带中部，气候干燥缺雨，分配不均，尤其是春旱经常发生，严重影响了春播和冬季作物的生长(主要是冬小麦)。因此，水利灌溉对于华北的农业生产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根据水源情形，农地灌溉一般有河水与地下水两类。但在定县，河流灌溉作用很小，境内虽有唐河、沙河等几条河流，但“水利虽小，水患却大”，雨季时降雨量大，河水猛涨，导致水灾，冲没田地；旱季时雨量较小，河水流量也小，因此解决不了田作的干旱问题。②鉴于这种情况，地下水灌溉是旱作地区的关键，这一地区的地下水灌溉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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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冯华德、李陵：《河北定县之田赋》，《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第3期，1936年4月；冯华德：《比较江宁、定县、兰溪三个实验县的财政基础》，《大公报经济周刊》第136期，1936年。
②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6—17页。
据村人传说，定县很早就开始凿井，但究竟起源何时，已无记载。就现存的史料看，清光绪末年(1906—1908年)，雨量稀少，旱灾肆虐，已有村庄开始大量凿井。1906年，翟城村村长、士绅率先商议凿井，先在公共土地开凿8眼，供村人模仿。又议定奖励规则，对家境困难但愿意凿井之家，贷给一半公款，使之实现凿井愿望。到1915年前后，村内凿井一百多眼，能灌溉3000亩左右。此后，又实行组合凿井法，由几家贫困户分担经费，合凿一井，共得灌溉之利。①
约1919年夏秋之交，华北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旱情，1920年春、秋两季旱情更加酷烈。其中，河北省遭灾最重，到处收获无几，饥民遍地。新成立的国际救灾组织——中国华洋义赈会，对华北各省进行救灾活动。除了直接救济外，还提倡新法凿井，通过恢复农业生产解决农民困难。当时每凿井一眼，需大洋40元，由华洋义赈会贷款20元，资助农民凿井。后来，河北省实业局还通告各村，凡能凿好井者，可以得到官立平粜局所余的款项作为补助，以资鼓励。农民也逐渐掌握了造井新法，如黏土造井法、沙土造井法等。在华洋义赈会和政府的帮助下，农民掀起凿井的热潮，凿井数量大为增加。②以定县三个村为例，清顺治、康熙朝至1920年270多年间共开凿了174眼井，到1921—1928年仅7年就开凿296眼。③从全县来看，清道光时有井8119眼，平均每户约合0．23眼；④到1930年就增至近60000眼(包括村内村外)，为道光时的7倍多，平均每家增至0．89眼。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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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12页。
②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11页。
③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41页。
④据(清)宝琳《直隶定州志》卷六、七，地理·乡约，计算。
⑤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12页。
随着凿井的增多，农田灌溉面积有所扩大。30年代，平均每眼井的灌溉能力为22．5亩①，1930年村外有井39799眼，可浇灌田地895478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158．8万亩的56．4％。②可以肯定，有些村内井也可用于灌溉田地，如果将此部分算入，井灌比例还要增大。1934年，国民政府内政部李宗黄在定县考察时见到的“县政建设统计表”显示，全县种植面积共10170顷，其中井地6102顷③，占总种植面积的60％。与1930年凿井数量及其灌溉面积对比，李宗黄所见到的统计表大体是实事求是的。 井灌面积的扩大，直接导致了粮食亩产量的增长。翟城村经过开展凿井，到1915年前后，“就是按出佃来论，有井的田地比较旱地所得的租价，可以增至一倍”。④租价增加，说明农田的产量较前提高，否则佃户不可能与地主达成增加租价的协议。到30年代，李景汉说：“由于定县井多，将华北的旱荒问题，可以说是大致解决了。”⑤农作物“可年年收获，而无枯苗之患”，“近十年以来产量大增，是由于遍地凿井灌田的结果。”⑥我认为，这一说法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井灌解决了部分的雨量缺乏问题，是可以肯定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凿井灌溉对农作物的种植方式影响很大。以前由于春旱，种植冬小麦者较少，“自凿井灌溉以来，许多田地在一年内可得两次作物。第一次作物为小麦或大麦，第二次作物为谷子、甘薯、豆子、花生、荞麦等。”⑦
第二，甘薯高产作物的大面积种植。
近代特别是民国以后，由于人口压力的增加，粮食需求的扩大，刺激了高产作物的大量种植，从而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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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44页计算。
②据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12页；冯华德、李陵：《河北定县之田赋》，《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第3期，1936年4月，计算。
③李宗黄：《考察江宁、青岛、定县纪实》，第215页，南京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236、卷号46。
④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12页。
⑤李景汉：《住在农村从事社会调查所得的印象》，《社会学界》第4卷，1930年。
⑥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11、613页。
⑦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55页。
甘薯的种植最为典型。这种作物以产量高而著称，适应性极强，耐旱、耐瘠、耐风雨，病虫害亦较少。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极适宜于生活水准低下的普通农民的消费需要。清乾隆时，甘薯传人河北，但何时开始在定县种植，已无从考证。无论如何，到了二三十年代，甘薯已成“定产之大宗”。①据1930年的调查，全县有408个村把甘薯当做主要作物、次要作物、第三或第四种重要农产物来种植，占全县总村数的90％强。②到1933年，甘薯种植面积已达109502亩，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10％强。总产量达29998万斤，全县平均每人约合700斤③，这是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可以相信，甘薯的大量种植是推动定县粮食产量增加的重要因素。
第三，劳动力的大量投入。
据统计，清光绪时定县有213319人，l923年又增至376040人，1934年更增至439729人。④无论平均一个人折合成人多少，劳动力基本上是与总人口的增加成正比的。按此，1934年的劳动力数量比清光绪年间增长了2倍多。一般说来，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将带来农产量的增加。上述无论农作物轮作的集约经营，还是甘薯等高产作物的种植，恰恰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表明劳动力的投入与此是相互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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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贾恩绂：《定县志》卷一，1934年刊本。
②据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251—254、607—610页，计算。
③据李景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7—8页计算。
④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21—122页；李景汉：《从定县人口总调查所发见之人口调查技术问题》，《社会科学》第2卷第3期，1937年9月。
三
通过以上分析，清末民国时期的粮食产量相对以前的确有一定的增长。二三十年代华北地区的粮食亩产量多在100公斤以下①，而1933年定县的粮食亩产19．56斗，折合成市制为166公斤。②相比之下，定县的粮食亩产算是比较高的。不过，如果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粮食产量相比，就显得很低了。1978年，定县粮食亩产为283．5公斤，到1988年增至597公斤。③那么，是什么制约着粮食生产的扩大呢?
以往学者普遍认为，粮食产量低下主要是由于生产工具落后造成的，而它们又是传统小农经营制度、人口压力过大的结果。应该说，生产工具落后以及小农经营制度、人口压力过大都是事实。农业生产工具的确比较原始，直至二三十年代，依然沿袭着传统的农具形式，“始终不能有所改进”，“各地所通用关于整田、种植、收获、搬运作物、调制谷类以及杂用农具，多属构造简单”，皆为手工和畜力使用。④笔者对定县二三十年代的农具与古代的农具做了一下比较也发现⑤，耕地犁、耧车、水车、辘轳、镐头、镰刀、筢等，在结构和制作上都没有什么变化。而生产工具的停滞状态，又确实小农经营方式密切相关。1928年200个农家的调查显示，6500亩耕地被分成1500多块，平均每块只有4亩，甚至有的农家的土地分成17块、20块之多⑥，这样的碎块式经营无疑阻碍了大机器的使用。人口压力的确很大，黄宗智认为，华北地区：“一个成男，可以耕作15亩以上”。⑦姑依此说，1934年定县有耕地1588233亩，可容纳劳动力＝1588233÷15＝105882人。有人认为，中国近代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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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9页；卜凯：《中国土地利用》，成都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41年版，第282—283页。
②以每斗17斤计算，见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93页。
③定州市统计局提供。
④李景汉：《中国农村土地与农业经营问题》，《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1936年。
⑤中国古代农具样式，参见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中国科技史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⑥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23、625—628页。
⑦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178页。
人口平均是5个左右，劳动力一般是两个。①按此，定县439729人应合劳动力439729÷5×2＝175892人，与全县劳动力的容纳能力相比，定县过剩劳动力达到70010人。而过剩的劳动力取代了部分的生产工具改良，是必然的结果。我要提出的问题是，生产工具的落后与粮食亩产量的低下有必然的联系吗?
从理论上说，这种看法似乎是对的。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表明，由人民公社集体化改行承包责任制，仍然是小农经营方式；中国人口数量已经达到十多个亿，人口压力比以前还大；农业生产工具除了运输工具外，依然比较原始落后，但就是在这几项要素没有多少改变的情况下，粮食亩产量竟比二三十年代大大上升了。可见，以往学者的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
我认为，近十几年来，中国粮食产量之所以显著增加，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由于生产技术尤其是田间管理日益改进；二是高产品种广泛推广；三是化肥肥料大量使用；四资金投入越来越多。而这一切要建立在科技人员的研究成果和推广、农民日益富裕、广大农民思想解放之上。在传统农业时期，由于知识贫乏与经济条件的限制，农民最怕担风险，不敢冒然接受以前不熟悉的新东西。平教会在定县的实验人员就对此议论道，农民“富于保守心，凡外来之事物，非其所习见闻者，每每不易接受。即以农业改良而论，凡是以增加农业生产者，在理应无不为农民所欢迎，然以其所应用之方法种种，有非其所素习而不能了解之故，逐致往往怀疑而不前。”②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报纸、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的迅速传播，以及科技人员的下乡扶贫等，都极大刺激了农民思想的开放。尤其是在经济逐步富裕，有了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时，农民比较容易接受新的生产技术，从而促进粮食产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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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何清涟：《人口的悬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
②平教会生计训练组：《定县实验区经济建设实验之各种方案》，第3页，南京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284(2)，卷号117。
对此问题的思考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历史研究不能局限于先人为主的理论，而是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反复检验才能得出接近科学的结论。
四
总的说来，在小农经营方式下，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都会达到较高的程度。但是否像美国学者马若孟所言，189—1937年中国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定县的情况是否能说明这一结论呢?
先看定县的人口数量，清代光绪时，定县人口总数为213319人，1923年增至376040人，1934年更增至439729人。①也就是说，1934年的总人口比1923年增加16．9％，比光绪年间增加1．06倍。但同期粮食总产量1933年比1920年增加33．3％，比光绪末年增加百分之五六十。不难看出，30年代与20年代前后相比，粮食产量的增加快于人口总数的增长；但与清末相比，粮食产量的增加慢于人口数量的增加。由是定县的事实并不充分支持马若孟的论点。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粮食产量的增加是在大量追加劳动力的情况下实现的，就难免造成土地收益率较高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尖锐矛盾。将30年代中期定县农业生产与经济发达的美国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定县劳动生产率是多么低下，见156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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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21—122页；李景汉：《从定县人口总调查所发见之人口调查技术问题》，《社会科学》第2卷第3期，1937年9月。
如表所示，定县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一般比美国要高，除了高粱略低外，玉米、小麦、稻子分别比美国高636、164、2173斤，这说明小农经营之下粮食亩产量绝不逊色于大农场经营。但由于定县农作物投入的劳动力较大，所以在每小时产量上，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正因为此，定县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较小，用于吃饭的粮食都不够。我根据有关资料计算，1933年，除去种子用量、田赋折粮量等，定县粮食产量不足农民食粮消费达20多万斗。①由上可见，黄宗智认为中国农业经营存在“过密化”现象以及“没有发展的增长”，是有一定根据的，定县农业生产的状态可以为此提供佐证。
可能有人不同意将中国小农经营与美国的大农场经营进行比较，甚至认为这种比较没有意义。对此我是这样看的：中国人多地少，美国人少地多，不同的国情导致农业经营方式迥异，以任何一方作为标准来衡量另一方都不是特别合适的。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意义，至少能够说明劳动生产率与农业经营模式是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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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会铮：《二三十年代定县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之研究》，第124页。
其实，经济的真正增长应该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只有如此才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否则，生产总量即使有所提高，但如果人均产量仍然很低，经济总体上仍处于落后状态，人们的生活水平不可能发生质的改变。问题是，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只要这一格局不变，我们的小农经营模式就不会也不能改变。因为只有小农经营才能吸收较多的劳动力，也只有投入较多的劳动力，才能维持较高的产量水平，从而养活现有的庞大农民人口。可见，人口压力与小农经营是很难走出的困境。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恐怕重要的已经不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而是城镇工商业的发展问题。只有城镇工商业发展了，吸引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剩余劳动力，才有望改变小农经营的低效率局面。
原载《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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