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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农田灌溉方式与江汉平原的旱灾
——兼谈“不合作”视野下的农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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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首燕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9)
《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l期
[提 要]本文表明，个体化基础上的灌溉方式无法将大江大河的水引入农田，“不合作”所带来的农业风险并不亚于旱灾。乡村干部缺乏治理资源，村庄缺乏内在约束力，包括水利在内的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农业生产成本剧增。要使“减负”真正成为“增收”，尚需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而非抽象的“国家退出”所能解决。
[关键词]农民合作；农田灌溉；农业风险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6)01—0217—03
一、引 子
2005年7月6～12日，笔者对正处旱灾之中的沙洋县高阳镇新贺、贺集、季桥三村进行了一次调查。这些村庄位于江汉平原的边缘地带，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农民以种水稻和油菜为主要收入来源。从2005年春天起一直到夏天，滴雨未下，江汉平原遭遇了建国以来50年未见的大旱年。水是农业的命脉，农田灌溉于是成为整个夏天这里的农民最头疼的大事。在前往该镇新贺泵站(人民公社时期所建，原灌溉面积1．4万亩，现约有0．5万亩灌溉能力)的路边，从宽阔的渠道飞流而下的水，和路边因干旱而裂开几厘米口子的稻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带路的当地人告诉笔者，水是从泵站里流出来的。
那么，为什么泵站附近的稻田会干裂形成几厘米宽的口子?泵站的水流往了何处?这是从第一天起就存在于笔者心里的疑问，这疑问在以后几天的调查中不断地被重复着。事实上，笔者所到的每一个村，都是冷冷清清的，家家户户大门紧闭。走在村子里，迎面碰到的农民，都扛着锄头、铁锹，与他们交谈，只有一个主题：如何缓解农田干旱，让田里有水。因为持久的干旱，农民们全家出动到处想办法灌溉稻田。找水灌田，已经将农民多侧面的日常生活压缩成单面向的了。可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下，村民仍不愿合作起来从大河里抽水灌溉，而是试图单家独户地灌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结果却一再表明，种种努力都是杯水车薪，“不合作”所带来的农业风险凸现。以下是这些村庄的村民在旱灾中所形成的三种“不合作”的灌溉方式。
二、三种灌溉方式
1．代管
新贺泵站是从汉江引水的大型水利设施。泵站利用人工修建的引水河和大型电机将水集中到泵站的水库里，然后向高阳各村提供农田用水。由于是大型水利设施，逢上大旱之年，泵站正好可以派上用场。然而，泵站负责人陈兵提到各村抽水的情况却出人意料。他说，没有一个村以集体为单位向泵站抽水(只需要交抽水的电费)，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抽水的情况也不如小组内以湾子(自然村)为单位抽水的多。一个小组的田本来分属某一片，但在向泵站抽水时，却像切蛋糕一样分成几块，同一个湾子的几户人家相互商量，自发组织起来抽水灌田。这种奇特的抽水方式，使人们的日常用语增加了一个新词“代管”。农民们如是解释：“代”是代表的“代”，“管”是管理的“管”，也是水管的“管”。泵站的水流较大，但因不是流向一片大面积的土地，所以在各个交钱抽水的地方分成一股或几股支流，通往不同区域的农田，其浪费程度之大会让不少村民望而生畏。
为何村民不愿在更大范围内形成集体决策出资抽水呢?村民给出的答案很简单：范围大了，农户多了，就有农户只要灌水却不愿交钱。那么，为了不让“他人”沾好处，只有放弃这种合作(尽管可能因此而损失更大)。可是，这些“他人”究竟是哪些农户呢?答案也同样出人意料，“他人”中包括一些强势的村民，但同样也几乎包括每一个农户“自己”。当因面临被别人沾好处时，村民会忿忿不平，指责别人“不合作”，但自己的农田处于上游可沾别人的好处时，却也同样丝毫不畏惧别人的指责而选择“不合作”。于是，“代管”成了极小范围内合作的灌溉方式。
2．打井
没有向泵站抽水的地方，人们通过打井的办法灌田。如上文所述同理，村民打井并非因为与泵站距离太远，泵站的水无法到达，而是因为这些地方不能组织起来向泵站抽水。由于在80年代初分田时采取“一片多劳，一劳多片”的原则，各家各户的田不在一块，而是分散各地，抽水时常要从别人田里过，于是就会出现天开始干旱时大家都按兵不动，等着有人放水从自己田里过的现象。还有的农户，田挨着堰塘、水库、湖等水源，他们也不愿交钱集体抽水，而是各家各户买潜水泵(300--400元)，再花100～200元买水管另付电费就近抽水，这样当然价格高昂，但村民认为花钱“图个清静和自由”，可是毕竟不能抗大旱。还有的人不愿意交钱，则是担心钱交上去以后会被一向不太熟悉的村干部私吞掉。
打井的村组因为要提取大量水源，通常井的深度在30米以上(需要3000元以上的钱)，而一般吃水井在20米左右，于是打井灌田就意味着吃水井(饮用和生活用水)没水，农民们在抽水灌田的同时用桶接水供日常饮用。让农民们焦灼的是，打井是私人行为，地下水有限，先打井的农民往往还没有将田灌满井里就干了，因为后来打井的农民打的井有40米、50米，甚至60米深。先打井的农民和没有打井的农民(比如将堰塘也抽干了的农民)只好以2元钱一度电的高价向有井水的农民买水灌田。农民们大量地购买潜水泵从井里、水库和堰塘抽水。村里出现了专业打井队，农民们手里攥着钱排着队等打井队在自家农田附近打井，村里卖潜水泵的生意格外红火。而稍有农业常识的人(何况农民)都知道，依靠水井灌溉的水稻耕作无异于“靠天收”。可是，在“不合作”的情况下，农民除了倾尽积蓄独自“与天斗与地斗”之外还能如何呢?
3．挖渠
该镇季桥村有9个组，村里有一个占地50亩的水塘，号称“万方水库”和“保险水库”。这个大堰塘自60年代修固以来，一直从季桥港(河)提水，供应5至9组的农田用水。季桥港今年干涸，“水库”水量储蓄有限，在6月底即捉襟见肘。这时，许多农民就提出从新贺泵站抽水，一是因为“水库”快要抽不出水，二是由于“水库”在2004年1月由村里拍卖给私人后，水价上涨，从水库买水不如新贺泵站抽水便宜。但是从泵站向村里灌田必须经过村旁的渠道。这道渠为人民公社时期所修建，已经10多年未使用，渠里填满了新贺村住户扔的建筑和生活垃圾，渠道两旁已经长满了杂树，可以说这道渠已经荒废了。但是要从泵站引来水，必须先把这段近500米长的渠道挖开。
7月3日，包村干部和5至9组的农户商量抽水灌田的事。村民们开会时一致认为，天气太炎热，在37、38度的高温酷暑下挖这么长的渠道是一项大工程，于是预算用3千元请挖土机第二天将渠道挖开，这样，5至9组就可以从这个渠道过水，家家户户都可以受益。包组干部宋某告知村支书和村主任5至9组准备挖沟的事。
到了7月4 13早上，村支书和村主任来到渠边，村支书看见当时渠道情形时斩钉截铁地说：“我在这里放水多年，放不来的。”村主任也不确定，又担心渠道挖通后水又引不过来，反而白白浪费三千元。这时，有农户提出不挖渠，紧接着又有三四户农户也说要退钱(3日开会时有农户当时交了挖渠道的钱)，于是上午挖渠的工程还没有动工就被否决了。中午，宋某又给包季桥村的镇领导打电话汇报情况，镇政府安排办公室陈主任到季桥和新贺两村，召开两村书记主任会，协商把渠道挖通的事，但是会开了一天，也没有协商出什么结果。
7月5日，季桥7组的8户农户共l6个人自发组织起来(他们是一个“湾子”的)，早上5点即从家里赶到渠边，开始用铁锹等简单的工具挖渠。这道长500米的渠道在他们挖时与地面相平，初看上去，就是一段地面。持续37度高温下，不中断不休息挖了两天半，终于在7日将渠道挖通，并且与泵站联系，从泵站抽了9个小时水，立刻开始灌田。
从泵站到季桥村，可以看到面貌明显不同的两段渠。前面一段渠，两边长满草，人们在渠上放牛，后面新挖的渠两边堆满了塑料袋、沙子石块和乱树技，苍蝇成群地在垃圾上飞绕，还可以清楚看见刚砍过留下的树根。笔者访谈挖渠的农户，问到当时挖沟的想法，他们说：“既然干部不管我们老百姓，对挖渠放水又没信心，我们百姓就自发组织起来，发狠，不要命也要把渠道挖通。我们相信，只要将渠道挖通，一定会有水引过来。”当问到挖渠前后的具体情形时，两个妇女告诉我们：“我们给丈夫做工作，要他们和我们一起挖。家里已经在田里投了三四千块，弄不到水，田干死了，今年明年的收入都没了着落。”在妇女们的劝说和带动下，男人们也参加到挖渠中来。在挖渠过程中，有受伤的，也有不少中暑的，其中，年龄大有57岁和60多岁的。
这道500米长的渠道挖好引来水后，7组其余7户备受鼓舞，立即也将剩下的相关渠道用半天时问挖好，为他们的田里灌满水。渠道挖通，6组的农户在包组干部发动下开会集体抽水灌田。9日晚上开始下雨，l0日又下了一天，农户们估计这场雨加上先前抽的水能让水稻维持一个星期，但一个星期后若不下雨，又要抽水。他们指着新挖开的渠说：“我们挖渠吃点苦不要紧，但如果这道渠不用石头坝起来，让它自顾自地听天由命，风吹雨淋，不用多久渠两边会塌下来，渠道底部也会越填越高。”那么，用石头坝好需要多少钱，怎么办?问到此问题，他们纷纷摇头。
四、减负之后
包组干部宋某因为一心一意为农户的水着急，到处跑腿开会做工作，是笔者在该镇调查走访时村民比较满意的村干部。但是，宋也表示，税费改革后，农民不用交粮交税，还享受直补，农民与村干部之间连最后的联系也断了，农村干部对农民毫无强制力，即使一件对大家都有利的好事，即使有80％的人同意办，但20％的人反对时，干部也毫无办法。大集体时期修的渠道如今荒废损坏极为严重，从泵站来的大股的水根本不敢直接从各渠放出来，怕渠道承受不了，所以全面修渠这种大事在农村如今情形下无法调动人力物力，村民们无法组织起来。
旱灾中肥沃的江汉平原，农民到处想办法弄水灌田，你打井我买潜水泵，个个心急如焚，乡镇干部村干部想管，农民们也等着所谓“国家干部”来管，但是问题在于：当干部想组织村民集体从泵站抽水时，总有少数人因为这种那种“特殊情况”不愿意，于是在少数人反对之下，组织抽水的事立即成为泡影。村干部甚至乡镇干部在税费改革之下失去了对村庄所有的治理资源(包括权威)，对少数人的异议毫无办法，而村民之间又缺乏内在约束力，无论辈份、资历，一概无效，真正是人人“平等”。于是，当“天灾”来临时，在缺乏起码的国家或者社区权威的情况下，“不合作”的“人祸”加剧了农业的风险。
由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减负仅仅是农民增收的开始，减负并不必然增收。农村税费改革之后，还有许多新的情况需要我们关注、研究。如果不找到包括水利在内的农村公共品成本合理分摊机制，农民“不合作”所带来的损失将远比免交的农业税要大。
责任编辑：罗哲；校对：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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