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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六朝江南的麦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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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锋
六朝时期是江南地区经济开发的重要阶段，近四个世纪的发展，为唐中期以后全国经济重心转移到江南奠定了基础。因此，六朝经济史的研究，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中外学者们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已有许多高质量的论文及专著问世。
在以往的研究中，中国学术界的重点大多集中在屯田水利、土地制度、阶级关系、户籍以及赋税制度等方面，而对经济发展的主体内容，即农业、手工业的具体问题，由于文献记载的过简或阙如，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还显得不足。因此，笔者在十余年前试图在这一方面作些努力，以《试论六朝时期江南的麦作业》为题，对麦类作物在六朝江南地区的传播时间、地域及其发展状况作了一些简单的探讨①。不久以后，在参加编写《六朝经济史》时，也将这一部分内容吸收了进去②。由于外文资料的缺乏及语言的障碍，对国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吸收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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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拙稿《试论六朝时期江南的麦作业》，《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
②许辉、蒋福亚主编：《六朝经济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五章由笔者执笔。
1993年以后，我有机会到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求学。求学期间，六朝时期的经济制度与农业生产技术问题仍然是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其中就包括了麦作问题。在学习的过程中感觉到，在以往许多问题的研究上，日本学者的着眼点，对资料的掌握程度，观察问题，消化史料的方法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结论，都有我们中国学者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尤其是在六朝时期的农业技术史的研究上，日本学者所做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对照各位学者的论述，觉得自己先前所做的有关麦作的研究实在是太肤浅了，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将之进一步深化下去。这就是本文的缘起。
在中外大量的论著中，与六朝时期麦作业研究较为密切的有：西鸠定生《关于火耕水耨》、《碾硙寻踪》①，天野元之助《中国麦考》、《魏晋南北朝农业生产力的发展》②，古贺登《中国轮作制的产生》、《夏税、秋税的源流》③，米田贤次郎《汉六朝间的水稻种植技术——再论火耕水耨》④、《中国古代麦作考——再论二年三作的产生》⑤，黎虎《东晋南朝时期北方旱田作物的南移》⑥以及陈良佐《中国古代的麦》⑦，等等。虽然，诸位先生的研究重点在中国的华北旱地农业，对于稻麦的一年两熟及粟麦豆的二年三熟的研究也主要以华北地区和江淮地区为舞台，在选择的时代上也各不相同，但对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麦作研究却都有着指导性的意义。也正因为各位先生对文献史料的理解不同以及所选择的地域和时代的差异，所以，得出的结论也有许多不同，有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至于在六朝这个特定的时代和江南这个特定的地域中，麦作的传播与发展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六朝时期的麦作在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中到底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六朝时期江南地区耕作制度中是否已经开始了稻麦轮作制，等等，这中间，仍然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这里，我想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六朝时期江南地区麦作的几个方面作一些新的探讨，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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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嶋定生：《关于火耕水耨》、《碾铠寻踪》，载其《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东京，1966年。
②天野元之助：《中国麦考》，载其《中国农业史研究》(增补版)，御茶水书房，东京，1977年。《魏晋南北朝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史学杂志》第66编第10号，东京，1956年。
③古贺登：《中国轮作制的产生》，《古代学》8—3。《夏税、秋税的源流》，《东洋史研究》第19卷第3号，京都，1961年。
④米田贤次郎：《汉六朝间的水稻种植技术再论火耕水耨》，《鹰陵史学》第7号，京都，1981年。
⑤米田贤次郎：《中国古代麦作考——再论二年三作的产生》，载其《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史研究》，同朋舍出版，京都，1989年。
⑥黎虎：《东晋南朝时期北方旱田作物的南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⑦陈良佐：《中国古代的麦》，《大陆杂志》第70卷第1、2期。
这里，一个事先需要说明的问题是江南的地域范围问题。对于江南这一地域范围，由于时代的不同与观察角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说法。广义的江南可以包括整个长江中下游以南、五岭以北的广大南方地区，甚至在一些论文中将江淮地区亦视为江南。而狭义的江南只是今江苏省的长江以南及浙江省的北部地区。由于中国南方地域之间的差异很大，开发的历史及程度的不同，因此，不同的地域之间，其作物的景观及作物的栽培历史可能大不一样。本论文所指的江南，大致相当于南朝齐时代扬州所属的丹阳郡、吴郡、吴兴郡、义兴郡、会稽郡以及包括晋陵郡在内的南徐州。这一地区是六朝时期最重要的经济区，也是迄今为止长江以南最主要的麦作区。
一、孙吴以前关于江南麦作的记载及其实况
中国麦类作物的起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之一①。无论其结果怎样，中国西北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了麦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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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揭陈良佐论文中对中国寿娄作物问颢论述详细，请阅读。
物的栽培①。事实上也存在着一个自西向东、由北往南的传播过程。春秋时期，麦类作物的栽培已达到了淮河北岸②。是否紧接着就越淮过江，传播到了江南呢?
华林甫在其《唐代粟麦生产的地域布局初探》一文中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自然条件并不太适宜于麦子的大量种植，战国时这儿的麦在粮食作物中排行第五位。”③还有，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中亦称：“可以说至迟在春秋时，太湖地区就已有旱粮种植”，“春秋年间太湖地区的旱粮种类就已有不少了。”④接着，在解释旱粮作物的种类时就提到麦。其实，他们得出这一结论的史料根据都来自《越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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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健等：《五千年前五种作物籽粒在现于一地》，《光明日报》1987年11月28日。据此文，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小麦专家李瑶先生在甘肃省东灰山遗址发现了小麦、大麦、高粱、粟和稷五种作物的炭化籽粒。东灰山遗址位于甘肃河西走廊民乐县六坝乡，经考古学研究证明为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农业村庄。五种炭化籽粒经C-14测定，并经树轮校正，确认为距今5000±159年。此处并参照夏奇梅《麦类作物的起源及其在南北朝以前的栽培》，《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②1955年，安徽省博物馆在毫县钓鱼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陶鬲中盛放的炭化麦粒(《安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据小麦专家金善宝先生的研究，这批炭化小麦属古代小麦的一种(《淮北平原的新石器时代小麦》，《作物学报》，1962年第1期)。但经杨建芳先生对陶鬲的研究，认为是西周时代的鬲(《安徽钓鱼台出土的小麦年代商榷》，《考古》1963年第1期。)至于小麦的 C-14年代，1977年发表的数据是距今2371±90、2440±90和B.C．490±90，经树轮校正为B.C．525±100(夏鼐《C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目前多数学者采用这个数据，如天野元之助前揭书、陈良佐前揭文等。
③华林甫：《唐代粟、麦生产的地域布局初探(下)》，《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
④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
《越绝书·吴内传第四》中，多次提到五谷，例如“地生长五谷，持养万物”，“至于庶人，非暮春中夏之时，不可以种五谷，兴土利”。还有《越绝书·请籴内传第六》，申胥谏吴王曰：“且夫君王兼利二而弗取，输之粟与财，财去则凶来。”同篇又称：“吴王乃听太宰豁之言，果与之粟。”这中间也多次提到粟。《越绝书·计倪内经第五》中讲得更多。计倪向勾践提出富国强兵之策，在涉及农业生产及财政收入时，有以下设想：“甲货之户日粢，为上物，贾七十；乙户之货曰黍，为中物，石六十；丙货之户曰赤豆，为下户，石五十；丁货之户曰稻粟，令为上种，石四十；戊货之户曰麦，为中物，石三十；己货之户曰大豆，为下物，石二十；庚货之户曰穰，比疏食，故无价；辛货之户曰菜，比疏食，无价；壬癸无价。”①华林甫先生论文中称麦排行第五，即是根据“戊货之户曰麦”而来。《计倪内经第五》中提及的旱作物有黍、赤豆、粟、麦、大豆、穰等数种，因此，《太湖地区农业史稿》中便称“这反映了春秋年间太湖地区的旱粮种类就已有不少了”。事实果真是这样的么?
陈良佐氏前揭论文的《麦的栽培区域》一节中，亦引出了《越绝书》的《计倪内经》，称，“上述所引有关麦作之文字，是否为春秋之事，是值得怀疑的。即使春秋时代南方已种了麦，恐怕还是非常有限。”对此提出了疑问。如果对这一问题再进一步加以探讨的话，那么，可以说，春秋时期，江南麦类作物栽培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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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越绝书》引文均据乐祖谋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首先，我们应当对《越绝书》的记载进行分析。《越绝书》的著录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后出的《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以及《崇文总目》等均有著录。对其作者的考证，请详见标点本《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陈桥驿序文。虽然《越绝书》的作者被推定为东汉初期的袁康和吴平，但其中的疑点仍然很多。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中认为：“盖战国后人所为，而汉人又附益之耳。”余嘉锡在其《四库提要辨证》卷七中，继承陈振孙的说法，称：“余以为战国时人所作之《越绝》，原系兵家之书，特其姓名不可考，于《汉志》不知属何家耳。要之，此书非一时一人所作。”①余嘉锡之说很有说服力。越国当时与中原语言不通，又没有文字，吴越争霸的事大多应是通过口耳相传传下来的。像《国语》中《越语》这样的文字记载应是北方士人根据传闻所写的，《越绝书》的最早雏形亦应当也是这样。单就《计倪内经》中通过阴阳五行之说来思辨的例子就很多。例如：“大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常以太阴在阴则发，阴且尽之岁，亟卖六畜货财，以益收五谷，以应阳之至也。阳且尽之岁，亟发籴，以收田宅、牛马，积敛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像六畜、田宅、牛马、棺木等词都带有极浓厚的北方特色。从受阴阳五行之说如此深远这一点来推测，《越绝书》中《计倪内经》最早的作者可能是战国至两汉时期的齐人。齐地正是阴阳五行之说、术数之学的发源地，也是兵书辈出的地区，而且，越王曾北上会盟，还曾一度徙都琅琊，吴越争霸的历史在这一带也流传很广，作者出于这一带的可能性极大。计倪在向越王传其法前，已先审明：“审金木水火，别阴阳之明，因此不患无功。”接着便用天干将作物进行排列序说，其道理是一样的。近年来，有吉本道雅的《越绝书小考》一文。吉本氏考察了战国以来流传于中原地区有关于吴越争霸的史料系统，对内经、内传与外传的形成时期进行了推测，认为：“现存内经、内传的材料，可以说基本上都直接地、间接地与《史记》有关。就此而言，内经、内传的记载并不具有明显的(吴越)地方特点。”②可以说，包括《计倪》、《请籴》、《吴人》在内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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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余嘉锡：《四库全书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
②吉本道雅：《越绝书小考》，载谷川道雄编集：《中国边境社会的历史的研究》，1989年3月。吉本将《内传》、《内经》八篇的成立时间下限定在新莽更始时。
经》、《内传》的吴越的地区特色非常淡薄。也就是说，《计倪内经》中的作物结构更多地反映了黄河下游地区的特点，与当时江南地区的作物结构不符。 新中国成立以后，江南地区先后发掘清理了上百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分属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北阴阳营文化。这些文化遗存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稻作经济相当发达。宁绍平原的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居住区内，发现的稻谷、谷糠、稻秆和稻叶等堆积，厚度一般都在20～30厘米，最厚处达1米左右。现代科学研究结果表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属于栽培稻中的籼亚种晚稻型水稻①。说明在6000多年以前，江南地区已经出现了人工栽培稻。河姆渡遗址外，太湖流域属马家浜文化的吴县草鞋山、吴江梅堰、青浦崧泽、桐乡罗家角等遗址中都有水稻出土。稍晚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遗存中，水稻的出土就更加普遍了。宁镇丘陵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遗存中也可以看到大量的稻壳痕迹②。但以上这些文化遗址中，都未发现粟麦等旱地作物。而长江以北的海安青墩遗址中，却有碳化稻粒出土。甚至北到河南洛阳西高崖、陕西华县泉护村等遗址中也有稻壳痕迹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水稻有自南向北传播的迹象，而不见麦类作物南传的迹象。
这样的现象一直延续了几千年。西汉前期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江南旧“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③。经历西汉一代，东汉前期班固撰写《汉书》时，江南地区依然是地广人稀，“或火耕而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④。《史记·货殖列传》及《汉书·地理志》中的“火耕水耨”，反映出了江南农业生产方式的特点，“饭稻羹鱼”、“民食鱼稻”，指明了江南百姓的饮食习俗，“以渔猎山伐为业”，反映了农业以外的副业。江南地区农业几乎是单一的稻作经济，不见旱作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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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游修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文物》，1976年第8期。
②参照任式楠《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载《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1984年。
③《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④《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前揭黎虎论文中称：“江南在汉代已有麦类。”他的根据是：“考古发现在长江中下游某些地区出土了麦类品种，如长沙马王堆西汉一号墓发现有大小麦品种，江苏邗江西汉墓发现有小麦种子。”但黎虎将长沙和邗江均视为江南，其范围与本论文所称之江南不同，而且没有考虑到长沙和邗江(即广陵)在西汉时期的特殊性，因此，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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