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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故乡  发布日期: 2006年10月20日
中国经济走势分析
吴敬琏

    2002年中国经济走势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今年第一季度,GDP较去年同期增长7.6%。当时,一些政府领导部门和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今年的经济增长将出现前高后低的走势,可是实际的情况却是前低后高;即使剔除“十六大效应”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形势也是一个季度更比一个季度好。据统计部门预报,全年GDP增长将达到8%的高水平,而且增长质量也好过以往。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几年,类似的预测不准的情况已经出现过不止一次。当2000年上半年实现了8%以上的增长,一种分析认为经济走势的重大转机的时候,也有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当时出现的可能只是一种随机的波动,甚至认为在当年下半年会出现新的衰退。结果表明后一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预测的巨大偏差呢?看来,主要原因是对影响经济走势的因素的分析具有某种片面性。 

    据我看,近期影响中国经济走势的,主要是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由企业外部的因素导致的需求增加,例如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的投资需求增加,由东亚与其他西方国家经济的短时期缓解拉动的出口需求扩大;另一方面是由于国企改革的进展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导致的供给方面(企业方面)活力的提高,供给方面的改善又反过来拉动了需求,需求又拉动增长,这样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片面强调前一方面因素的作用而忽视后一方面的作用,就会导致2000年和今年的预测偏差。 

    以今年年初的情况为例,当时有不少人过分强调了国债投资和美国经济短期回升对第一季度增长所起的作用,当他们预计财政投资力度(至少是相对力度)不可能长期保持高水平,同时预计美国和日本经济将再次陷于衰退,就必然得出今年GDP增长前高后低的结论。后来的增长实绩与此相反,主要是后一方面因素的积极变化足以抵消前一方面的消极影响而有余。这一点,从今年的出口情况看得十分清楚。的确,今年日本、美国经济再次陷入了衰退。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我国今年出口创造了增长20%左右的好成绩呢?自从1999年开始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以后,出口形势就一年比一年好,今年在遇到美、日等国经济不好的情况下我们的出口仍然增加得非常快。还有,就是去年年末加入WTO以后,外资企业的出口也增加得很快。。要想对眼前的图景和未来的走势做出准确的预测,就要分析这两种主要因素,过去作用和今后作用的消长。 



    二、2000年以来经济向好的政策原因 



    为了促进上述双重因素的改善,中国政府在1998年以来采取了两方面的政策: 

    (一)需求方面的政策 

    首先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年以来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约6600亿元,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交通、发电和大型水利工程等,很快地刹住了投资下滑势头。与财政政策配套的是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8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加了货币供应。这种政府直接创造需求的经济政策有它的优势,这就是可以很快地增加需求,迅速遏止投资下滑的势头。像1997年发生东亚金融危机后,党中央国务院在1998年初决定运用财政政策增加需求,到年中1600亿的投资就陆续下拨。不过,用这种方法增加需求,特别是长期用这种方法增加需求,也有它的消极方面:一是财政投资具有相应减少民间投资可能性的“挤出效应”二是在一般的竞争性领域内政府财政投资的效益不如民间投资效益高。。更重要的是第三,从长远来看,政府投资所发的国债终究是需要增加税收来偿还,这样就会抑制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使投资环境变得不那么有利。所以大致从2000年起经济学界就开始出现这样的呼声:积极财政政策需要逐步淡出。 

    (二) 供给方面的政策 

    从1997年末的中共十五大以来,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一,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是把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个在1999年正式写入我国宪法的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为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活力奠定了政治基础。在改革开始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还没有完全从苏联模式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许多人认为国有经济越壮大,社会主义的色彩越浓。因此,一方面不敢提国有企业的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把非国有经济的作用限制在“补充”的地位上。十五次代表大会打破了苏联教条,并且根据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要求在三个方面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1、对国有经济布局做有进有退的调整。2、寻找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一切适合社会化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利用”。3、提高民营经济的地位,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十五大政治报告给出了调整所有制结构的基本准则,这就是“一切符合于‘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有利于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可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第二,1998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来研究怎样解决几百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分流问题,这些会议最大的收获,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路:民营中小企业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分流的主渠道。根据这个思路,中国政府从1998年中期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民营企业的创业环境和经营环境。比如说,贯彻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定,解除思想障碍;在经贸委设立中小企业司,专司帮助中小企业发展;在金融系统强调了改善中小企业的金融信贷服务,各省市都成立了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基金来帮助中小企业改善融资环境;等等。这些措施改善了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和刺激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使一些地区的民营中小企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第三,1999年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有了新的突破,加快了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例如进一步将“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限制在:1、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2、自然垄断的行业;3、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4、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全会不但重申“放小”,而且把中型国有企业也加了进来,叫做“放开搞活中小企业国有企业”;《决定》规定除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要积极发展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实现产权多元化。;《决定》明确指出“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制衡关系的法人治理机构是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要求所有上市公司都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这样,自1998年以后,政府对石油、通讯、铁路、电力等大型国有企业集中的部门进行了重组,同时进行这些企业的公司化改制,主要做了三件事情:1、实现政企职能分离和建立新的政府监管框架。2、打破行业垄断,促进企业间的竞争。3、公司重组以后在海内外证券市场上市以后,在股份多元化的基础上搭起公司治理的基本框架。 

    以上措施,提高了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活力,改善了它们的财务状况,使企业的投资活动活跃起来。首先在其他政策措施的协同作用下,国有企业大面积地扭亏为盈。民营企业的发展状况和经营状况的改善较之国有企业更加明显。2000年全国民营企业投资者人数增加21.5%,投资增加29.4%,营业额增加38.25%;到2000年底,民营企业已达2747.6万户,从业人员7476万人,注册资本总额16623亿元。2001年全国民营企业产值增加10%,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4.6%,注册资本总额增长30%;安排下岗职工141.93万人。2002年上半年继续增长,其中私营企业增长24.78%。 





    三、供给方面改善的突出表现 



    在以上这些政策措施的推动下,中国在世纪之交出现了一些所有制结构得到完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的地区。这些地区的良好企业制度和经营环境使蕴涵在中国大众中的企业家才能和创业积极性得以迸发出来,形成巨大的力量。这种地区如浙江、苏南、珠江三角洲的GDP增长连年超过两位数、社会投资迅速回升、对外贸易空前活跃、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而且就业情况良好,社会稳定,成为全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的龙头。 

    最突出的是浙江省,浙江是一个民营企业发展得比较早的地方。它的民营企业首先是从最南部的温州和台州这两个专区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区土地贫瘠,资源条件很差,解放后由于是国防前线,几乎没有国家投资,国有企业非常少。这个劣势在现在看来,倒成了它的优势,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当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发展经济以后,它没有什么国有企业可以依靠,就只好横下一条心帮助民营企业的发展。另一个是没有强大的压力集团企图阻止民营企业的发展。温州和台州经济欣欣向荣。北边的宁波、杭州、嘉兴、湖州地区也向它们学习,于是温台的做法在全省范围内得到推广。到2001年,浙江的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只有6%左右,零售商业中民营的比重更高。全省经济也出现了高速增长(见表1)。 



    表1  浙江经济增长 (同比 %) 


    GDP 
    工业增加值 
    固定资产投资 
    出口总额 

    2000 
    11.0 
    12 
    18.5 
    51.1 

    2001 
    10.5 
    11 
    22.1 
    18.2 

    2002(III) 
    12.2 
    16.5 
    23.8 
    23.4 


    资料来源:浙江省统计局 



    浙江省在改革开放以前是属于中等发达地区,改革以来发展得非常快。现在它的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都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两大城市,占全国30个省市的第三位。浙江的出口在1999年国家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以后发展很快。虽然出口总规模在2001年只排全国第四,低于广东、江苏和上海。可是它的效益好,外贸顺差约占全国外贸顺差的60%。 



    其次是江苏。江苏的经济发展则经历了一些曲折。它的“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显示了很大的优越性,但90年代后期表现一直不好。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是,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发展大了以后变得越来越像国有企业,包括各种外部表现和内部管理都像国有企业,导致经济效率下降。过去每一次出现经济衰退,江苏总是首先走出逆境,带动全国经济的复苏。例如1988、89年的那次经济衰退,最先反弹的就是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但是这次不行,98年、99年的表现比全国的平均还要差。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苏南地区曾经大力“放小”。但是很快地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掌权的人用很低的价格把企业卖给自己人,叫做“半买半送”或“明卖暗送”。另外一个问题是在改制成股份合作制的时候,不但不对劳保欠帐给予补偿,还强迫社员交钱入股。这样,就引起社员很大的反应。针对这种偏差,国家经贸委发出一个通知要刹住这股风,有些地方误解了中央的精神,停止了放小。苏南地区在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情况下掀起了向温州、台州的学习热,到2000年乡镇企业基本上都改制了,成为真正的企业。在那以后,苏南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GDP增长、工业生产和投资非常活跃,表现出方兴未艾的活力。特别是它的对外经济,情况非常好(见表2)。 



    表2 江苏经济增长 (同比%) 


    GDP 
    工业增加值 
    固定资产投资 
    出口总额 

    2000 
    10.6 
    12.2 
    9.2 
    40.7 

    2001 
    10.2 
    11.5 
    10.3 
    12.1 

    2002(III) 
    10.3 
    15.3 
    30.7 
    27.7 


    资料来源:江苏省统计局 



    原来苏南外向型经济就比浙江要强。近些年中国和新加坡合资建设的苏州工业园区引进了新加坡政府管理的全套“软件”(即规章制度)。苏南的各个开发区学习、移植了这一套规章制度,使全区投资环境大大改善,吸引了大批境外投资者。2001年江苏的出口总额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合同金额接近或超过了我国的第一大都会上海。虽然这是借了上海的辐射作用才得以实现的,但无论如何也是很了不起的。以前台商的最大投资在广东的东莞,他们当时在改善投资环境上是全国的标兵,但去年他们感觉到了自己和长江三角洲的差距派人到江苏考察,学习怎样使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 



    另外就是广东。广东是一个老的改革实验地区,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格局早就形成了,不过最近几年它的对内对外经济表现较之浙江、江苏的迅猛发展却有所逊色。甚至出现过外资企业北移到长江三角洲的现象。现在广东有些地区已经在改善投资环境、推进国有企业等方面急起直追。2002年一季度广东省的GDP增长、出口总额增长等各项指标都出现了重振雄风的好苗头。(见表3) 



    表3 广东经济增长 (同比%) 


    GDP 
    工业增加值 
    固定资产投资 
    出口总额 

    2000 
    10.5 
    12.8 
    7.9 
    18.3 

    2001 
    9.5 
    11.1 
    10.6 
    3.8 

    2002(III) 
    10.5 
    13.8 
    17.3 
    23.8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 



    通过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提高了这些地区的增长速度,还解决了近年来困扰我们的许多难题: 

    第一,发挥了“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形成了经济的良性循环。凯恩斯主义强调需求拉动供给的作用,其实供给也创造需求。一个企业效益好,它有更多的资金来扩大生产,用来买机器设备和雇人。这就增加了对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生产企业的需求。如果所有的企业都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互相创造需求,需求总量就会增加。这是一种由供给引发的乘数效应。从浙江等地区的情况看,经济的确是这样发展的。 

    第二,有助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分流。比如浙江全省目前国有企业中企业下岗职工需要分流的,根据今年6月底的统计只有6千多人,而且这些人中还有一部分是由于挑拣工作太厉害而没有就业的。 

    第三,有助于解决农业停滞、农村偏枯和农民贫困的“三农问题”。我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农业人口太多而资源太少,首先是人均占有土地太少,使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益无法得到提高。因此,根本的出路在于要把过剩的劳动力转移到现代的非农产业去。目前对需要转移的人数的最低估计是1亿5千万人。中小企业的高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不但能为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提供工作机会,还吸引了大量农民工进城就业。这就使得“三农问题”大大缓解,甚至使农村也实现了小康。从去年开始,浙江省已经开始实施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全民最低生活保障措施。 

    第四,民营中小企业的大量发展可以缩小收入差距。我们全国收入差距扩大得很快。统计局宣布去年的基尼系数是0.39,离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还稍微差一点,而根据各种独立机构的调查,早在90年代中期我国的基尼系数就已超过了这个警戒线。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农民和下岗职工这样的穷人。另一方面是那些能够利用手中公共权力大发横财的暴发户。所以,越是那些市场制度还没有全面建立、行政干预普遍存在的凭借权力弄钱的寻租机会就越多。我去过一个2000年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列在全国末名的一个省,发现在那里一方面你可以感觉到下岗职工、农民贫困生活,而另一方面你到高档商场去看一看,卖得那么火。一个高档商场的老板跟我说,外国一些高档品的公司原来都不肯到这么穷的地方来开专卖店,可是试了试以后发现那些特贵的商品卖得非常好,原因就是形成了一个靠权力暴富的阶层。相反,中小企业大量发展的地方,因为普遍进入小康,他们的收入差距反而较小。比如浙江是全国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一个省,他们的收入差距却大大低于0.4。 

    第五,民营企业发展有力地支撑了城市化。城市化是一个正确的方针,它不但符合工业化的一般要求,而且能拉动需求,但是城市化需要有一定的物质生产基础,如果没有民营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作为物质生产基础,就算政府花了很多钱把城镇建起来了,也是一座座空城不可能维持长久。 

    现在地方的民营企业正在向纵深发展,像浙江、苏南地区都有这样的苗头,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进军高新技术。20世纪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明确创新的主要来源在于小型企业。这种情况正在我国的一些地区重现。2、投资西部开发。西部大开发有两种路子,一种路子还是过去计划经济的办法,政府唱主角,订规划、分钱分物分人搞项目。另外一种是市场经济的办法,政府只管市场管不了的事,例如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别的都由企业自主决策去办。现在西部有些地区这样办了,引进外地企业参与本地开发,起了很好的作用。3、投资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企业家在城市里面积累起来资本和技术以后,反过来到农村转租土地,用自己的资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的管理,利用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建立大农场。4、民营企业现在已经走向世界市场的大舞台。有些中小企业是摸爬滚打,在异国他乡艰苦经营起来的。只要他们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提高自己对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各种运作规则的学习,走到世界市场上去完全有可能。 



    四、扩大亮点,迎接挑战 



    在结束今天的讲演之前,我想着重指出,当今的中国经济不但有许多耀眼的 

    亮点,还有许多暗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需要继续深入改革,首先就是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到位,大量下岗职工还要继续分流;第二是我们的金融体系十分脆弱,特别是银行体系中巨额不良资产的积累,蕴藏着极大风险;第三是问题是许多地区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没有形成;第四是“三农问题”亟待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严重问题,因为有九亿人在农村,如果农村不能够繁荣,大量存在失业这种情况,不但是经济问题,也是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第五是社会失序,腐败现象严重,法治还没有建立。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发挥前面讲到的内生积极因素的作用还有很大的空间。十五大方针落实得比较好、企业活力发挥得比较好的地区的产出充其量只占全国经济活动总量的1/4。只要中国政府能够坚持和完善1998年以来行之有效的政策,扩大我国经济中的“亮点”,使我国8-10%的潜在增长率得到充分实现也是完全可能的。在稳定、高速、高效发展的过程中,过去积累起来的深层问题,就有可能逐步得到解决。 

    在面临多方挑战的情况下,能否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取决于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我想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要坚持和完善前面所讲的“两手政策”。完善“两手政策”重在强化“第二手”政策的力度,进一步把企业的活力激发出来;在这一前提下相机减弱“第一手”政策的力度,使长期实行扩张性需求政策的负效应不致过分积累。当然,“第一手”政策也不能一下子“撤火”。在继续实施“第一手”政策时,宜于从增加财政投资为主转向以降低法定税负为主。 

    第二是加快民营企业的发展。要对民营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规定。这个进度最近有一个新的发展,去年12月21号国家计委发出了《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另外12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计委《关于“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意见》的通知。这两份文件里面有些规定的意义非常重大,其中都强调凡是给予外资的各种优惠,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也都要适用于民营企业。我们应该宣传这两个文件,制止不符合这两个文件精神的各种行为。并且各级政府要切实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帮助民营企业提高竞争力,扶持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发展。 

    第三是加大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力度,并且把这种“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的调整和企业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在十六大规定的“国家所有、分级行使产权”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看来国有经济的这种调整和改革将会加快进行,现在要做的是要保证这种产权改革的有序进行,防止有人趁乱打劫,把好事办坏。在国有经济改组和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没有到位的地方要加紧落实到位。有些地方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是由政府“拉郎配”组建集团。现在回过头来看很少有成功的。对于已经搭起公司治理的框架的企业,应当抓紧解决“内部人控制下的一股独大”的问题,完善公司治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公司的竞争力。 

    第四是加快金融改革的进程。金融改革有两个方面:银行体系的改革和证券市场的建设。银行体系改革最重要的一是要加快国有专业银行的股份化和股权多样化改造的进程;二是要对内开放,利用民间的资本改造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民间金融,加快本土金融体系建设;三是要加快国有专业银行的公司化和股权多元化的进程。关于证券市场,我已经讲得很多。我的那些意见已经汇集在去年出版的《十年纷纭话股市》一书里了,没有新的补充。我现在还是认为,应该在改革和规范的基础上发展资本市场。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确立法治。目前不论是先进地区还是后进地区,都面临着信用缺失、市场失序和缺乏法治的问题,这造成了许多企业经营上的困难,抑制企业创业和经营的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应当在全体人民,特别是党政官员中树立法治( rule of law ) 的观念;完善宪法,确保公民的财产权等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完善司法,实现独立审判,公正执法;一切党政机构和官员都应当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也再次强调要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