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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维特根思坦哲学理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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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风
概述维特根思坦哲学理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作为“哲学家中的哲学家”，维特根思坦（1889－1951）的全部思想都体现在他一生中仅写过的两本书中。一本书是生前出版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另一本是死后出版的《哲学调查》（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前一本书主要关注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通过逻辑形式来分析各种科学命题，即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可信程度。后一本书则从逻辑语言转向语言本身，力图揭示语言用法与意义之间的关系。
“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这是《逻辑哲学论》中的名言，也是该书第七章的全部内容。《逻辑哲学论》试图要简化哲学的作用，并澄清语言表述世界的逻辑方式。维特根思坦认为，伦理、美学、宗教、人生等问题是不能用逻辑语言表达出来的，只能用逻辑的语言予以显示。正如该书序言所表达的那样：“这本书的全部意义可以概括如下：凡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凡不能够说出的，就应该保持沉默。”
维特根思坦于1913年在“一战”中报名参加了德奥军队，据他自己说参军的目的是要体会与死亡临近的感觉。他在战壕中读到了一本杂志，其中提到巴黎的一个法庭上曾用玩具模型来表现一场实际发生的车祸。受这件事情的启发，维特根思坦提出了“语言图像论”（Picture Theory of Language）的概念。正因如此，《逻辑哲学论》对语言本性的思考被总结为“图像理论”。在维特根思坦这里，“沉默”并不意味着什么也不说，它只是为了避免语言的误用而采用的一种方式，意味着事物的“图像式”自我显示。“的确存在着非语言所能表达的东西，它显示自己；这就是秘密。”有的东西语言能够表达，有的东西语言是不能表达的。维特根思坦因此指出：“如果你想去说语言所不能说出的，那么什么都没有丢失！”
在完成《逻辑哲学论》之后，维特根思坦自以为已从根本上成功地解决了《逻辑哲学论》中所论述的所有问题。于是他信心十足地放弃了哲学研究。1920年，他到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当上了小学教师。1926年以后，他还一度对建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当他名声大震，维也纳的哲学研究人员在人手一册地捧着《逻辑哲学论》逐字逐句地拜读的时候，维特根思坦自身的思想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甚至认为他在《逻辑哲学论》中的观点全部是错误的。
《哲学调查》一书论述了语言和意义的关系，认为哲学问题不能靠思想理论来解决，唯一澄清迷雾的方法是将语言置于“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之中。再提到巴黎汽车相撞事故，不同的人对此竟会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若把“汽车事故”的概念换成“世界”，也就是说在对待世界的认识上，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解释。这就是所说的“语言游戏”。每个人都有供个人使用的语言的“工具箱”，就像木匠的“工具箱”一样。分别独立的“语言游戏”只是起着不同的社会作用，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汇以及有效表达的规则。
维特根思坦运用“语言游戏”的概念也是同规则概念有关。“语言游戏”是他的《哲学调查》中的中心学说，他用了两小节的篇幅来论述这个概念，却一直没有为它定义。凡游戏则必有规则，这种规则就是语言的用法。词语的意义就在于它的使用，没有脱离语言使用环境的意义，所有语言的意义都要放在“语言游戏”之中来加以确定。所以不能规定一种统一的语言游戏的意义，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并没有共同的本质，只是存在着一种“家族相似”。“家族相似”是维特根思坦用来反对探求语言共同本质的又一概念。
因此，关于如何看待以及谈论世界，我们本该有着许多可供选择的方法，使用不同的方式去描述或分析发生的事情。这样我们就有一个着许多可供选择的语言的工具箱。
自八十年代起，维特根思坦的理论在西方开始被引进到考古学理论研究之中。正如维特根思坦所说的那样，整个哲学史一直都处于一种无意义的诸如对概念定义的争吵之中，物质主义和精神主义的争吵到今天也没有一个结果。同样的也处于考古学研究之中，许多争论由于永远分不出高低而使争论本身已经毫无意义，只是凭添了学术研究的混乱而已。原因在于争论双方（或各方）出发点，即对事物理解的角度尤其是使用的“语言游戏”各不相同。这就好比在同一场足球比赛当中双方在使用不同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永远也不会有一个赢家。
比如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过程主义考古学，它关注文化发展的过程，引进了科技手段，采用物质主义的方式来看待原始文化，认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人类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过程，是为了保证人类自身的生存。但80年代兴起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却认为过程主义者过于偏重物质主义的解释，从而导致用理论来定义数据，用理论先入为主地决定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无论在田野发掘中还是理论研究中都存在着一种主观挑选问题，因此过程主义并没有真正重建过去而是服从于现时的目的而建立了一个不真实的过去。后过程主义因此更重视对精神意义上的探求，把古人的价值、观念当作研究的主体，在社会构成、生态、政治因素、宗教信仰、性别研究等各种精神和观念的领域中拓展对考古学的认识。按照维特根思坦的理论，两个派别由于使用的语言不一样，因而它们的争论是无意义的，两者实际上是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这就需要当代的考古学者采取一种更为开放和更为实际的态度，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把我们从过去的单元思维所给我们带来的困惑中解救出来。
显然，接受维特根思坦也就意味着接受了不同的学派观点，也就意味着流行千年的理性－感性、物质－精神的两极之争将结束敌对状态而进入到语言的互相补充之中，进入到“语言游戏”或是语言的工具箱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各种考古语言都可以组成一个群体进入到我们考古研究的工具箱中，比如科学语言、生物学语言、文化学语言、政治学语言、宗教学语言等等。
然而，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这些不同的语言并不具有同一标准性（Incommensuarability），这就难以将它们综合起来。这个问题让许多考古学者着实困惑了许多年。然而，解决的办法还是有的。法国的年鉴学派(Annale)认为，历史或史前的事件正是无同一标准性因素或无计划性的连接和无法预计的互动。英国达勒姆大学的宾特利夫（John Bintliff）据此肯定了不同语言可以在无同一标准下连接综合的可能性，并提出了一个“解释的优先权”原则。比如，过程主义的环境适应论理论最适合解释原始人的生存问题，而后过程主义的社会学说更适合解决人类的意识活动问题。针对不同的问题，我们可以在语言群体的工具箱中确定一种主要的语言并优先使用它对考古学问题予以释读。（John Bitliff, Archaeology and the Philosophy of Wittgenstein）
维特根思坦的理论打碎了前辈们试图追求唯一真理，即追求共识的梦想，并把学者们从无法理想的困惑和痛苦中打捞出来。考古学数据永远不能对过去提供一幅完整的图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考古学研究不过是想像力和数据之间的对话，而这种对话应该是多样式的。这一认识导致了当今考古学理论呈现出多元化和相对化的特点。
2004年2月21日于莱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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