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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晟
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是新近学术热点之一。它已由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四大类体裁板块，即文学文体各自内部分类研究，扩展到文学文体与实用文体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研究，进而从文化视角来透视文体形式所积淀的深厚"意味"。我新近的研究兴趣和重点就是中国古代戏曲文体。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文体，戏曲内部结构颇为复杂。欲对其体制、渊源、流变等作整体描述和思考，需先从其局部构成因素入手，进行个案考察。这里只谈两个问题：一是连章诗与戏曲歌词连章之关系；二是宋金杂剧表演体制对"黄庭坚体"的影响。试图通过这两个互不相干的个案检讨，考察诗歌、戏曲文体之间的互相影响和融合现象。
王国维有感于"元人之曲"，元明"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①于1912年发表《宋元戏曲考》（即《宋元戏曲史》），对宋元戏曲研究有开创之功。从王氏所集《曲录》六卷、《戏曲考原》一卷、《宋大曲考》一卷、《优语录》二卷、《古剧脚色考》一卷、《曲调源流表》一卷来看，他所谓"元曲"主要指剧曲。因此后世学者在研究宋元戏曲唱词时，主要将注意力放在曲牌（戏文）和诸宫调（元剧）上，并探讨了诸宫调创立之前的说唱形式，如变文、鼓子词、唱赚（包括缠令和缠达）。但是，宋元戏曲的唱词毕竟由乐曲和歌词两部分构成。
戏文的曲牌、元剧的诸宫调固然与变文、鼓子词、唱赚等说唱形式在乐曲上有着某种渊源关系，难道与它们的连章体歌词毫无关系？如宋人董颖的《道宫薄媚大曲》裁截大曲十遍以敷演西施故事；郑仅的《调笑转踏》以一诗一词共12首，分咏罗敷、莫愁、文君等十二事；欧阳修以13首【采桑子】叠述西湖之胜，以12首【渔家傲】分咏12个月的景色；赵令畤将元稹的传奇小说《会真记》截成十段，首尾各加一段议论说白，另填12首【蝶恋花】词分别插入说白中间，全套共10章，构成说唱交替的形式，以讲述崔莺莺的故事（即《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宋人陈元靓《事林广记》所收宋人咏蹴球的《圆社市语》一套，用九只曲子歌咏一个子弟到圆社中与女子踢球之事。
检视上述作品的歌词，其各章形式上互相关联，内容上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均属连章体无疑。再随便抽样出戏文《张协状元》第三出贫女所唱【大圣乐】【叨叨令】【叨叨令】三支曲子比照――自述身世：白天"与人缉麻，夜间独自个，宿在古庙"，抒发虚度青春的"愁闷"、"寂寥"，希望"遇得一个意中人，共作结发，夫妻相与谐老"。三章相联。元刊本《关大王单刀会》第一折乔国老所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金盏儿】【醉扶归】【金盏儿】【后庭花】【赚煞尾】12支曲子，叙述三国鼎立局势形成以及各自的优势，通过对鲁肃所定取回荆州三计的质疑，渲染了关羽的勇略胆识。尽管一支曲子之中或曲与曲之间插入了人物宾白，但并不影响诸章之间在内容上的连接，从内部结构看，明显具有连章文体的特征。又从宋元戏曲所用曲来考察，主要来自唐宋词调、大曲、民间小调、诸宫调等，它们基本上是些民间歌谣，民间歌谣形式上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连章体，这从《诗经》、《九歌》及《乐府诗集》、《敦煌曲子词》等所载都可以看出。除文人一些连章体诗外，�"章"都包含乐曲段落与歌词段落双重含义。
因此我认为，无论是九山书会的民间艺人，还是张五牛、孔三传，他们在撰写《张协状元》曲词时，或创制鼓子词和诸宫调时，不可能不吸收民歌的连章形式。如此看来，闻一多先生将《九歌》视为我国最早的剧本形式有一定道理，只是他仅注意到《九歌》的唱、念、舞的角色分工，而忽略了其歌词连章形式与宋元戏曲唱词连章形式间的关系。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上12月版。
② 参见拙作《戏文、元杂剧情节长度差异及其成因》，《戏剧艺术》2001年第1期。
原文发表于《学术研究》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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