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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东
中山大学古文献所副教授、博士
一
对于艺术形式的关注，是对艺术研究的独特视角。出发点应基于以下几点：1、艺术形式之于艺术的内容，较为显性，在一定时空内也较为确定，有着相对容易界定的特质。如体裁、体式、体类；如诗歌中的格律（平仄与用韵）、语法、修辞、章法、句法、节奏、字数，包括字的响哑与韵的宽窄等，与词曲中调式、音律和小说中的韵散结合、叙议并用、分回叙述、角色转换等等，甚至中国古代一切文体所追求的和、圆、气、韵、势、境在形式上的体现等，都较为确定。因此，从形式去描述文学史，或许更为客观。2、艺术形式有着相对独立的审美意义，也有其自身的演进规律，需要单独去考查。虽然不能说一切美都是形式的美，然而艺术形式本身就是审美的对象。作为审美对象，它可以相对独立于其中的内容而存在，因而我们也就能够从审美形式切入去研究艺术。中国文学史在这一层面上可称之为审美形式的发展史。3、勃兰兑斯说一切文学史都是心灵的历史，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审美形式，不是把它割裂于文学内容，也并非孤立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更不是终结于审美的艺术形式，而是把审美形式当作一种视角，以图更全面、更丰富、更深刻、更本质、更新颖地去研究把握文学心灵的发展历程。4、艺术都是通过形式来最终达成的，许多文学现象，如果不从形式去研究，是永远也无法说清的问题。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文艺观念较重内容，而将重视形式的思想目为唯形式，这显然偏颇，也造成文学研究的不足和缺憾，我们需要调整思路。鉴以上四点（客观性、独立性、联系性、纠偏性），中国文学史可以专列一门类，即：中国文学形式发展史。
二
对艺术形式的研究，应当注意几种关系：1、形式中隐与秀的关系。艺术形式存在着潜隐与显现两种状态。隐形式如诗歌中的意象意境的构造方式、赋陈比兴的思维模式和言简意丰的创作要求，戏曲中的关目、小说中的叙事、散文中的逻辑与情致等，甚至文学中的母题形式。显形式主要有文体、语言、媒介、手段、手法等。我们研究审美的艺术形式，主要是研究显形式，但也不能忽略其与隐形式的互动作用。2、作品中形与意的关系。一切艺术形式都是内容显现的形式，一切形式因而也就是有意味的形式。因此，研究形式，就必须与内容联系起来，而不能游离于内容。当然不是说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均衡使用力量，只不过研究的过程始终以形式为侧重点，兼顾内容罢了。3、某种形式定与变的关系。古人既主张"文成法立"，又主张"文无定法"，�"出规矩于法度之外"。因而一种文体初始萌芽，固然有其天择不变之律，而既经成型甚或成熟，同样也有其自由不定之机。因此，在文学研究中关注审美形式，既应视其为独立的，又应视其为联系的；既应视其为研究目的、对象，也应视其为研究的途径、手段与工具，以探测形式外壳之内的东西。
三
从纵向来说，文学形式是不断进化的，这种进化体现着世间万物的普遍规律。比如任何文学形式都有其发生、发展、变化、成熟和衰落的过程，有其由渐变到突变的运动方式，也有其因继和变革的内在规律和外在动因。我们在研究文学形式发展变化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文学形式这种纵向运动的规律性。就一种文体来看，经常存在这样的模式：合--分--新的合--新的分--再新的分合，这恰如树的一本数枝。而在文学大观园中，花有花的美姿，草有草的品格、树有树的特性，每一种形式之花草树木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也有独特的品性，共同形成姹紫嫣红、百花齐放、绿草成茵、众木成林的蔚为壮观的景象。我们在研究每种文学形式时，都应去披叶寻花，循本追根，从而确定其所在门类及其本质特征。
四
在考查文学形式发展纵向运动的同时，也应考虑其横向运动规律。某种文学形式（如体裁、格式），并非与环境无关的一棵孤树，而是生长于文学形式之林的某一棵树，它有着它自身的生态环境。这种生态环境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我们通常所喜言的文化背景、经济条件、社会环境和政治风气等诸种社会因素，从小的范围来看就是文体形式之花草树木有着季候、时序的条件，因而也就有此消彼长、此盛彼衰、荣枯更替的变化，其中有倚树之藤、妨花之木，也有枝叶相交、异树连理的现象，当然也不免有蜂蝶传种、嫁接杂交的不断产生。既如此，我们在研究中国文学审美形式发展史的时候，就应当既注意形式的个体，也应当注意形式的群体；既注意某一形式的发展历史，也注意这一形式的整体环境；既注意种的研究，也注意类、门、目、纲的研究。
五
文学，首先属于大众（特别是异于官方的民间大众）的精神生命产品，后来又大多经过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们加工改造甚至革新，使它或者更加完善，或者更加规范，或者走向精雕细刻、繁琐复杂而失去其精神生命的内质，从而走向僵化和衰亡。探讨文学形式，我们不能仅仅截取文人加工整理过的、已经看起来较为完美的或称完善的那一段东西，而应更多注意它来自民间大众的原生形式，这样或许较能把握文学形式的本质规律。既如此，我们就必须考察民间大众的生存方式和生命意识。如诗三百是如何唱出来的？汉乐府是否为劳者、饥者之歌？戏曲是怎样演起来的？宗教生活、宗教仪式、宗教情绪又是如何影响文学形式的发展变化的？等等。而同是大众，也有不同的阶层，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文学形式的追求，文士多喜诗文，行旅商贾多喜歌词，市民多喜说唱文学，已经有分别；不同时代大众的审美趣味也不同，而大众审美趣味的时代差异往往影响着文学形式的变化。由此可见，虽是形式研究，其实也在深入心灵的考查；同时，深入地研究民间文化发展史，是研究中国审美形式渊源的重要枢纽。
六
文人（专业作家、理论家和学者等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文学形式的发展史上，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在民间文学的地基上，建起了一层层高楼大厦。他们不仅改造了民间文学，而且也创造了新的文学作品；他们不但在实践着文学形式的创新、完善工作，也在不断地对这种工作做出理论的总结。他们的文学创作观念影响着文体的形式（如《文镜秘府》里所载各种对仗的方式），他们的学养，有时候对文学形式直接起作用（如诗赋中的用典，就是文人的知识显现方式；永明体的产生则是汉语语言学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由此导致中国古体诗向近体诗的突变）。戏曲的兴起与衰落，也是文人介入的一个典型例子，其中有重词章与重关目、重舞台与重案头、重音律与重文词、依附宗教与独立运作、北曲与南词的矛盾对立、递变的发展过程，文人在其中就象石磨的轴心。中国传统的学术，如小学、经学和史学无不影响文学形式的发展，而文人起作中介的作用。所以，深入地研究文人文化，是研究中国文学审美形式发展变化的必由之路。
七
中国文学的传播方式、传承方式以及接受方式，贯穿着文学形式的价值取舍标准，它们都影响着文学形式的发展变化。比如诗词的吟唱，不仅造成歌、行、引、艳等体式的不同，也影响分阙及调式；戏曲的表演直接影响分折与分出、唱腔与做念；小说的讲话既影响分回，也造成韵散结合；散文的应用性传播既使其体式多样、各具特点，又变化多端、无有定形；而刻石、题壁、绣织、抄传、刊印传播途径对形式的影响，或许也应当考虑进去。中国文学的邻代与隔代传承（其中有所取舍），主要通过教育来实现，教育的内容与方式都深刻地影响着文学形式的演进：以诗为例，先秦重礼乐诗三教并举，诗教即是礼教、乐教，诗从而被赋予社会功能与音乐精神，故�"温柔敦厚"（音乐的中和原则），又讲"兴观群怨"（礼乐的社会功能），骚学诗而忧怨，赋学诗而典丽，唐人诗学"诗""骚"因其"言志"内核而创新境界、新体式，词继诗，曲继词，无非传承的结果；叙事文学起自诸子散文、史传和讲经，也可征传承之迹。另外，所有文学之完成，都是通过接受者，接受者不中意，便没有生命力，接受者喜欢，便能不胫而走；接受的首要条件，便是文学的形制能适合接受者的口味。因此，传播、传承与接受对文学形式的影响，就如大浪淘沙，汰石见金，不可不留意焉。
八
一种文学形式，总是有其萌芽、生根、成熟和凋谢的必然命运，其间每一阶段的内在契机是什么，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然而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一种文学形式过时之时，总是有一种新的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新形式出现，来取代旧的僵化了的形式，其间的过渡转关之际，往往是阶段性研究的重要切入点，站在此处可以前瞻后顾，目极千里，较易看清文学形式演变的山峦起伏与脉络走向。有时，一种全新的形式成熟、流行之时，旧的形式并未曾在衰落之后完全消亡，比如至今还在大江南北舞台上活跃的戏曲，还在学人中传写的诗词曲，这一类现象，或许也应从文学史的角度做出必要的解释。总之，对文学形式的研究，要注意其相对的不变，更要注意其绝对的变化，这是我对审美形式发展史的基本观念。
原文发表于《学术研究》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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