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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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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写道：“我认为检验一位思想家价值的是他对自己时代中的重大事实的眼光。只有这一点才能决定：他是否只是一个擅长定义与分析，设计体系和原则的聪明的建筑师，他的著作与直觉是否表达了时代精神的呼声。”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他的价值取决于他对他自己时代中的重大事实的洞见；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的存在和发展状态则取决于它的思想家们的洞见，即对于民族当时后世目的的自觉。“文化中国网站学术委员会”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他们搜罗了9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献，回顾昨天的世界，人物，事件，心理，情感等“重大事实”及其洞见，期待以此能为道术崩裂的民族共同体略尽绵薄，能有益于今日中国和中国的未来。
说到90年代的汉语思想状况，我愿意说，应该对90年代的中国思想及其每一位参与建设者们表示祝贺。如众所知，90年代的中国社会进入了动荡不宁的经济时代。但是，这一不断的社会变迁并不具有现代性的本质，即如异域发达者那样持续的创造过程。在帝国前30年的阶级斗争话语、社会改造工程和承诺解放的宏大叙事失败之后，在80年代民族共识的重建努力失败之后，帝国放弃了“赶超”的努力，退出了一度全知全能地控制社会每一细胞等全体社会的领域，无所作为地守着专制过日子。经济建设话语也为商业、消费活动取代，“发展是硬道理”单剩下数目字管理的外壳，以每年百分之几的增长数字作为成绩和合法正当依据；因为关系到民生日用，这一自上而下的公开地谈论和追逐利益形成了一个民族“全民皆商”的实用功利气氛。（自然，重商和人欲泛滥也极大地消解了极权主义，但对于既无形式宗教传统文化也破坏殆尽的民族来说，如同一个并非健壮者（东亚病夫）吃下一剂猛药，以毒攻毒的效用在未定之数。病者自觉于此吗？他知道自己的目的吗？他有信心吗？）当民间社会也以权力和金钱计量一切时，对于真知灼见及以思想学术为己任者的态度不仅失去了表面上的尊重，而且其势利近于侮辱和损害。（虽然在世俗社会中历来如此，思想家似乎从来也没有嬴得大众的喝采，但对于我们民族来说，道不行，斯文扫地的世俗化更多的不是中性、客观存在而具有极大的负面作用。）如众所看到的，在90年代思想是难的，思想者是难的，然而90年代的汉语文献充分证明：汉语不只是权力的奴隶，不只是市场上的商品，在汉语里有思想，思想还活着，思想站立着，思想在表达着。
即使与“睁眼看世界”以来思想最为活跃的五四时期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汉语写作虽多重于学术，其思想成就仍是值得称道的。因为五四和80年代都是在一片废墟上起步，思想热，方法热，文化热虽运动一时，却终不免是借他人酒杯，是摹仿、引进、参照他者，是为了应对废墟上老大而顽固的帝国，因而不免情绪，空疏，为时而作。90年代虽也起始于废墟（89和苏东解体带来的冷战结束），90年代的“学术大师”们和追摹学术的人们虽也讥诮80年代的清议浅陋，但总体上说来，汉语知识的流变是顺利地由80年代进入90年代的，就是说，90年代承续了80年代的主题并有所拓展。如果说80年代的汉语思想是以人道主义消解极权主义的话，那么90年代的中国是在以自由主义解构专制主义；如果说80年代的汉语知识是引证，“我注六经”，是文化热、方法论热，是借助他人的价值、标准、语言来学习着说话；90年代的汉语知识则是立法立言，“六经注我”，是感受和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困境、发展格局，是尝试建立自己的话语、观念和方法，是厘清知识、学术、思想在此时此地（“我们的”“本土的”）的表现形式。
要知道，一个世纪以来的民族现代化之路，历经战争，动乱，乱动，天灾，反映在汉语知识领域是以不断地消解、否定为能事，而少有延续、建设。每一代人的起步的环境极为扭曲，每一代人都在否定前一代人的存在。仅最近50年来，因最初的王朝建立而用“洗澡”“思想改造”否定了前朝数十年的思想文化创造，到60年代则否定了50年代，文化大革命不仅革前17年之命而且革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之命，到70年代又否定了60年代，80年代则否定70年代，90年代也曾不大恭维80年代，如今回首90年代，一些人也忽然悟出90年代的文化实绩并“不高”“不大”。我们民族根深蒂固地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这种小智小慧消解过去度日，民族心理根深蒂固地以为自己一步把握了命运的秘密，寻求“看透造化把戏”的冲动在各个方向上为张扬自己清洗利用他者建功立业。每一次否定消解都带来了一批汉语的暴发户，汉语的词语清洗运动、民族集体记忆的洗脑，这使得我们总在面对民族实在性的缺席，总在面对一夜醒来忘记了又恍惚差不多的情景。空疏，不忍卒读，不深刻，不明快，知识含量不高，造神的要求，主旋律的召唤，……各种原因参与了摧毁民族共识和汉语思想及其积累的创造运动。治乱循环、文化消解，虽然在深刻的片面里有某种合情理性，然而，它也最终使得一个民族对于世间存在的事物缺乏同情，即慈悲和信仰。
从这些方面看，我们能承袭80年代的品质、时代主题，在这积累的基础上携当代的经验向人的存在可能乃至极境挺进不能不说难能可贵。尽管其间也出现了解构、反动，例如词语“暴乱”到“动乱”到“风波”到“事件”，例如89之后时代的精神虽没有遭到否定解构，但以繁荣大众文化为名率先登场者消解意识形态（本质上是要求与意识形态的和解，真正想消解的是一个民族健康的心智）而掩盖了80年代未完的事业；类似清洗民族记忆的强盗嘴脸和相似的痞子犬儒行径更甚以往，自由主义仍曲折地表达了自己，表达了对于中国人和民族命运的关怀，并在90年代后期“浮出水面”，这也不能不说是时代和民族的幸事。如果我们能联系到民族记忆的扭曲，汉语知识、学术思想的解构主要源于外力如王朝建立、89事件、僭政集团的覆灭之类，我们民族自90年代又顺利地跨入2000年，就能明白这对于民族的发展是何等的幸运。（尽管这一顺利更多地出于时间的伟大惯性，我们当代的一些思想者已在反省思想和实践领域里的无所作为状况，没有事件的悲剧固然于思想无所突破，但也于思想的自然演进不无益处。）而回顾90年代的汉语思想，其重要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为表达对于90年代汉语思想的敬意，我们还可以参照同时期世界范围内（自然，主要是西方文明）的知识、思想。我们知道，自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破壳而出，开启了人的自由解放之路，这种对于人的解放的承诺在制度、文化、环境等人的全部领域展开，引起了持续的社会变迁，并取得了可见的物质和精神实绩。像施了魔法一样，像为命运之神眷顾一样，西方文明的成就一时间雄视百代并睥睨宇内，虽然一再有人叫嚷并论证预言“西方的没落”，这一文明在可见的时间和空间里似乎仍能“清新独步”。西方社会成了人心向往之所。人们一度归因于其资本和技术的功利追求，但这并不能说明何以这一文明社会确实满足了人，确实使人在这里比在别的地方更多地感受和体验到了存在的自在和幸福，确实使其他社会的人决绝地逃离本民族的栖身之地甚至逃离本民族的文化而移居西方。正是在参照对比中，人们自觉出了落伍、进步、发展的意义。不得不追赶，不得不参与这一文明竞争，使其他文明关注起发展进步和文明（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积累，于是追逐资本，技术，经济，效率，生产力，增长率，信息，文化，制度，智力资源，人，这一追踪和追思落后之因的过程，最终落实到知识上面，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决定了文明及其个体的存在方式和状态。
我们可以想到，每一文明在格物驻思中都在生产知识，这些知识应是等价的。是的，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们都荣耀了本民族和人类的名。但是，何以现代西方知识有那样几达天神的伟力？一些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都做过解答，或归为信仰，或归为科学，或归为技术。这与上述追因落后无力而追至知识有循环论证之妙。我们得承认每一文明传统的存在，传统知识的异质而不相害。西方的传统知识也是我们传统知识的兄弟。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西方传统知识生产出了现代知识，而我们人虽入现代世界，传统知识却未相应地衍生出现代知识。
无论价值层面还是应用层面，我们都已承认，现代西方的知识之所以有效，之所以更是“属人的知识”，正在于它阐释了存在的秘密，即人是目的，人类个体是平等自由的，尊重这一本质的共同体如同“自由人的联合体”，该共同体甚至在鼓励激励每一社会个体成员在每一可能方向上进行创新。显然，这样尊重生命的社会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它真正如古老的中国格言所感慨的，“生生不已”。但是，倘若知识活动如此简单，如此一清二楚，可疑的“大同”就不必提倡了，知识也就不存在所谓积累了（如其他文明传统中以师徒制度家族传承个人探索就几乎不存在知识的积累，以至于“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后人在漫长的岁月里都在复述千年前的知识；以至于黑格尔以此判定中国是一个没有时间的国度）。因为知识的及物和属人，是随着生命的展开而不断展开着的，它要捍卫，说明，探索，也要演绎自身。人心的无限，人生的有限，个人的有限，异己的无限，在关系中造成了冲突，不可避免的异化，这些都需要知识的现身。在展开的情形下，在异化的情形下，批判性的知识出现了，即要求消除异化，改造世界，重建秩序。传统的知识，掌握在巫师、优伶、贵族等主流阶层之手的知识，遇到了怀疑、修正、批判、挑战，在希腊的光芒下，奴隶们的阴影仍在；在古罗马的成就之外，有来自东方的一个以信仰为生命的宗教团体；……这些力量的累积，到文艺复兴前后，传统知识终于分娩出体系性的对立而统一的现代知识，文明也终于分娩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极为特殊却要求普惠其造物主即全体人类的新文明――资本主义。现代知识因此成为两类体系性知识的生产场所，一类是自然的，经验的，无神的，怀疑的，功利主义的，从洛克，休谟，亚当斯密，边沁到詹姆斯，杜威，哈耶克，波普；一类是批判的，目的的，神正论的，先验和义务论的，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莱布尼兹，卢梭，马克思。这两类知识都在说明人，为了人，服务于人。
对文明的挑战，即文明自身的每一次异化，都带来了知识的增长，知识反过来保证了文明的质量和水准。西方的知识谱系因此绵延发展，出现了无数的思想巨人。属人的知识呼唤出资本主义的奇迹。当资本主义出现异化时，出现了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大师，其批判性的知识体系催生了社会主义的试验（这大概是批判性知识在知识的历史里产生的空前绝后的荣誉和罪行）。在试验挑战了人的自由本质时，又出现了哈耶克，弗里德曼，波普这样的辩护士。在自由的秩序里也产生了极权和霸权时，出现了福柯，哈贝马斯这样的批判者。当“积极的自由”有可能混淆人的存在边界，有可能颠覆文明本身时，伯林发展了自由的观念，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在批判性的知识（社会主义）试验重建文明的努力失败后，人们终于认识到批判性的知识只是属人的知识的一部分，它不应该独立存在，它在承诺人的解放时不应该将当下、具体的人当作手段。冷战的结束标志着西方文明知识在走过弯路后的统一，批判性的知识从文明国家形态，到街头，最终回到了沙龙，学院和议会之中，从颠覆性的推翻解构回到了合法斗争回到了程序性地参与修正之中。
自此以后，对于西方文明社会的挑战不再主要来自其内部，而也来自其他文明知识。而其他文明知识在处理文明社会事务时目前不及西方知识有效，因而其对西方文明从而西方知识的挑战也就远远谈不上严重，也因此，西方知识的回应，生产和演绎就是平稳的。西方不思，这成为现当代西方思想家的共识。（这思的悖论不也正说明西方在思，西人思的延续，西方的文明传统未曾中断――对这样一种文明除了叹服还能说些什么呢？）思想，关于社会和存在的总体性解释就少有创新或说新的突破。“历史已经终结”，知识的历史似乎也一时终结。面对自由的秩序，“天何言哉”，人又何言；而历史远未终结的民族，那些发展中国家也远不是西方的关注对象，西方的智力资源也就多集中于存在的自我展开和探索。不难想见，当我们在90年代依循80年代的引进惯性不断地介绍西方的大师而切近地介绍到当下，我们发现，西方在当下已无我们需要的大师，已无对世界作出有力回应的精神巨人，至少，已无让我们觉得安慰的新的知识体系（也许西方人觉得他们的世界正对胃口，正好切己而有利于人）。当代的西方知识，金融证券、电脑网络、生物工程，……只是让我们觉得更为异己而已。神不在异国，张承志曾这么说。在终结的历史里，人们把主要的智力资源用于技术、资本和生活方式时，只留下少数人来“守夜”，一些人无奈地进入知识学术的“小世界”而不得不从事学术事业（那已是近乎枯燥之极了）。在这种情形下，汉语思想反而兴旺，并保持着与当下社会现实互动的张力，正说明中国知识的生产积累充满生机和活力。
然而，我们须切记的乃是，思想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荣誉（马克思主义者曾试验兑现这一荣誉，结果更大罪行地利用了人损害了人），它只是表明使命，只是反证现实的困难和有待改进。回顾中国知识和现代汉语思想，我们对于帝国“吃人”的本质有着数千年的恐怖体验。2000年前人们这么体验过了，2000年后人们依然在这么体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人类文明史上少有这样折磨人心的。2000年前有人问说“时日曷丧”？2000年后有人叹息“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因为据说过去阔多啦，人们一度神往上古之世，也一度寄希望于未来，人们一直在向往而非切实地设计“大同”世界，批判性知识因此缺席，少数不满现实心生改变者如康有为所作的也很难说是批判性的知识。轴心时代的孔、墨虽也不满于现实，可他们却外求于人主，没能够如西哲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们那样在符号体系里建立形式和权威；老子是智慧的，却飘然远隐，成就了非社会性的个人。不满只能求解于帝国秩序或独善其身。时至今日，我们历史的“吃人”特征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常识，治乱循环，底层的造反和上层的政变只是重建了帝国的秩序。数千年来，人少有生成为人的，要么是求做奴隶，要么是坐稳了奴隶位置。少数天才因为清醒而终生守着不幸。传说中的老子不愿临世，南方浪漫文化养成不可方物的屈原投水，李贽入狱，徐文长疯狂，汤显祖临川梦游，曹雪芹红楼出世，……这些不世出的天才本来可以像西方的思想大家一样演绎创造民族社会的思想活力，却只能在个人智慧和性情上有所表达。因其批判性知识思想难以生成，文明社会的知识传统在无批判挑战的情形下劣根化，以至于到后来出现了“天理可以杀人”（现代汉语所谓“国家大于个人”）这样的儒家，出现了帝国在知识形式上的终结。
然而帝国根深蒂固，现代汉语诞生以来，它在表情达意上虽有所丰富，却至今未能成为属人的知识，即它仍属于奴隶的知识。它一度助产了民族共识和思想共同体的产生，即短命的五四，却未能守护这一成果。我们仍处于人的史前史状态，我们仍不属于自由人，不属于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社会的剧变一次次强行切断了汉语对于人本质的表达。帝国和各类反动势力甚至企图役使汉语永远成为工具，成为他们手中的符咒。然而时代不同了，中国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员，中国已被卷入世界。企图守着老例以为能蒙混过去是不可能的，中国只会在此人为的阻挠下与西方差距更远。在西方加速度的知识积累面前，我们也许只能闭眼求安。睁眼国中则是满目的无耻，暴行，贪婪，罪恶，无知，……更大的灾难和日甚一日的危机。因此，90年代汉语思想的兴盛是一个希望未灭的征象，它表明一个有着伟大生命力的民族不屈的努力。
更现实的也许是，90年代汉语思想的兴盛只是证明中国面临着许多难题，说明中国面临着许多急待解答的问题，说明现实对人的存在的挑战的严峻，上至终极关怀，中至国家利益，小至企业的生存，人们都要求知识精英们来回应，要求得到解答，以求证，安慰，重新命名，更新提升自己的生存。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技术和资本对人类的控制越收越紧，天下也变得越来越小，大到一个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小到某位个人的职业、收入、疾病乃至爱情，都在日益变成公众问题。当“确切的”解答缺席时，人们就会抓住任何可以得到的解答聊充饥渴，无论其确切与否。90年代的中国因此成为“药方”层出不穷的年代。水变油，新权威，地效飞艇，产权改革，开明专制，一股就灵，知识经济，村民自治，城市化，说不，超限战，法轮功，三年脱困，网络，绝对隐私，虚拟生存。借用狄更斯那有名的文学的方式，可以说，这是巫师和庸医的时代，这是光明和希望的时代，这是小丑和戏子的时代，这是隐士和思想的时代，这是等待戈多的时代，这是乘槎泛于海逃离的时代，这是绝望的时代，这是信仰和选择的时代。
因为80年代打开了对于西方的窗口，90年代民族社会需要进一步的答案。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如此之多：民族现代化的道路是什么？我们如何自处并与其他民族相处？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角色应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市场社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在市场社会里如何安身立命？而89事件和苏东解体终结了若干世纪以来的宏大叙事（即批判性知识），对于在这叙事和专制话语搅缠在一起的社会成长起来的我们，已经习惯了对于崇高一类话语的崇高感情，那么我们的崇高性何在？我们如何安置我们曾被赋予的人类情感的急迫性？我们有没有前定的荣誉和使命？那承诺给予我们解放的批判性知识反而成为压迫我们的帝国形态，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我们存在和共同体，我们该如何行动？我们是否认了我们的奴隶身份，养家糊口地关注我们各人自己生存的“微小叙事”，求做奴隶并坐稳了奴隶位置？这些问题及其解答：知识的生产本来应是当代汉语思想最光彩的部分，本来应是80年代时代精神的延续和逻辑展开，但极权体制在80年代受侵蚀之后撕破了它与知识精英和民众的虚假的联系，而露出了专制的真面，并在89年以流血划定了读书人的位置和中国知识的边界。前路如何之？汉语思想被迫沉默，知识界不得不转向乾嘉朴学那样少与现实发生联系的方面。
统治集团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是趋向断裂还是缓和和解，汉语思想能否继续介入（启蒙）来要求民族社会的制度变革，并以现代文明知识和理性的传播使人的存在自由平等的知识在民族社会里扎下根来，从而使中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中国人成为现代意义的存在，民族社会成为具有生命力的社会？历史展开的事实是，戏子，痞子们接管了英雄们的产业，阴险地驯化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电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先后登场，淡化了人们对于宏大叙事悲喜剧遭遇的注意力，这些暴政集团底下无忧生活的孩子，毫无责任感，良知，对人的同情，他们只是敏感地抓住微小叙事以演绎市井生活来使民众获得对于存在的亲和。92年小平南巡打开了人的潘朵拉之盒，人们受其蛊惑，赤裸裸地投入个人的功名利禄的满足中，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很快分裂为原子个人主义的混乱的集合。第二职业，下海，摆摊，倒卖，回扣，项目，做一个局，编好故事，撤县改市，……到处在要求转变观念，文化与社会的结合，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主旋律，写实主义，……这些无所不在的“混乱”、“繁荣”正是自由主义思想产生的土壤，只是社会和新思想的萌生者们都没有准备好接受它，正如人们一再指出的，历史不是没有给这个民族以机会，命运不是没有给吾人赐福，只是机会、福缘来临时，我们只能任其流失。对于自由主义在吾人中的实践也是如此，最初萌生的一点点儿火花远得不到尊重。人们反而更有印象的是，无所不在的“混乱”在要求思想低头，要求斯文扫地，无所不在证实书生百无一用。民众的冷漠和无知跟统治者的专横一起无视汉语思想的存在，反而百般羞辱示众了知识。汉语写作也就成了政客们和市井作家的跑马地，政协诗，汪国真诗，王朔的小说，……争奇斗艳，纷纷抢占人们的视野。
80年代启蒙的思想营地――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开始学会炒作自己，80年代启蒙的有力载体――新闻出版部门也成为傍在金钱和大款脚下专注于肉骨头的走狗，我们得承认它们如此作为也有力推进了社会高度分工的现代性质。在最初的艳丽的发财暴富消费宣传之后，是瘟疫般的下岗，农民工，洪水，地震，贪污，凶杀，抢掠，饥饿，……谁对此负责？这本来是自由主义萌生的又一次极好的土壤。可是文坛上上演的剧目，争战如同古老的水浒，因为只反贪官不反皇上，对于贪官何以贪，或说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重大问题因为迟迟得不到解答造成的险恶困难，就简单归罪于最易于感知的部分，以常识来理解复杂的中国问题。部分以批判姿态的作家在认识和立场之间似乎看重立场，然而他们不等招安即已投靠；新左派们重新发掘出毛泽东时代的意义，他们甚至从学理上声明是在抗击资本主义和国际侵蚀的危险；而以鲁迅精神为招牌的中青年作家，竟是市场上做买卖的好手，他们只给招牌不给力量，只求取名声不提供思想，他们讪君卖直而无视人间正遭受的惨痛的经验。……在汉语写作拜金和返回象牙塔里割断与民众和社会的联系后，真正的保守势力登台了，他们以国家安全、人民福祉的名义把一切不公正腐化堕落现象归因于改革和对外开放。令人痛惜的是，公正，国家，民族，文明，这些名目又一次裹挟了不少中青年作家，甚至更年轻的一代参加进来，视野里只有这些名目，只以这些名目操练他们的言语。街头流氓、政治流氓无赖也以学术思想的名义在汉语写作领域里横冲直撞。文化苦旅一类雅得俗不可耻，说不的横蛮无赖，超限战的梦幻恐怖，……居然都以雅致，深邃，敢言直言、彻底的思想旗帜在市场上叫卖，居然都打着拯救文化、民族的崇高的使命。只有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坚持了灵性的自由，他们不为任何名词、理念、新的神话左右，在乡土中国，在中国自私先暴发起来的都市，寻找自由，痛击各式面具。
因而，不难理解，90年代中国知识上演的不是百家争鸣的大戏，而是水浒出头争风的暴发和流氓戏。那本来应是一个诸子蜂起，百葩怒放，神思煌跃，与日争辉的年代，可是，由于自私，由于精英对于民众的鄙视，由于戏子痞子的起哄，僵尸般保守派们的恫吓，专制统治对于言论的禁止和监制，新左派们对于全球化的反义思考，国际资本和新技术力量混淆视听，整个90年代汉语思想在历经种种努力后仍未产生80年代那一度出现过的广泛的同盟、共识和共同体。
历史进入90年代初，思想界一片黯然沉寂。80年代影响极大的《读书》杂志据说一度出现了稿荒，活跃的作家多流亡海外，留守者的沉默突显了政府的本质。以人道主义向极权主义的挑战带来的新的时代精神遭受专制镇压和放逐。新闻，意识形态宣传和王朔一类的伪贵族在世俗的名义下推销了形形色色的主旋律作品。新写实主义，市民文化，情景剧，豪门恩怨，美国大片，……他们宣称商业时代，消费时代来临了。名车，广厦，美女，知识，崇高……都进入了消费的行列。此类文化现象对于人心的麻醉诱导是成功的，只有少数思想者如朱学勤等人感受到了其无耻阴险可怕。小平南巡宣告了对于社会财富和数十年积累“分光吃尽”的掠夺式社会现象的形成。官腐民败，世风浇漓，……人们争论其好坏的原因。文人们讨论人文精神的滑坡，王蒙对王朔“消解崇高”抱以会心的欣赏，张承志抨击“文坛堕落”而求助于哲合忍耶一类的恐怖血性，张炜在圣人之乡激赏“巨人何以成为巨人”，贾平凹凭吊起“废都”，韩少功在“边缘”创办《天涯》……文艺作家们作为一个民族最敏感的部分，因为无视自己的青春、80年代的精神和民族最广大的正为生存本身挣扎的努力，而不再对历史、民族发言，他们也真诚地思考，但其思考以世纪百年的人类运动为思考材料；他们的表达不再表达代言，不再表达对于一个时代和同胞的看法和意见，而成为姿态，成为炫示个人存在的标记。支持王朔式的作家们显然忘记了消解崇高的前提是打倒意识形态的专制，抵抗投降的认识应让位于抵抗独裁的立场。
文人们显然更多地赁借支离破碎的经验，即前所说的常识，他们的表达当然也不能遵循严格的逻辑和学理。思潮的兴起，思想的砥砺，竟是由文人推动，这不能不说是汉语写作的一个遗憾。文人喜欢表达，热情虽然可嘉，然而离开自己熟悉的人心秩序、信仰情怀而谈论社会秩序、发展战略却总是难免混淆视听、清议误人。我们看到，90年代汉语思想的活跃分子多是文人，他们极大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这些才情充溢的智力资源在表情达意时抛弃了人性的自觉启蒙，他们是汤显祖、曹雪芹、鲁迅……的不肖子孙，他们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却敢在帝国人主的统治下争相表演，他们是“注意力经济”最早的体现者之一。他们也在政治、资本和读书人那里取得了成功。而民众的要求因为低调、本分，于是闲适、优雅、本能的作品被生产出来。梁实秋、张爱玲的重新发现，钱钟书夫妇的散文，张中行的“宫女说玄宗”，地摊读物、凶杀、色情之怪现状的疯狂生长，正表明这个大量需要抚慰求证的民族心灵是如何胡乱地寻找替代品的。
然而正大的努力仍在，并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了自己。在梁实秋们被发掘出来后，顾准、陈寅恪也同样生成了当代的意义。学术、思想、真理、人格，等等，被重新发现、认识。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引进后，作用是多方面的，治学的投入、敬业、眼光是不用说，其对我们帝国政治统治文化的研究也是令人对帝国文化生决绝之心。虽然总的说来，在90年代初，这一影响更深地作用于学术并推动了学术的分化。《原学》、《原道》均以学术自期，学术规范化的争论反映了对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和学术介入现实之间的张力……。在埋首国学、儒学、后学的学术号召下，社会关怀和文化关怀者一时廖落。后者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默、观望后，在1993年后集结到新的阵地，例如北京的《东方》和广州的《现代与传统》等杂志周围。《东方》承袭了80年代《读书》的品格，而更有锋芒和思想，它的出现，不仅从杂志本身，而且从代际和时间上说，都标明90年代主题的真正来临。新一代思想者参与历史的进程，在80年代人道启蒙的基础上加入自由启蒙的主题，因而尽管它很快（1996年底）为专制势力扼杀，但仍是90年代思想界最亮丽的风景。自那以后，知识界的分化更为严重。
阵地纷纷失陷，从大学到研究机构，从新闻到出版，不复有当年读书人的广泛的表达空间，只剩下风月，学问可谈。思想迂回地在学术里得到表达，学术也因思想的闪现而富丽。90年代的中国学术因此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这成绩显然无法满足民族社会广大而峻急的要求，思想的创生也无法与社会激荡、砥砺。人们要求立场、看法、答案，人们不希望思想界战士让世界长久地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里，人们希望听到阵地上关于目标、方法等明晰的声音。说到阵地，90年代令中国的读书人和自由知识分子最为惋惜的莫过于《读书》杂志的异化。80年代的黄金岁月已去，帝国暴露了它公开的敌意，再也没有读书人的生存空间。从学校到社会，从大众媒体到专业杂志，等等，这都曾是读书人的存身之所，在90年代却先后沦陷。或者因为阔了变脸，或者因为青春的激昂之后要做名山的事业，或者因为恐惧，或者因为对于学术自以为悟道的规范自觉，或者因为终极的关怀忧心于美国西方的文明之杞，或者因为悟今是而昨非，或者因为少不更事如今自觉于社会地位（哪怕只是统治阶级地位较低的合伙人，哪怕只是丧家的乏得可以的走狗）而要说话负责任，等等，仿佛一夜醒来，人们都已咸与维新。阵地安在？何地彷徨？我们民族最敏感的一群何处寄情？“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叛卖，苟安，变节，无处不在。只有不死的心还在努力，在试探寻找阵地、同志、战友、目标。从《东方》到《方法》，从《现代与传统》到《书屋》，都表明了汉语寻求新生的努力。
《读书》最初以“读书无禁区”参与了民族新生的启蒙之路，为中国思想的发展建设立过大功，它是反映中国读书人和知识分子的窗口和旗帜，因而在中国读书人心中“雅誉甚高”。然而在90年代它却媚雅于学术和世界知识，失去了它当年的锋芒、锐气、包容和性情，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幽默趣味的书斋“实验室”里的实验展示平台。假如《读书》没有转向，在言论禁制的环境里，在《现代与传统》《东方》《方法》等杂志先后封杀的情形下，中国知识和汉语写作与帝国的紧张关系里也许会增添更有力的证据，当代中国思想也许会成就更大规模的人格形式，当代中国思想界战士也许会“不惮于前驱”。显然，媚雅和民众社会里的媚俗一道掩盖了中国人存在的前提。这种苟延残喘而求立言志业的做法虽不能诛心为与帝国的结盟，却至少十足地表现了我们民族灵魂的丧失、人格的卑怯。
旗帜的丧失，知识者和读书人的意向就是分化零碎了。《现代与传统》《东方》《方法》虽有自觉的担当，而局面终不能大，甚至遭到封杀、同类的敌意。王元化创办《学术思想集林》，自觉为五四的敌人，做起儒圣的好梦。《中国社会科学》“为了中国”，却走了最远的路子，以规范化的学术相号召，搭建思想学术平台，心中存了党伐的是非意念也不免狭小。《天涯》异军突起，却偏执地与异域的风车作战，立场、姿态看似勇敢，思力貌似深刻，置诸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却显得滑稽。《书屋》则恪守了读书人的本份，它从书出发，尽力展现了当代读书人的眼界和心域。《南方周末》在众多的副刊中独树一帜，紧贴中国大地上的血泪，由新闻界表达了90年代少有人表达的人间良知和正义。《公共论丛》以书代刊，表明知识界寻求突破的努力，在译介引进自由和民主宪政的理念上有所创获。《21世纪》受限于发行的范围，在汉语思想的催生和知识的传播中难以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继《天涯》之后，《黄河》《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文学类杂志转向思想随笔，力图在文学和学术之外，寻绎当代精神的真面。在灵性的自由无地展开时，这些林林总总的文化杂志和学术集刊多多少少有意无意地承担了汉语的进步使命。
许多作者给我们留下了印象。汪晖才思超迈，力欲扛鼎，文字负重而失人间性情；韩少功由文入学，心想可感，关怀世界而眼望神器；甘阳横霸；陈燕谷投机，不通而作解语；韩毓海功利，短章清秀，长文糊涂；王小东明快狂妄，崔之元顽世惊艳。这些被贴上新左派标签的思想家，以其批判的锋芒构建了当代汉语在思考中国问题特别是忧虑人类发展道路方面的复杂关系。而被称为最后一位儒者的蒋庆履践了儒者的力行传统，他迷茫的目光却失去了梁漱溟、晏阳初那样的坚定笃实。身受五四的余荫，同伴纷纷谢世而得“国学大师”美誉的季羡林先生以“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立言结束了一生问学的追求，在简洁中暴露了“国学”反智的本质。费孝通老当益壮，在“文化自觉”里从心所欲，亦不忘自己年轻时“志在富民”的追求。于光远追忆逝水年华。王蒙体验自身英名。萧功秦书生意气，身在江湖，简在帝心。胡鞍钢策动一时，好为王师。鄢烈山名播民间，正世风而清本源。卢跃刚以笔为旗。王力雄独身求解。许纪霖寻找意义。单正平深入浅出。余杰童稚，直言皇帝无衣。张中行遗老，说世强作新语。谢泳遗少，标自由而美化历史。摩罗行己，有耻而加诸野。何怀宏宗教畏悯，沟通良知心性。张祥平野狐参禅，怀具复兴原儒教义救世的热情。华夏之盛，谁不动情？杨小凯理想而过于彻底。丁学良暗渡陈仓而路人皆知。刘小枫出中入西，在皈依基督里表现对于现代人精神的关心。
经济是我们时代的事业。经济学是显学。无论人文学者如何在经济和知识之间搭设栈道，以便分享知识经济的荣誉和利益，经济学家仍是我们时代权威的发言人，在宏观经济政策、产业结构、新经济效用方面占据了显赫的位置。不同的在于，中国政府和人民最敬畏这群人的意见，由其在大众传媒上出尽风头，他们对于经济利好的叙事取代了宏大叙事而成为我们时代最动人的言说，以至于韩毓海先生推荐说，诺贝尔委员会应授予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以文学奖。然而，经济学家不全在为政府、企业和民众医治头痛脑热，解答切近的困惑，他们中有人怀抱经世致用的情感为增进民族的福祉作出了难得的努力。因而经济学界思绪逸飞，议论风发甚于其他领域。由人文学者发起的人文精神讨论，获得了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历史学家们广泛的参与，就最终是经济学家加入论战，以示威权科学。在这样的关怀下，经济学家们复兴了经济一词在汉语里本具有的止于至善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涵义。汪丁丁数倡启蒙，多次探讨市场经济的道德问题。茅于轼围绕谁妨碍我们致富而展望市场经济的道德前景。樊纲在骗来一个新体制里有着权宜，张维迎谈论利益时心存幻想，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战略局部可行，刘力群的赶超思维对于执政者苛求近于完美。何清涟、秦晖对于公正的呼吁，周其仁对于垄断的解构，……所有这样，都在说明信仰和生活已成为中国社会当下最为紧张的问题之一。但这些力量毕竟太微弱了。更多的人只为眼前的功利所惑，当其他民族的思想家因研究贫穷而获诺贝尔奖时，我们的经济学家却摇摆于学与术之间，资本与权力之间，甚至只作富贵言，从而推动了民族社会投机性格的养成。网络经济、购并、金融证券、电讯、等等，在暴发的都市文化和经济生活追随西方亦步亦趋时，很多经济学家在思想外，到那里分享抢到利益。钟朋荣“让女人回家”，萧灼基傍上大款，厉股份分得股份，杨帆嗓门奇大，得“注意力”之惠而无任何对话的可能。……经济学家们的变戏法让我们一度对汉语发生严重的信仰危机。
分光吃尽带来的表象的经济繁荣掩盖了更深的城市发展危机，更严重的社会阶层分化、生态环境危机，更日益荒废破败死亡的乡野。在广大民众还在痛恨官倒、暴发阶层时，在他们还在忧心于自己切身的蝇头小利如房改、医疗问题时，他们期待着精英能给予一个“说法儿”。调查数据表明，80％以上的中国人对暴富阶层评价极低，在当时的中国职业选择中，被调查者们多把教师、医生作为还受尊敬的职业。这样一个结果是典型的民间无奈的声音。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调查则显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腐败、社会不公、房改等等。由此可见，人民在要求最低限度的生活，在要求一个还有公正存身的环境。但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状态的原因的寻求和解决之道的寻找，中国的精英们却为之找到了国际社会、西方、私有化、市场经济作为替罪羊。说辞如此宏大，议论如此明快。据说中国的发展已到了快要威胁别人让别人眼红的地步了。我们可以说不了，我们应该说不了，我们就是要说不了。仿佛遥远的发达国家，我们还以为须苦苦追赶的西方，我们曾经认真求救的老师，一下子如此贴近了，它不再只是效仿的对象而且更是竞争的对手，它不是完美的乐园而也是充满了歧视和政治正确性一类的错误，它不再是理想的老师而是妖魔学生的可怕的敌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时间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中国的发展之路一时间成为新闻出版争说的主题。中国俨然是一个大国啊。“大国纵横”“大国战略”“国是论衡”。在中国与发达国家具体说是美国的关系中，美国是一个霸权者，它能作领导者吗？我们应该作说不者，挑战者，还是作为搭车者，一个依附者，一个受剥削者？资本主义体系如今以全球化相号召，但它带来的并不是完美的，它的不平等在数据的显示下更惊人。发达国家里的三个富人财富总和相当于48个穷国财富的总和，发达国家是以边缘化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前提的，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现代化道路上，在私有化和市场经济里，种族歧视，社会不公仍然存在，这种异化大量存在的现代性运动是不是我们的唯一选择，是不是我们的明天？
一些以为对西方有感同身受经验和研究的学者开始思考中国道路。早在他们以前，中国台湾地区和海外的华人学者即已在思考这类问题了。在引进黄仁宇之类的华裔作家中，余英时、杜维明、林毓生等人的思想也传播到国内，对于创造性转化的说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讨论，对于五四的反思，都参与进来影响了学者们的言路和思路，他们可以说是中国新左派的来源之一。中国富裕起来怎么办？中国现代化的政治目的是什么？西方文明能否救世界？有没有一个超越资本主义体系的现代化？域外批判性的知识引进国中，反而成为建构性的知识。甘阳、崔之元们讨论“制度创新”，盛洪思考“为万世开太平”，汪晖执着于思索反现代性的现代运动，这些越出本民族时代主题而陈义过高的思考，诱惑了年轻的一代，妨碍了他们思考的广度和力度。
更多的作者，则着力于揭露西方的黑暗的一面，韩少功对于移民自由的敏感，王小东对种族歧视的论述，房宁惊叹新殖民主义的老练，李宪源描绘传媒控制下的美国，这种对于发达国家的反理想化的心理作用，终于由学到术，产生了给政府支招的“学以致用”。被称为老左派的极端僵化保守的边缘势力曾经频频给帝国上书，而其语言思维陈腐令几乎所有的人避而远之；新左派们的建言对策则要学问得多，谋略得多。无论是政府应该联合下层制约中层，还是欢呼中国乡镇企业的在“外圆内方”的道路探索，无论是提醒政府在民主、自由、宪政乃至科学、人权等名词上不要上西方的当，还是直接了当要求我们应另立规则；无论是民族主义对抗西方，还是联合俄罗斯、日本或者伊斯兰世界来对抗西方；无论是惊叹“现代化的陷阱”带来的恶果，还是要求广大的内地保护环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无论是痛骂帝国民众的素质，还是指责自由主义的别有用心，都是如此。然而他们的用心才是真正可揭，为用心而不惜伤害学术和历史现实的做法连真正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家萧功秦都出离了论学的敬意，他指责老左派曾经是中国数十年的教宗，新左派是前教宗的侄子。尽管知识界更多地应以沉默，但有出息的新左派（当然不乏是书生者）的活跃和自由却成为90年代汉语思想界的最重大的事实之一，他们在帝国里非针对帝国的批判性知识和思想（即前说建构性知识）妨碍了汉语思想共同体的建立，妨碍了知识界的共识重建。
同样分散时代精神指向的是同时期的科普知识热。大量的引进，西方现代科学家对宇宙、人生、时间、细胞的探索和礼赞，本来应成为汉语知识增量中重要的部分，然而由于其背离90年代时代主题的情形下展开，虽具有知识含量却不具有思想的效力，海德格尔等西方的智者们早已指出“科学不思”，这样的知识引进（也许是出于单纯的商业目的）对于中国人来说的结果可以想见，它大大降低了读书人对现实思考和感受的力度，像90年代的流行事物如呼拉圈一样流行一时即成过往。
历史的诡异常常为文人们惊叹为造化赋形的大师。虽然这一点总为怀有侥幸的中国人所忘记。就在各类势力封杀、嘲笑人的自由时，就在读书人读忘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民众坐忘了人心秩序时，抵抗专制、拒绝遗忘的历史精神现身了，那就是王小波及其他众多的自由主义心灵。王小波如流星划过90年代思想的天空，他仿佛是历史老人派来的孩子，洞悉了中国社会的各种假面和真心，他不仅抵抗统治的暴政，也敏感于知识的专制。其姿态为人诟病，是因为他太清楚自己的使命了。在无望的年代里，在无望的社会里，在无望的人群中，他只能诉说他自己。汪丁丁是我们中间读书的兄弟，他在人类知识宝库里出入自如，无任何拥智自重的野心、抱负或为知识所累的气局，知识于他是一种生活和做人的方式，而在知识的演绎传递中无不暴露出现实的僵化、专横和落伍。汪丁丁过于成熟的自由心灵似乎只有王小波可比。二者都是中国畸形发达都市里最为难得的健康的产物，与主体为农业社会的当代中国相比，显然是大大超前了。除他们以外，还有朱学勤的激情，雷颐的灵动，秦晖对真伪问题的洞明，他们并不全以自由主义标榜，但他们的知识活动无疑有利于催生中国的自由主义。林贤治在遥远的广州为自由呼号，无任何学理背景，他承继的是鲁迅的传统，单兵战斗，执着如厉鬼地清算当代中国对于人的压制和奴役。同样为异数的是几位老人，李慎之和何家栋先生，他们具有历史感的写作，对于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渴求，不仅心昭天日，而且其真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字应是汉语新生历史上的不刊之论，是反映时代精神的不朽文献。费孝通在暮年写作里与年轻的自己时时相遇，那里有着他早年自由主义心灵的更高的提升。舒芜无力前行，而以一生的经验呼唤“回归五四”。唐逸在无贵族的民族社会里书卷高华，仍未能忘情于民众社会，他从中世纪西人神学的研究思考中抬头，忧时伤世，梳理出人之为人的信仰情怀。这些域外学理的声援、本土经验和追求的表达，都表明中国人的自由的心灵仍在，仍在寻求思考和表达，（尽管在言论禁制的环境里无奈，在新左派的勇敢面前相形为绌为木讷为浅白），终于在1998年前后，借助于北京大学百年庆典的契机，刘军宁编辑了《北京大学与自由主义》，众志成城，自由主义的旗帜、价值和理念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根来。刘军宁先生深谙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在留守大陆的岁月，他自觉于历史的使命，并不惮于“浅白之讥”，力求作文能为有中学学历的中国人懂得理解。这样推动民族前进的努力当然受到历史反动更大的压迫。就在90年代结束的日子里，2000年刚刚开始，刘军宁先生被逐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自由主义者何罪？自由主义者当然有着人的种种缺陷和性格弱点，帝国也没有给予他们把自由主义的价值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可能，可是他们在90年代的汉语写作里偶尔艰难地露面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的诘难和谩骂。这有如帝国及其走狗们50多年来不顾青红皂白地诽谤“资本主义”一样（使得我们至今对不曾实践过资本主义仍避若蛇蝎，对自由、自由化和自由主义无知而敢于张口破口大骂――无知者无畏？对明明试验失败了而且是骗局的社会主义仍心存幻想）。自由主义本来是平常的、开放的、有着自己解决问题的边界的……可是人们却用最完美的思维要求它，人们要求它万能、实用，“吹糠见米”“一针就灵”，人们要求它对58表态（在言禁、愚民和帝国的无赖里，人们把自由主义当作撒气筒还不够，还要吊死自由主义）。更无知的在于，人们把某些自由主义者的性格和伪自由主义者的叫嚣作为围剿和歼灭自由主义的理据。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目前争取的是说话的权利，每一个人说话的权利，这也是自由主义的基础。“闭上你的嘴”，从一些知识者那里得到的却是如此的回报。知识者们的可怕和无知在于，他们居然栽脏自由主义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位置（这也是自由主义的难得的荣誉），他们说自己不能发言是因为自由主义，他们反思90年代的中国社会问题也是由于自由主义。也正因为如此，一些自由主义者承袭了战士的品格（这也正是五四精神的传递，是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是鲁迅感受过的“这铁屋子太让人窒息了”，他们不得不互相声援（哪怕给人宗派团伙的口实），但他们已失去了五四先辈们那种绝不让人性之敌之恶说话的心力和诀绝姿态。
让金钱说话，90年代暴发的阶层因为与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独立的成本还远大于与权力结合的成本，因为还未从权力的依附中摆脱，他们也难以给自由主义有力的声援。让实力说话。最终是权力完成了暴发阶层和操“软刀子”者们的心愿，是帝国遂了聒噪者们的心愿。刘军宁离开了帝国体制。一些刊物封杀了，一些刊物换了“人间”，一些刊物掺了砂子。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一个民族的精英群体曾经为主义而夺权以再造国家，演变为为夺权而主义号召民众，蜕变为暴发户而尸恋着权力和腐败之万年遗臭，现在终于到了彻底撕开假面的时候了。意识形态对于民族社会的统治――官学彻底放弃了任何还能表现其理性、对话的可能，成为彻头彻尾的流氓、无赖。官学不再有关照共同体秩序的任何表面责任感，而堕落成为一种口含天宪不容他者说话的工具，其可笑只有两千多年前的周王灭谤可比。（谁比谁傻？这是个比傻的时代，在市场之外，居然还真有人一定要争得那样的荣誉，逼着你承认其傻，上帝啊，你不愿承认其傻还真不行。当然，我们也够傻的，外人早就是心直口快地言其无赖、流氓、弱智，我们还不相信，我们倒相信外人是其心有异。怎么傻了，怎么无赖了，你说，你打了我们就有道理？……有人说，一个君主可能是全社会的笑柄，而只有他一个人不知真相：因为说出真相只对听的人有用而对说的人是不利的。我们其实不傻，我们沉默，或在沉默里一门心思捞取实惠。）
事实上，在1989年之后，官学就日益僵化、流氓、教条，而不再是表征民族社会的唯一证物。民族的智力资源流散到民间，跟本来身在边缘和民间的思想者们一道，成就了一个更为健康、更有中国情怀的当代汉语的知识活动。这类思想者的工作完全是悲剧性的，他们的生活多困窘不幸，他们不能更多地投入生存的努力，而九死犹未悔地守护着中国和汉语，他们的作为得不到任何回报，他们的写作被弃置、无人闻问。谁是今天的顾准？谁是当代的卡夫卡？冯友兰曾说“……吾其为王船山矣”，他实际上不是，但有人是。像司马迁、王船山这样绝境写作的孤愤人格，在我们的专制历史里代不乏人。这一类人，有限的世界里专制得没有任何他的精神存活的可能，他们的精神活动只对天地负责。只要忠实地执行了上帝的旨意，他就完成了人生的使命。至于世人、有限之物能理解他到什么程度，就不是他所能顾及的了。永无出头之日，永远地被弃置在人市和人世之外，是他们人生选择必备的勇气和信仰。
因而在缕述90年代汉语实绩时，我们还须注意那些不在视野内，不曾公开发表的写作。这类绝境写作中最为光彩的部分因为无任何顾虑而在情感、思想上有了更充沛更个性更淋漓的表达。假如说公开文献上的自由主义思想还在争取权利，绝境写作的自由心灵则在表达权利。正因为如此，他们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写作难见天日。只能在个人之间流传，或偶尔在个别媒体上露面。如毛喻原先生多年来孤独地守护着命运，他对于汉语思想实在之源的寻求和表达应是汉语世界里的一件大事，需要众多的呼应、切磋、碰撞、发展，然而他只能悲剧性“自我规定”，但是毛喻原先生将神学、人的神正目的论引入汉语世界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思维秩序。王康先生怀抱理想主义，他以布衣之身忧国忧民，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启示，对于中国的统一前景的展望，在小范围内流传，影响了年轻一代学人。近来写作的“咏而归”，借用我们诗国的圣者杜甫先生的赞辞“庾信文章老更成”，那样光耀日月的作品，“千载以下，犹令人叹息”，在那里，有着对于我们文明中道德文章的担当。喻希来先生“画地自狱”，萦怀于中国历史的总成绩和文明的兴衰，他与世隔绝的思考反而具有90年代知识分子当中难得的大见识。假如我们能联系到中国传统“花果飘零”时思想的积累和进展是通过师徒、家族、个人探索来实现，我们就能明白这其中复杂的悲剧况味。……更多的汉语写作者们，在我们无知的地方存在着，注视着我们，关怀着我们，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或者被发现，或者被湮没，或者被扭曲。无论怎样，愿他们的灵魂穿过荒凉的土地，在不可知的无限世界里（上帝之域）得到安宁。
对比80年代，90年代汉语思想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实学的复兴。近代以来的中国读书人与统治集团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治国齐家平天下只停留在读书人的幻想之中，那是“肉食者”的事。读书人坐而论道，只涉及价值、理想、目标，落实为工具、过程、手段则非所长。到90年代，局面有了改变，原因当然多面。为政者的懑憨，对工具理性的反省，以及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激励下，少数人开始思考一地区、一时代、一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在这方面，开风气的有《战略与管理》杂志，尽管该杂志在推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兴盛方面一度不遗余力，然而其以承继顾炎武以来的实学传统自居，倡导学以致用致远，其对国家利益的探讨、对国土规划的反思带来了汉语表达和思维的新的空间。由此，关怀中国社会就落实到了目标、战略、方法上。刘力群先生的治国方略，沈延生、华伟等人对行 政区划的研究，秦朝英先生的国家利益阐述，温铁军先生对三农问题的思考，孙立平等人关于中国中近期社会结构的分析，王力雄先生对边疆治理的文化反思，都名动一时，成为90年代汉语思想的重要收获。自然，在90年代的中国问题面前，这类思考还显得薄弱。因为中国问题是如此复杂，它既不同于发达国家经历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后者是在均衡状态里合理延伸展开，是自己展开自己，出现什么问题则解决什么问题；也不同于一些赶超国家那样单一的目标设定，后者多半是在分别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等过程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中国觉悟出要发展时（发展是硬道理），上演了三十多年的阶级斗争话语窒息了中国知识的活力，二十年的改革话语（难得的和平宽松环境）不仅没有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而且分割了知识，使得我们的知识结构存在着严重的欠缺，我们的知识分布极不合理，中国知识的离散程度是空前的。二十年的改革浪费了二十年的时光，现代性的复杂转型不仅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所谓全面滞后），而且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文明自觉问题也迫在眉睫。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工业化中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到技术密集型经济的过程，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由闭关锁国到进入世界市场和国际社会的过程，先发起来的城里人要求保护适应自然跟落后地区要求改造利用自然的过程，先发起来的久已分离的台湾人要求正名跟中国主体要求统一的过程，先发起来的世界要求遵守规则和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文化中国要求各种公正荣誉的过程……这些过程的交织，使中国社会面对着极为复杂的局面。刘力群先生认为，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专家治国是不可逾越的阶段，而专家，不应是一个人两个人，而应是一群人，一个阶层，一代人。无论文人清议取何种价值，对于后发国家，必须解决其进展目标。因而自由主义的立场、历史主义的目的应是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负责任的态度。的确，直到今天，我们的土地上每年有着上亿左右的农民工在流动（他们已经流浪十多年了），我们仍有数千万的绝对贫困人口，有着上百万且日益增多的妇女在出卖自己的身体（有人说这也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方式），有着50多万最悲惨的人群（孩子丢失三年仍未放弃寻找希望的母亲人数），有着自杀率居世界之首的无告而去的农村妇女……我们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城乡差异日益扩大而不是缩小，我们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在日益恶化而不是好转。尽管如此，确实有相当一批汉语作家，在研究和思考中国问题及其应对，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贡献智慧。
显然，这简单的描述并不能反映当代汉语思想和知识活动的全貌，知识、汉语知识、传统与现代等大大小小的说法儿也本应有更为周密的表达，大陆、港治、海外华人的经验也本应有统一的关照。本文在侧重中又有侧重，漏洞已然百出。我们只是出于对吾人和我族生存进境之路的关照而特别指出汉语写作应有的担当。汉语应有广博的内涵，它是一种文明状态，更应是文明要求健康幸福的载体。知识，当代汉语写作，在我们的共同体里还相当离散，还未能摆脱其非人的一面。必须在经过人道启蒙、自由启蒙、个性启蒙之后，吾人才成其为人，汉语才成为在场的证明。生命也许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异化，生命的展开也许只能以不齐（不公正）为代价，但是尊重生命，一切生命的存在乃是吾人生命存在的边界和条件（以不齐为齐）应是生命及其语言的无上境界。对于中国人尤其如此，一切以汉语为语言血脉和精神指向的人，都须自觉这生命的目的。“不傲无告，不废穷民，嘉孺子而哀妇人”。这是我们先圣之理想用心，这用心也应生成在当代汉语里，要让语言成为在的语言，就像云是天上的云一样。
我们说过思想不意味着荣誉，但我们同样须切记思想是在关怀，是精神的活力，是属人的知识。也许历史确有“终结”之日，人的生命可以由于资本和技术来呵护，但生命终有不能从众者独自探索存在的诸种可能。何况中国问题是如此严重复杂，倘若汉语思想不能突破，汉语仿效西方那样思或不思，汉语世界就无法为语言洞明，中国依然不能获得存在的解放。只要看看90年代庸医大行其道，就知道中国“全面滞后”的判词无虚，而语言的不在场正是思想和人不在的判词。中国的智者们往往对向中国的民众提供解易答案的江湖庸医们不屑一顾，以为其粗浅得可笑反智，然而江湖庸医们也有过人之处，那就是他们感觉到了问题所在，以及何种形式的说辞能够动人。思西人所思的朋友往往觉得汉语无经典，吾人思索无味，这也是出入中西而仍未得真谛和皈依之故。除此等指摘，我们也听见了要求多元、宽容、规范、平等的声音，这种种求思于异邦的“咸与维新”是无效或有害的，名目虽好，立意也高，却非当代汉语的家园，因为它无视中国广大的城市和乡村，因为它妨碍了我们对于共同体的真正建设，因为逻辑的历史不能代替历史的逻辑，对于科学求知的信仰不能代替对于生活伦理的信仰。汉语表征民族社会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它需要众多的思想者来思想它在当代的意义。对于中国历史来说，远非如西方那样“结束”了，当今时代是有中心，有使命的，不服务于时代精神，知识写作就失去了现实性，不具有现实性的知识不能称为思想，最多是学术或伪学术。
而谈到经典，我们倘若仍以经典当作唯一的，而不尊重正在发生的汉语世界里的诚实而专注的劳动，我们就连那些弱小语种和民族的人们都不如，因为一旦我们是那里的住民，我们恐怕早就因为本民族无“经典”而归顺了西方，或者忧天倾地病倒了。中国百多年来，不如意事确实常八九。也许其中最大之事，是很多人失掉了自信心，凡事总以异族观念和标准来反看和反测吾族（他们说自己是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这种悖论实践不悖，言异人（西人为主）风物，才“底气不足”，只好多表敬意；而涉及同胞，则随意褒贬，似乎信心和“底气”都不差，且褒时偏少，褒后还加但书，贬则一言九鼎，甚少犹疑。说到底，这种心态仍是对吾族这一“大我”无信心，惟将个人之小我暂排在外（自居裁判地位，仍不看好吾人和吾族矣）。其实，只要留心驻思于我们身边的严肃认真的生命创造，我们就应承认每一在智力和感性之路上生命探索所收获的果实，他们代言了我们，去与前人、新新人类和永恒对话，他们的劳动成果保证了我们共同体的存在状态。章太炎、鲁迅们的作品不用说了，钱穆先生的著作不用说了，就在当代汉语里，王小波先生的杂文，汪晖、汪丁丁、林贤治先生的部分论说……都是我们可宝贵的汉语文献。专业学术本身的建设也是相当地可观，陈旭麓先生、李学勤先生、许粮光先生、吴承明先生……都有着可传的经典之作，90年代的汉语在社会学、历史考古、民族经济学、比较学……等众多的领域里卓有建树。只是这些思维的拓展不为人知罢了（帝国的子民和臣民少有留心于此，他们多喜欢表面的易于感知的事物，因为他们惯于简单地占有而获得“拥有感”）。
也因为这样多重因素，汉语的表达是能够想见的艰难。然而，90年代汉语思想仍如此丰富，仍有不为西人所限的自信，不能不说是民族社会精魂不灭的有力的征象。就让我们对这些思想界的战士和烈士们充满敬意，他们为中国的进步付出了精神健全者（奴隶们）难以想象的代价。
具体到中国思想，我们只要看看汉语秩序在回应我们已在的世界时的苍白软弱，就知道无限的潜力仍等待着中国众多的思想者们。需要集结队伍，需要共识，能够真正让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和集体主义回到它们应归的地方，让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成为民族社会的立身之基。思想需要思想的碰撞、批判，以成就民族社会自由的无限创造的秩序。让吾人像我们的西方兄弟一样，能够在现代短短的时间里获得我们传统社会里几千年时间里所积累的知识总量，能够获得持续的不断地变迁，而非传统的以暴易暴的治乱循环。90年代磕磕碰碰地走过来了。自由主义还未取得深入人心的胜利，而以个人主义消解集体主义的主题在今天也未破题展开。汉语思想和民族社会显然需要经受更严峻的考验。换句话说，六经注我之后，“我”能否不依赖任何外在的力量而独立存在，独立展开存在的意义，对于“个体”“主体”数千年缺席的民族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而现实问题，民族现代化的成败、统一问题的危机、天下兴亡的意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方生方死的希望和绝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沉重，危亡只在旦夕，何可坐而论道？中国人和民族的思想自觉会不会再一次为眼前的权宜所阻碍，这是需要中国的思想家们以及全体中国人回答的问题。
忧思于不思的西方，在它取得极大成就的时候，斯宾格勒写作了《西方的没落》，在这本书里，他认为，中华文明是已死的文明，只剩下无生气、无历史的存在。但是，我们认为，汉语认识世界的过程还没有完，还有那么多的问题等待着汉语，更何况，从人的本质上说，只要活着，就有思想的存身之地。我们不会写作“汉语世界的没落”，虽然我们中的巫师和庸医常常说“东方的复兴”，但是，12亿人活着，一个文明总不能说就是死的，让每一个人在每一可能的领域里进行创造，不可能创造不出生气勃勃的历史。
2000年3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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