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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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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舟
人类主体怎么会把自身当作知识的对象？主体以什么代价才能讲述有关自身的真理？这是福柯提出的问题。"把疯人说成绝对他者，不仅付出了理论代价，而且也付出了一种制度的乃至经济的代价。"于是福柯在"伟大的尼采式求索的光辉照耀下"开始了对疯癫的考察。
由于福柯认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所以撰写出来的只能是另一种疯癫的历史，即用理性禁闭自己的邻人，把理性与疯癫断然分开的那种疯癫的历史。
福柯的考察是从麻疯病院开始的。中世纪晚期，麻疯病人逐渐减少，但是人们排斥麻疯病人的社会结构却保留了下来，而麻疯病人的角色也由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所替代。这种方式也将带着全新的意义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延续下去，这种严格区分的重大方式"既是一种社会排斥，又是一种精神上的重新统一。"
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一种东西，即"愚人船"。"愚人船"起了驱逐流放疯人的功能，福柯认为这种地理变迁发展了疯人在中世纪的边缘地位。那为什么会出现 "愚人船" 这种东西呢？福柯告诉我们那是因为它是一种中世纪末突然出现在欧洲文化地平线上的巨大不安的象征。在故事和道德寓言中，在学术作品中疯癫和疯人变成了重大现象，疯癫的形象成为萦绕西方人想像的重要部分。
到十五世纪的最后岁月，"对疯癫的嘲弄取代了死亡的肃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转变为内心体验，从外部这种万物都无法逃避的结局和秩序转向戏谑地思考生存本身就是虚无。死亡无处不在，因此死亡的毁灭不再算回事。生存的虚无不再被认为是外在的终点而是内心体验到的永恒生存方式。而"疯人比死人更早地消除了死亡的威胁"，过去，人们因疯癫而看不到死亡，现在就用死亡景象来恢复理智，开始谴责疯癫。"不再由时代和世界的终结来回溯性地显示，人们因疯癫而对这种结局毫无思想准备。而是由疯癫的潮流、它的秘密侵入来显示世界正在接近最后的灾难。"
接着福柯发现疯癫出现了一种裂痕，一方面是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安排的那种深刻的悲剧性疯癫体验，另一方面疯癫又成为人们嘲弄的幻觉，而不再是悲剧现实，也不是通往彼岸世界的绝对痛苦。
在17世纪又出现了禁闭制度，禁闭成为一种强迫劳动的手段，而且这种劳动是低成本的。于是禁闭被认为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用于吸收失业，另一方面用于控制成本。但实际上禁闭所的劳动效率很低且对在业人员形成就业威胁，所以福柯认为禁闭的实践不是由经济条件规定的，而是由一种道德观念维系和推动着。古典时期，劳动社会第一次获得一种实行隔离的道德权力。至此，"国家法律和心灵法律最终合二为一。"由于疯人劳动能力低下，疯癫之所以成为"他者"已不在于疯人来自非理性世界，而在于其越出了资产阶级秩序的雷池，置身于其神圣伦理界限之外。所以，禁闭在疯癫的历史上标志着一个决定性时刻，"此时人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最终决定了人们对疯癫的体验，改变了其历程。"从此，疯癫被关押起来，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漫漫黑夜中度日。
在古典时期，疯癫和非理性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疯癫处于有别于整个非理性世界的地位。一般的禁闭是为了避免和掩盖丑闻，疯人却像猴子一样被展示，成为这个世界的纯粹景观。兽性就是疯癫的真相，这使疯癫不再是非理性，非理性成为它的支柱，疯癫只有通过非理性才能被理解。因为"疯人复现了人堕落到兽性狂乱的极点的历程，暴露了潜在的非理性领域。"
古典主义疯癫的主要形式表现为谵妄话语，"语言是疯癫的首要的和最终的结构。"这种话语有两个层次，一层是荒谬的想象，与幻觉的交流，另一层有着严谨的结构，无可辩驳的逻辑，形式上符合理性法则但是却能发现十分明显的理性缺席的表征。为何会这样呢？福柯通过对做梦和妄想的分析间接地进行了考察。疯人不是受到欺骗而是欺骗自己，谵妄是用梦的语法体系表达的一个假命题系统。福柯还认为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法则排斥辩证关系和妥协，是祛除疯癫的伟大咒符。在古典时期，疯癫开始从悲剧中消失，拉辛的《安德洛玛克》成为最后一道悲剧闪电。
通过对疯癫具体形态以及治疗方法的考察，福柯发现疯癫被赋予新的内涵，即"道德过失的生理效果"，疯癫被认为是对道德罪恶的自然惩罚。医院隔离改造着病人，使自然本性受到道德的调节。这种转变把非理性体验完全变成了关于疯癫的道德观念。
在18世纪疯人的形象重新出现，但只是"理性在欢庆胜利之际却让自己用嘲弄塑造的形象死而复生，允许它在秩序的边缘游荡"。然而，人们又产生新的恐慌，人们听说从禁闭所传出一种疾病将危及各个城市。这种恐惧是从医学角度产生的，却因一种道德神话得以传播。现在，道德与医学开始合谋，非理性被打上了疾病的烙印。在18世纪下半叶，"疯癫不再被视为使人更接近于某种原始的堕落或某种模糊存在的兽性的东西。相反，它被置于人在考虑自身、考虑他的世界以及考虑大自然所直接提供的一切东西时所划定的距离……疯癫不再属于自然秩序，也不属于原始堕落，而是属于一种新秩序。"在新秩序中形成医生所说的"精神错乱"和哲学家所说的"异化"，二者将很快变得毫无相似之处。
19世纪对疯人的禁闭受到谴责，但福柯认为这与医学进步和人道主义毫无关系。首先，这是一种政治批判。由于囚徒的抱怨，疯癫被分离出来，以不同于其他被禁闭者的形象出现，疯癫成为囚徒恐惧的幽灵，成为禁闭权力的象征。所以这种批判并没有给疯癫更多仁爱，而是使疯癫与禁闭更紧密地联在了一起。其次禁闭受到批评是因为经济原因，它影响了劳动力市场。在此社会经济整合的进程中，疯癫只是作为一个解除禁闭的难题出现的，最终的结果却还是让疯人留在那儿。
随着精神病院的建立疯癫开始了它的现代史。在精神病院里，不再惩罚疯人的罪过，但是它使负罪感成为疯人本人的一种意识，使自己成为他者惩罚的对象，置自己于客体地位，从而恢复对自我的意识，恢复理性。在精神病院，疯人丧失了自治权利，被赋予未成年的地位，看护则作为一个权威出现，代表进行审判的严厉理性，从而形成一种"家庭"式结构。医生也被神化，他享有权威，"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聪明人。"而医生从社会秩序、道德和家庭中借用的权威也逐渐变得似乎来源于其本人，医生很快成为病人眼中的魔法师。所以福柯说，精神病院不是医疗机构，而是采用隔离、监视、审判手段的改造所。
最后，福柯指出艺术作品频频地从疯癫中爆发出来丝毫不能表明世界的理性。而且"疯癫意味着与艺术作品的彻底决裂。它构成了基本的破坏要素，最终会瓦解艺术作品的真实性。"世界试图用心理学辨明疯癫的合理性，但世界在疯癫面前也无法用疯癫的作品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
本文参照版本：《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版
200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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