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论中国人的公共精神
|
|
雷恒军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道德制约在中国传统社会享有准法律或高于法律的地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今中国民众公共道德（即公共精神）的缺失已是极其普遍的现象，这方面的极端事件（如民众故意破坏公共设施、民众哄抢公用物品、恶意的造假贩假及某些官员巨额的贪污受贿等）每天都在发生，有人甚至将民众公共精神的普遍缺失视为中国的民情之一。传统上一个以道德立国的国家，传统惯性在其民众身上体现出来的竟是普遍的道德败坏和公共精神的缺失，这一现象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疑惑和忧虑，笔者认为这是传统集权专制、道德说教和当代政党政治、政党伦理的"负价值"在民众中的体现，即"物极必反"之理也。
一、传统集权专制与道德说教对中国人公共精神的影响
君主专制统治是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任何形式的民间自治现象，在绝对的专制统治下，封建君主视国如家，垄断了全部的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不允许普通民众过问，同理，各级封建官僚 也垄断了全部的公共事务，不允许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民众被剥夺了过问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公共事务的权利，从此，公共事务成为民众难以涉足的禁区。
如果说专制政权由于其控制能力的制约，其对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的控制还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区域，普通民众还是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空间和事实可能，但以维护君主专制为终极目的的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以其官方哲学的优势对民众的思想控制和思想渗透可谓是无孔不入，儒家伦理道德通过向民众灌输"三纲五常"的理念，宣扬君主专制的"天理性"、宣扬尊卑从属的"天然性"，把君主的绝对权威引申给父权和夫权，封建君主能够做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专制家长也可以做到"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样一来，专制就不仅为皇家所独有，而且迷漫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流行于中华大地的城镇和乡村。
基本上被剥夺了参与公共生活权利的中国普通民众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公共道德，所以传统的儒家道德伦理实质上只是一种"私德"伦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伦理的传统教条，但在绝对的专制制度下，民众被剥夺了参与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公共事务的权利，"治国""平天下"即所谓的"经世致用"已成为空谈，代表后期儒学的程朱理学认为"经世致用"之学只是儒学之末，公开抛弃了任何试图改革社会弊端的做法。而"修身"之道严格来说只适应于知识阶层，对普通民众来说，"修身"只意味着被动地接受教化，相对而言，"齐家"之道对普通民众最具实质性影响。被剥夺了"治国""平天下"权利的普通民众只有"齐家"的权利了。
社会是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公共事务直接影响民众的生活和生存，而民众却难以对公共事务施加任何影响，以谋生为首要目标的普通民众出于生存的本能，在无法左右公共事务的无奈之下，只有全力维护自身的利益和自己家庭的利益，犹如在大海中漂泊的人们在无法左右狂风大浪的无奈之下，只有拼命保住自已的小船，从此公共事务在民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家，是社会最基层的组织细胞和经济细胞，家的兴盛与衰落不仅与每个人的生存、生活密不可分，也与每个人的自信心和荣誉密切相关，人类理性自利的本能加之中国特有政治状况和道德氛围强化了人们对家的依恋，家庭生活成了普通民众生活的大部或全部，一个家族，加以朋友，构成铜墙铁壁的堡垒，家之外的一切事情变得无足轻重，家之外的一切物品都是合法的掠夺对象。"拆掉城墙的砖，显然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但他拿回家去，垒建自己的住宅，在他内心觉得很自然，他的家族成员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他在维护家族的利益，是在'齐家'"。① 自己的成就、自己的荣誉都以家为归宿，光宗耀祖、荣归故里也就成为中国人一直追求的最高境界。
为此，梁启超提出了"新民说"，区分了"公德"与"私德"，他认为中国传统德治在促使个人道德完善上仍是有益的，只是在群体凝聚力这样的公德上没有发展，因此，需要在保留儒家修身的同时，通过"新民"来强化公德、强调群和集体主义。②
二、当代政党政治和政党伦理对中国人公共精神的影响
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获胜，进而取得对整个国家统治权，中国进入了政党政治时代。
虽然当代政党政治事实上继承了传统君主政治的核心内容--政治一元化，也部分吸纳了儒学有关德治、内圣和修身的若干思想，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本原则的当代政党政治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针对传统政治与道德所形成的民众公德意识缺失和群体凝聚力不强的现状，中国共产党自延安整风时期就开创了"新德治"政治，将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平和道德修养即塑造"共产主义新人"进而将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纯化的"美丽新世界"作为其政治目标和政治理想。为此，实现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公有制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步，也被认为是强化民众社会公德意识的经济基础--民众的公共道德只能在民众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形成，而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则取决于对民众私心和私产的抑制程度。
通过强制削弱"家"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大跃进"时期的出现的公共大食堂是这一理念的极端表现形式）来打破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齐家"传统，再通过普遍的社会动员和广泛的群众运动使民众置身于"社会主义大家庭"，投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以，与传统君主政治以"尊卑从属"的纲常伦理为依据竭力将民众排斥在公共事务之外的作法相反，当代政党政治则是以"人民当家作主"的名义将民众的私生活最大限度地纳入公共事务的控制范围。由于当代政党政治并没有改变传统政治的一元化格局，被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政治运动卷入公共事务的"中国百姓很少有人当真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因为这不是事实"，老百姓对公共事务"缺乏责任心，因为这确实不是百姓能够负责的领域"，③公共事务仍置于少数人的控制之下。
与经济上的抑制"私产"同时进行的是在道德上对"私心"的批判。当代政党伦理赋予儒家理论的"克己"、"修身"以全新的内容，即塑造"共产主义新人"，将成圣修身的要求下推至普通民众，"在道德立法者看来，人们只有不断通过对自己内心的资产阶级思想、欲望的清算，才可能脱胎换骨为无产阶级的'新人'，国家也才可能臻于'六亿神州皆尧舜'的道德理想境界"，当这种伦理以"政权的强力向全社会加以推行，不仅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得接受这种已经意识形态化的伦理的规制，而且所有的科层机构和社会空间也都要按照这种伦理来行事"。为此，一系列与此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动员的权力技术和抑制自我与改造自我的自身修炼技术应允而生，"在内心世界成为国家治理对象的情况下，自我已经丧失了自由伦理实践的可能性"，因此，"旨在塑造圣洁'新人'的新德治，在其日常实践和政治运动实践中却造就了人们普遍在精神气质和道德品性上的腐烂、奴性、委琐、虚伪和冷漠。"④
在这一过程中，民众的私产被剥夺了，民众的私生活被最大限度地置于国家政权的控制之下，相应地，中国人传统的私德也随之丧失殆尽，此乃"民无恒产，即无恒心"之理也，我们也可以说，民无恒产，即无恒德；希冀中的高尚公共道德并没有随公有制的建立而自然形成，"新德治"所追求的"六亿神州皆尧舜"的道德理想还只是个理想，相反，私德沦丧、公德败坏却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成为当代中国的民情之一。
由于中国人本质上就没有公共道德的传统，所以当代政党伦理对中国人道德精神的影响并不在于其重塑"共产主义新人"道德追求的失败和由此引发的民众公德的败坏，而在于其对民众传统"私德"的破坏，"如今，我们的血缘社会和地缘社会都解体了，而西方所谓的'市民社会'又没有建立起来。满大街的人谁也不认识谁，想随地吐痰就吐，想干坏事就干，连丢脸都不用怕了"⑤，道德制约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形同虚设，而官方的道德说教只会引发民众的叛逆心态和逆反行为。
三、"健康的自私"--重树公共道德的心理基础
如前所述，传统君主政治和伦理道德竭力把民众排斥在公共事务之外，导致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和"病态的自私"，而当代政党政治和政党伦理则以消灭"私产"、"私心"为手段把民众的私生活都纳入公共事务的控制范围，导致民众对公共事务的麻木和"伪善的无私"，由此我想到了十九世纪德国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家尼采所倡导的"健康的自私"。
"健康的自私"是相对于所谓"病态的自私"和"伪善的无私"而言，尼采认为，"小市民用他们那种无灵魂的逐利行径玷污了自私，又用他们所接受的基督教说教侮蔑了自私"，与他们相对，尼采倡导一种"从强力的灵魂流出的卫生的、健康的自私。"⑥
尼采所言的"健康的自私"是承认自利是人的本性的体现（人为了维持自己生命的繁衍，就必然需要相应的食品和生活必须品，生存的本能迫使人为占有一定的生活必须品而自利），根本否定传统道德的"无私"说教，并称其为"伪善的无私"。尼采认为基督教道德用"无我"、"利他"、"爱邻人"说教要求人们逃避自我，憎恨自我，牺牲自我，否定自我，在他人之中生活，为他人生活。尼采说，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可爱的人，他既不能得到别人的爱，也不可能真正爱别人。⑦
尼采对基督教"爱邻人"道德说教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合于对当代政党伦理的"无私"说教批判，自私是人的本能，纯粹的"无私"违反人性，根本做不到，强制的"无私"只会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实际上只会导致民众变本加厉的自私即"变态的自私"。
当然，无节制的自私也是与"健康的自私"根本对立的，无节制的自私只会危害人类社会的的生存秩序和发展秩序，甚至导致人类的自相残杀，专制君主所施行的暴政、近代西方一些资本家及庸俗市民最无耻最露骨地追逐物质私利的行为、中国传统君主政治下民众在"齐家"方面所表现出极端自私行为以及当代政党政治下强制"无私"所导致的民众的变态自私行为等都是尼采所说的"病态自私"的表现。因此，人必须节制自已的自私，把自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度上，即理性自私，为此，人类就自觉地演化出一系列制约个人私心的道德、法律和机构，公共道德就是就是为了维持人类社会的生存和稳定而演生出来的软制约。
"健康的自私"所倡导的是一种自爱、自强、自尊的精神，"你自助，然后人人助你"⑧。"健康的自私"还可改变民众的精神气质，提高民众的道德修养，成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剂，所以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捍卫人的自私权（即人权，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称之为人的自然权利）作为其政治理论的基石。
中国传统君主政治与当代政党政治在道德治理方面执其两端的作法，对塑造中国民众的公德与私德修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负价值"影响，笔者认为，倡导"健康的自私"是匡正传统道德偏差、重树中国人道德精神特别是公共精神的心理基础。
四、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均衡--重树中国人公共精神的制度保障
"健康的自私"其实是"自私"与"无私"的中庸之道，有"中庸"传统的中国人却在此问题上执其两端，根结何在？笔者认为，不是没想到，而是做不到。
承认"健康的自私" ，即意味着承认理性自利并不是所谓的"恶"，而是道德的，也意味着承认理性自利的结果--私产、私权是是合法的。既然民众的自利行为是合乎道德的，民众的私产、私权是合法的，则民众就有捍卫其私产、私权不受侵犯、不被剥夺的权利，统治者也有保障民众行使其合法权利的责任；相应地，民众也有支持国家政权的义务（如让渡部分的个人权利建立国家政权，交纳捐税保证国家权力机构的运转等），统治者（国家权力的具体执行者）也享有处理国家公共事务的权力。实际情况怎样呢？一方面，统治者实实在在地拥有了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而且是绝对的支配权力，却不愿承担保障民众私产不受侵犯、私权不受剥夺的责任，而恰恰是统治者成为民众私产和私权最主要的侵害者；另一方面，民众实实在在地承担了支持国家政权的义务，民众的自主权已所剩无几，民众交纳的捐税也已接近极限，而民众应当享有的权利却成为"画饼"。
承认"健康的自私"即意味着运用法律或道德的力量抑制个人无节制的自私，也意味着用强制性的力量抑制由无节制自私所产生的任何后果。无庸置疑，统治者有权力对民众无节制的自私行为给予法律或道德惩罚，同样，统治者也有责任约束其无节制的自私行为，并接受民众的监督；反过来，民众有义务接受法律和道德对其无节制自私行为的约束，但民众也有权利要求君主及其官僚接受同样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并有对违规者进行惩罚的权利。因为社会是由民众和统治者两方组成的，如果只对民众的无节制自私行为进行强制约束而统治者的类似行为却不受实质约束的话，只会导致统治者的加倍自私，专制、暴政就是这种加倍自私的表现。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一方面，统治者实实在在地拥有了权力，却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保障民众行使合法权利的责任、约束自己无节制自私行为的责任、接受民众监督的责任，另一方面，民众实实在在地承担了自己的义务，如让渡部分权利的义务、交纳捐税的义务、服从法律对其无节制自私行为制约或惩罚的义务，但民众却无法行使相应的权利。至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为什么在"自私"与"无私"的道德对立中难以中庸的奥秘。"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是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最主要特点，也可以说是所有专制制度的共同特点，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失衡是造成民众道德败坏的根本原因。与法律不同，道德制约主要是依赖个人的自律来实现的，在一个民众只有义务而无权利的国度中，指望民众拥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只能是痴人说梦，在一个统治者只拥有权力而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不受任何制约的政治制度下，指望统治者自律无异于缘木求鱼。
吴思先生在其《造化的报应》一文中追问道：为什么欧美国家的公德水平比我们高呢？为什么我们的人民不肯遵守明明对自己有利，谁都知道是非常必要的交通规则呢？笔者的回答是：欧美国家在近代民主化的过程中率先实现了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均衡，托克维尔在谈到美国的乡镇精神时写到：乡镇生活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在使人感到与自己休戚相关，每天都在通过履行一项义务或行使一次权利而实现，他们关心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他们把自己的抱负和未来都投到乡镇上了，并使乡镇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与自己联系起来。⑨而我们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在经历了种种波折之后，前途仍不明朗。"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制度的真正实行，也是提高公德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⑩
注释：
①理钊 《中国人公共精神的丧失》（论文）
②④魏沂 《论当代中国的新德治》（论文）
③⑤⑩吴思 《造化的报应》（论文）
⑥⑦⑧参：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150-155页
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上卷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