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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炫
应该说，从晚近的"议理、词章、考据"的三分天下以来，学术与思想之关系，就不断地被学界所议论。虽然时有将"学术与思想"截然对立的观点出现，但"学术与思想"的相互渗透，可能是今天更多学者容易接受的看法。只是，由于这个命题先天的思维方式之局限--即将学术看作是与历史、材料、研究打交道的学问，将思想看作是头脑里产生的想法、观点及其思辨形态，这就不仅将创造性的思想与学术混同于依附性的思想与学术，而且还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化建设摆脱对西学的阐释状态、创造我们自己的思想和学术的时代原创要求。也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忽略，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凸显"，就存在着思想的异己化问题，而90年代的"学术凸显"，也存在着以西方的学术规范为学术规范这一新的异己化问题。这两个异己化，不仅使得我们的思想不具备独立性，也使得我们的学术同样不具备独立性，从而共同呈现为对中国当下文化现实问题解释的无力性、影响的有限性。
这就将问题转化为对"什么思想"与"什么学术"的追问上来。如果说思想有依附既定思想与创造自己的思想之别，学术有依据成见研究、阐释对象与依据已见研究、阐释对象之别，那么，在我的否定主义理论中，这个问题就转化为生存性、依附性思想学术与存在性、创造性思想学术之别，这样两个性质不同的世界，使"思想与学术"之关系成为一个空洞的命题。
就思想而言，问题首先来自我们容易将哲学性的思想与学术性的思想之混淆。当我们说80年代是"思想凸显"的时候，显然与我们在80年代引进西方人道主义、现代主义等哲学思潮相关。这使得我们在说思想与学术这对范畴时，主要是说哲学性的思想而不是学术性的思想。这意味着，一个学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可以有自己的发现和见解，但在哲学上，则很可能是依附的、认同的，因此也是没有思想的。比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文艺理论上提出"境界"说，应该说在学术上有自己的思想；但由于"境界"说在哲学上与道家和禅宗思想存在着血统上的关系，并融进了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思想，所以我们就不能说王国维在哲学上有自己的思想。一旦一个文艺理论家在哲学上没有自己的思想，也就必然会影响其文艺理论的独立品格。所谓王国维对哲学"可信不可爱"的疑惑，在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那里是不存在的。即一个哲学家可能有困惑，但对自己的思想则应该是确认的。王国维的这种困惑，其实也就是包括鲁迅在内的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困惑。这正好说明了在不同程度上有学术性思想的中国学者，为什么在哲学上一下子就没有了思想，或者在哲学上一下子就变得十分不自信。这种不自信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得我们在西方人面前底气不足，于是我们只好靠中国传统哲学来显示我们先前是有底气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真正把握住我们自己的问题，反而用西方哲学制造出许多伪问题（如对现代性的反思）。所谓人文精神为什么失落，所谓中国学人为什么众多而思想家几近于无，所谓我们的作品、刊物为什么数量众多，但中国作家面对世界为什么还找不到优越感，原因也概在于此。同样，90年代思想为什么会"淡出"，原因也概在于80年代我们只有对西方哲学进行阐释的学术性思想，而没有真正的哲学原创性思想，以致形成了一谈理论创新就要将视线投向西方的思维定势。又由于西方哲学不同程度上脱离中国现实问题的特性（比如西方的"彼岸"、"崇高"、"神性"文化精神就不一定适合中国），所以这个原本就价值有限的哲学思想之失落，可能就是正常的。
于是，这就将问题引向我们将思想认同、承传与思想生产、创造之混淆。当中西方既定思想作为一个已然的对象被我们去讨论时，思想要么成了知识和学术让我们去接受，要么就成了对已经知识化了的思想进行的"思想活动"，从而远离了思想就是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观的本真之义。我当然不否认思想具有承传的性质，并且这种承传构成了人类文化性循环生活的重要方面，但20世纪前后中国学界的思想文化热，显然不是在承传的意义上接受西方思想的，也不是在承传的意义上对待中国传统思想的，而是在中国文化衰落引发的一系列让人困惑之问题（比如中国人的优越感丧失）上产生的。这实际上是一个要求我们进行思想生产的时代，也是要求我们用生产的思想建立新的文明的时代-- 一如中国古代文明与儒道释思想休戚与共，也一如西方不同的文明生产出不同的思想和主义一样。然而，当思想生产与思想选择被混同时，我们就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将中国文化的衰落归结为传统思想，而忽略了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出我们当代的思想--如果中国传统思想曾经催生出灿烂的古代文明，如果一种思想的功能不是永恒的话；于是，激烈的反传统必然导致对文化自然生态的破坏，从而造成了一个今天同样很人为化的宏扬传统之问题。二是对西方思想采取了很功利化的"拿来主义"态度，在远离本应该很自然的文化交流状态之后，对西方人的思想缺乏必要的批判与审视，从而既遮掩了胡适、冯友兰、金岳霖这些依附于西方思想的哲学家的现实影响的或缺问题，也造成了王国维用叔本华哲学牵强地解释中国文学的生搬硬套之情况，更忽略了西方人的思想主要是针对西方的问题而来的这一思想有限性问题。如果说这个问题贯穿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之始终，那么，所谓学界的"失语症"，正好反衬出认同来的思想之不稳定性以及最终的虚空性。
学术问题也同样如此。"什么学术"之所以在这里提出来，一是因为同样是研究、阐释西方哲学史，中国学者全增嘏主编的《西方哲学史》，与西方学者罗索的《西方哲学史》，在价值上就存在着差异。而这种差异，不完全属于学术个性问题，也不完全属于客观的历史与主观的历史问题，而是依托成见与依托己见之性质不同的问题。二是如果说中国学术在80年代存在着浮躁之毛病，那么问题其实也不主要在于缺乏学术规范，更不在于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学术规范，而在于中国学者缺乏求精求深求创见的探究精神--这种精神在先秦知识分子身上应该说闪现过，并构成已被后人遗忘了的中国创造性学术文化传统。
就前者而言，粉碎四人帮后出版的全增嘏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应该说在摆脱极左思潮影响方面已迈了可喜的一步，并在对西方哲学史料的描述与把握方面，至今依然值得重视，也就是说依然有学术价值。然而由于本书尚未脱离当时"唯物与唯心"论的思维模式，并带着这种模式去把握纷繁复杂的西方哲学演变，这就使得该书的学术含金量十分有限。而这种依托成见写成的各种历史，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将阶级斗争的视线改为人道主义的视角，将有判断的历史改为判断隐匿的历史，但其依托成见和共识的思维模式变没有得以改变，也就使我们在学术上始终处在需要反省的状态，并因此对反省对象的学术价值打上折扣。而罗索的《西方哲学史》之所以值得一提，主要不在于这是哲学家写就的历史，也不在于这部哲学史主观性较强，而在于这是一部对西方哲学进行独特阐释的历史，并因此可以穿越时代的变化、成见的束缚而不断给人启发。如果一部学术著作经过几十年、几百年仍熠熠生辉，那么它的学术性在于它的独特性，便成为自然的推论。而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性还在于：我们今天如果用所谓"全球化"的眼光来写一部历史，其实并不比用"唯物唯心"的眼光来写一部历史的学术价值要高。重要的在于史家如何用"个体化理解"来穿越共性的内容。否则，我们再过几十年来看"全球化"，就可能像我们今天看"唯物唯心"论的感觉一样的了。
这就说到学术规范意义上的"学术性"了。将学术与学术规范混淆，尤其将学术与西方意义上的学术规范混淆，我以为是我们在学术性问题上的另一个误解。90年代以来之所以有"学院派"之说，而"学院派"之所以倡导言必有据，据必有释，释必有注，显然与纠正80年代的信口开河、浮光掠影之文风有关。这自然也没错。但且不说尼采的思想性著作与这种学术无关，即便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的《新文学的源流》，恐怕也经不起这样的检验。当然，学术性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要求，这是正常的。但这种要求是定位在西方的学术文化上，还是定位在中国的学术文化的当代需求上，我以为意义是不一样的。正如80年代的"思想凸显"问题不在于"非学术化"，而在于我们没有自己的思想支撑一样，90年代与国际接轨的学术，依我看也只能接轨在学术规则上，而不可能触及中国学术的批量复制乃至变相抄袭等平庸化问题。当然，这也不是说回到乾嘉学派就算中国的学术了--同样致力于考证，其中也有是否能够"发现"作为学术性的试金石。如果说真正的思想不等于对既定思想的阐释，真正的学术也不等于随时代而调整的学术规范，那么，要理论形态意义上的思想，还是西方学术规范意义上的学术，其意义可能都是有限的。这就将问题的关键揭示了出来：有学术性的研究不在于引文、出处、关键词这些表面的学术规范，而在于你是否能在前人之说与西人之说面前提出新说，有学术性的研究也不仅在于你对前人与西人的学说取尊重的研究态度，而在于你是被这种尊重所束缚，还是能穿越这种尊重建立起自己的阐释。而这种要求，自然就将学术的严谨、认真、扎实等要求衬托出来了。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学术与非学术，而是依附性学术还是创造性学术。如果是依附性学术，那也可能并不优于非学术，也不优于依附性的思想。
而且依附性学术，也不一定就能导向创造性学术，正如依附性的思想，不一定就能导向创造性的思想一样。因为这不仅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世界，而且后者还是对前者的"离开"。在否定主义哲学中，"离开"就是"本体性否定"，而"本体性否定"，就是对既定学术与思想的"局限发现"，而"局限发现"，则来自于研究者以特定问题对既有学术与思想缺陷的揭示。宛如海德格尔发现所有西方哲学的认识论局限一样，也宛如陈寅恪以"以诗证史"对传统史学的挑战一样。这意味着，"本体性否定"其实是有价值的思想与学术的共同特征，也意味着，丧失"本体性否定"的思想与学术，已经构成了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化的一个难以治愈的症结。在此意义上，学界和思想界所谓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只是注意到思想与学术结合的生存特性，但并未注意到思想与学术结合的存在特性。生存特性可以将现成的思想与现成的学术结合，而存在特性则要求以发明的思想与发现性的学术结合。至少，后者是我们一下子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境界，也是我们讨论思想与学术关系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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