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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人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基本上少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问世，[1] 这是一个众所公认的事实。这是一种显然的学术贫困。[2] 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学术贫困，与中国学术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典型的思想学术消费者形象，相形而在。追问原因，当然学术界外部的政治经济诸条件的影响，无疑是主要的。但是，就学者队伍自身来讲，也是必须承担责任的。反思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于当代中国学术贫困应当承担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走出困窘，无疑是极其重要的。
■ 学术何以贫困
20世纪后半叶中国学术的贫困，可以从学术的诸多表象上，轻而易举地看出：首先，这一时期中国原创思想缺乏。这个时段的中国学术界几乎没有原创的学术成果。自50年代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学术界几乎众口一词地以僵化的模式话语，作为学术言述的范本。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哲学、历史、文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处于一种急剧的萎缩状态。原本在40年代集聚起来的原创学术成就，陷入一种断裂的情景。而且令人惋惜的是，社会科学几乎全军覆没——因为他们通通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于是，一种既不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联系的、又不与西方现代学术相对接的意识形态化的、机械重复的“学术话语”垄断了中国学术界。中国学术陷入一种匮缺创造性、甚至反创造性的一家之言的可悲境地。
其次，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缺席。自二战以后，国际社会被分割为社会主义的东方阵营与资本主义的西方阵营。本来，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应当与实践探索一样同步进行。可惜这种探索是分离的，缺乏思想创造。由于中国学术界先前与西方意义上的“国际”隔绝，而后又与社会主义阵营隔绝，本来打成两半的“国际”学术界，均与中国学术界没有联系。这样，不惟现代学术的进展，中国学术界完全不知道，就是想听听中国学术界在国际学术界介绍自己“闭门造车”式学术的声音，也是奢想。
再次，中国学术对于现代学术几乎不存在影响力。由于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完全隔绝，也由于中国学术界进行的是非创造性的思想学术追问，因此，中国学术界对于国际学术界毫无影响力。对于人类知识总量急剧增长的20世纪后半期，中国学术界完全没有成为哪怕是效率低下的手工作坊。知识的生产处于一种待产状态。而知识的消费也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在19世纪的思想世界里徘徊不前。假如将现代学术界视为一个独立世界，说中国学术界完全在这个世界之外，是毫不夸张的。
又次，整个学术界的学术规制匮乏。由于这一时期所谓“反对封资修”的意识形态导向，对于一切既有的学术规制完全不予尊重，因此，究竟应当怎样从事思想学术工作，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学术规范，完全处于一种混乱状态。随意的批判与随意而重复性的抄袭，相辅相成地构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工作景观。学术界既缺乏对于严谨思想与写作的价值理念的认同，也缺乏对于学术工作规范，诸如知识积累、写作规则、知识推进与引用规范等等“技术化”学术信条的敬重。一些缺乏起码古典知识修养，也缺乏现代严格学术训练的人士，可以在学术界以权力为借重，支配思想学术界。
最后，从中国学者群生产的学术文献的数量质量分析，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就纵向的比较讲，学术文献绝对数量的增长与绝对质量的下降是一个突出现象。50年代以前，学术文献的绝对数量不及此后，但是此后的学术文献的质量则大大下降。因为，毫无意义的誊抄成为安全而又令人满意的学术方式。就横向的比较看，学术文献的相对数量较少与相对质量的低下也显得令人注目。这是就这一时段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的比较情形来看的。国际学术界在50年代后，学科分化日益细化，而知识推进也日益迅速，学术文献的质量要求也愈来愈高。相反，中国学术界还被19世纪意义上的那种笼统哲学所统治。
不可否认，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思想——学术贫困，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综合状况所注定的。但是，作为承担思想学术职责的学者，未必就此可以获得解脱自己负担责任的理由。事实上，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学术界的集体担当能力的孱弱，与他们的集体特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特性，与他们集体的软化相关。政治改造、经济压力、文化打压，使得他们已经无法结构成为一个本应独立担当文化价值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阶层。
因此，回答“学术何以贫困”的问题，不仅有必要进行深刻的社会政治反省，从而将影响20世纪后半叶中国学术事业停滞的背景因素凸显出来，而且还有必要从学术的主体担当者角度，来加以进一步的追究。这是一种不同于考察学术贫困的外部原因的内在追究或内在解释。
■ 紧张的自律
在外部条件紧张，而学者群自己又集体孱弱的情况下，这个时代的学者陷入一种自觉地将自己的思想与学术约束起来的、紧张的自律景况之中。
这种自律，当然不是从道德的自我约束这个积极意义和学者对于自己应当担当的学术职责的自我警醒上而言的，它是就这一时段的中国学术工作者对于自己谨小慎微从事的思想学术工作、自觉地自我政治设限而言。就其表现方式，有三种情形：对于学术自主性的拒绝——反而对于政治变局高度敏感。从50 年代的批判胡适运动起始，经反右，再到文革，不计算插入的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中国学术界几乎没有保留自己独立思想地盘的任何余地。本来，在这种扼杀思想学术的政治运动中，学者能够顽强地捍卫思想学术的价值的话，或许有走出厄运的几微可能性。但是，在思想学术界捍卫思想权利与政治意识形态伸张控制力之间的较劲，几乎可以说必然地使得学术家们处于劣势。处于劣势，未必也就可以理解为必然地处于劣势，思想的自由与学术的独立未必就彻底丧失。只是知识界对于一时的政治成果缺乏长时段的理性判断，加上前述政治的进逼与学术的退却，使得知识界的自主性在自己的自觉选择中完全遗失。学者宁愿在对政治风向的猜度中消耗自己的学术资源与生命激情，自我瓦解治学的尊严感与问道的崇高感。至于完全按照学术的逻辑来进行思想学术活动，反而被认为是想出风头或犯了政治错误。学者们对保持政治的警惕性远远强于对学术逻辑维护的严谨性。
对于自我尊严的漠视——反而对于践踏自己人格的事情内化于心。由于政治运动长期处于一种逐渐强化的状态，因此，学者们对于政治运动逐渐由反感、无可奈何到接受。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已习以为常了。一方面，这是由于一部分在1949年前埋头于现代西方学术以及转化传统学术为现代学术的学者，具有一种有愧于新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潜意识，他们在新政权面前自觉低人一等。这就埋下了自我漠视的种子。另一方面，那些在1949年前与新意识形态有敌意的知识分子，在此后就更是只有在自我的不断检讨中，求取从事学术工作的机会。再一方面，那些认定只有正统意识形态才能够使得中国具有出路的、热情的新型知识分子，则更将“自己的”思想视为多余，而把自己的所有热情倾注到非学理的宣传和灌输的活动之中。于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中，学者们已经潜移默化中将那些与自己的学术和人格相抵触的非学术东西，渐渐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而且以之为\"政治正确\"的标准来改变或修正自己的价值主张或学术立场。自我批判的普及化，可以被认为是这种反应的一个象征。
对于知识规制的轻忽——反而对于学术捷径花尽心机。近50年中国出现了一种堪称独特的学术现象——众口一辞、千人一面的教材化景象。如果说这一景象只是限于与意识形态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话，那还可以得到某种彻底的理解。但是，不仅这个时期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教材，呈现一种中央标准版本抄苏联、地方版本抄中央版的格局，就是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理科教材，也是被某些政治教条规定死了的。这种抄写基础上编制出来的教材，成为某些后来成为学术权威显示其权威性的学术成就。于是流风所及，誊抄功夫成为一种学术功夫。“天下文章一大抄”成为这种不正常现象“辩护”的简捷理由。可以说，今日为学术界所诟病的抄袭、剽窃之风与此密切相关。学术界对于知识的进展、问学的进路、前人成就的了解、问题意识的建立、论文写作的方式等等基本为学要领，不甚了了。学术界处于一种并非致力于知识创造、而是徒然耗费知识界心力的无政府状态。而且知识界对此有一种默认，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知识危机。大家不约而同地将为学心思花在深入浅出、表述趣致这类修辞技巧上面，为学功夫变成单纯的为文功夫，文章写得漂亮重要过文章有无思想。
导致这种“自律”，与三个因素有关: 一是外部高压的内化。知识分子的被迫改造运动与知识分子的主动自我改造扣合起来之后，这种“自律”本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批判胡适运动的被迫性质与四清运动的主动性质，形成的鲜明对照，足以部分地说明这个问题。批判胡适的时候，某种程度上讲，还是学者们不得不进行政治站队或进行政治表态的时候。到了四清运动的时候，则新老知识分子对于宣传意识形态的热情，从整体上讲，简直就不可同日而语。知识界的氛围，从思想自由学术自主，变成了知识人当然认为，当前提倡的意识形态就是不可质疑的真理。于是，清醒者三缄其口，糊涂者跟随大流。
二是内部整合的惯性，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对于争夺有限的意识形态控制资源的斗争，自主流意识形态处于潜蛰状态之时，就已经开始。而后，与权力连接在一起的“学者”，就对于自己的思想学术问题的裁决权产生一种当仁不让的心态。久而久之，知识界也就习惯了这种裁决。学者们经常性地将知识问题的分歧，付诸权力裁决。
三是人格的萎琐。将政治直接插入学术，将学术变成政治，使得学者们的知识良心遭到败坏，学者们的人格萎琐，也就不是特别难以理解的事情。因此，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消逝。以干预社会正义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消失，使得知识分子与学者脱钩了。
■ 富饶的贫困
应该说，汉语思想学术界原本是具有丰富的思想学术资源的。其一，以汉语作为思想学术工具的人员不少。这就为汉语学术界保证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使得建立在残酷的淘汰基础上的原创学术研究，有了可以在严格的原创学术的基点上加以淘汰的对象。这是一种现代学术的主体运作模式。因为，假如没有相当的学者在原创学术的道路上的摸索，没有他们的奠基，没有他们积累的教训，没有他们对于原创性的逐渐凸显，就没有原创学术诞生的可能性。如果缺乏具有探索精神的学者队伍，那么，学术的原创性积累就难以期望。
其二，汉语思想学术界自近代以来的思想学术积累已经较为丰富。300余年前，中西学术的相互传通，为汉语学术界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此后，汉语学术界展开了转换传统学术，建立现代学术的历程。截止20世纪中叶，这种努力已经渐渐开始收效。在诸如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人类学等学科，建立起了足以与西方学术界平等对话的话语体系。[3] 这种积累，假以时日，完全可以期望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既有现代性、又承续传统性的“中国现代学术”。
其三，处于变迁社会的中国情景，给思想者学术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思想资料与学术整理材料，也给他们提供了急需解释的各种理论问题与学术课题。如果思想者学问家处于一种无须解答任何具有挑战性问题的环境中，那要指望他们产出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学术成果，便只会是一种奢望。然而，现代中国社会的艰难转型，对中国学术界提出了不知需要多少代才能够完满回答的思想学术难题。这是一种极其丰富的、为当今很多国家所缺乏的原创学术的原动力。
在这种情形下，汉语学术界半个多世纪处于学术贫困的境地，可谓是“富饶的贫困”。
走出富饶的贫困，既需要改善学术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需要学术界内部的清理。这种清理，也可以说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是，学术界要有自尊自主的意识。要认识到学术界之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组成部分，具有着其他任何社会部门都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学术的某种“附庸”、“婢女”的情况。一方面，将思想学术自身的建设规则、评价标准、可用资源，完全归于思想学术的名义下。另一方面，则将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习俗对于思想学术的直接作用限定起来。并且，建立起以思想学术介入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模式。将思想学术作为独立的现代力量来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起到影响作用。
“两个基本点”是: 第一，告别长期以来从学术内部自我伤害学术发展的“警察”意识。这对于中国学术界原创学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回首上个世纪初年中国学术界提出的“兼容并包”对于学术界操权者所具有的意义，反思同样时间学者们伸张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批判思考”，对于作为个体而存在的学者所具有的启示。解决“富饶的贫困”问题，首先还不是我们将学术界的眼光从“思想”转移到“学术”，或是调和地祭出“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紧要的是营建起一个没有有形的、或无形的自我或别人守侯着的、宽松的学术环境。
第二，在当今，思想学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学者自己可以择定的事情，因此，需要学术界改变以尾随为创造的心态。这里所说的尾随，既是指尾随西方主流思想学术，也是指尾随西方非主流思想学术。前者，将融入国际学术界作为观念支撑。但是，这种融入一定要将“现代”中国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并且给予理论上的原创性解释。否则，简单地融入就只会以完全牺牲中国学术为代价。后者将保持“中国的”作为精神支柱。但是，这种保持经常是以尾随西方非主流学术来进行理论支持的。这样，并不能达到创造地解释中国问题的目的，同前者一样，只会落于现代知识消费者的境地，只能给西方现代知识提供注脚。事实上，原创思想学术的出现，依赖于兼采古今中西而切近中国现实的艰苦创造以及积累工作。
注释：
[1] 这里所讲的没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是从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整体情况、即整个说来中国学术界这一时期不是以独创的面目出现在国际学术界的，而是以思想学术消费者形象出现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在某些学科点，以及某些学术专家那里，则不妨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问世。
[2] 本文所讲的学术，是在广义角度讲的“学术”，即包含90年代学术界讨论“思想”与“学术”两个意义的东西。而不单单指排斥价值追问的学术研究这种狭义的“学术”。
[3] 哲学如现代新儒家心性学一系，由熊十力经牟宗三到杜维明，引起国际哲学界的重视。曾经专门举行国际学术会议加以研讨。历史学如陈寅恪引起国际史学界的关注。政治学如萧公权所著书，成为美国大学政治学系学生的必读书。社会人类学如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引起持续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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