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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大学的基本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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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凡丰
教学与科研是大学的两项基本职能，它们的关系一直是高等教育研究的讨论热点。当前，重新审视两者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大学的发展历史、现状、来自因特网的冲击等多个角度查看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们是大学内两个不可调和的"上帝"；在网络时代，要提高管理效率，大学需要分离教学与科研两项职能。
一、历史的角度：分--合--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是有意义的，因为"如果你想要知道你要去哪儿，它帮助你了解你曾去过哪儿" 。1
在中世纪，有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如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有以教授为中心的，如巴黎大学。当时，科研不是大学的职责。十九世纪德国大学的改革对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德国这场高等教育改革运动，完全是由哲学家和学者发起，想取得专业地位的职业界人士在运动中没有起什么作用。整个改革运动的目标就是为一些哲学家和学者取得大学的特权，他们并不要废止大学的特权，而是要建立新型的大学。改革后的德国大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强调科研作为大学职责的一部分，实行教学与科研的统一；（2）改革大学的结构。建立讲座和研究所，为新兴学科和科学领域提供教学和科研的基地。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高等教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高等教育从为少数人独占，向大众化的方向发展。这也要求高等学校在学制方面实行结构类型的多样化。各国把传授知识、科学研究和培养专门人才作为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每一个时代都要根据时代的需要，对高等教育的职能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随着受高等教育的人数的增加，科研成为高等学校的沉重负担，因此，对于短期大学（在美国称社区学院）不再提科研的要求。2
总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科研和教学原本就曾分离。到了十九世纪末出现了德国的"研究型大学"，而这一类大学创办有其历史偶然性（普法战争）。3 后来，人们力图在大学内把教学和科研两项职能协调起来，而这两项职能也像是"平衡"起来了。由于当年是精英教育时代，高等教育规模相对较小，人们对于这一错误所带来的各种弊端视而不见。而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系统越来越大，大学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所带来各种弊端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现实要求它们不能再"平衡"下去。这是一个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过程，也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二、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组织结构──矩阵结构
为了协调教学与科研这两项职能，人们对高等教育的结构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整。如进行了这样的等级（hierarchies）划分：研究型大学、教学科研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又称短期大学或社区学院）。正如前面提到，对社区学院不提科研要求。美国许多大学还进行内部分层（tiers）：本科生院（文理学院）、研究生院（专业学院）。"双层或多层结构系统，这样则能够在研究生院之类的机构中保护研究工作，使研究生院承担培养最高级专门人才训练的职责，并使它与本科生学院的需求区别开来，但同时仍将本科生院容纳在整个机构之中。"4 如哈佛大学的组织结构就是这样的，但文理学院的教师同样也得从事教学和科研。人们还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了划分，如分为两个部门（sectors）：大学、高等职业教育部门。例如，在1992年以前，英国高等教育实施双重制，高等教育系统分为大学和多科技术学院两个部门。大学是教学与科研双中心，而后者是教学单位。5 但后来双重制被废除。总之，二战后"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协调和一体化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产生这种复杂性的根本原因是高等学校承担的任务和有关群体的日益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的核心是学科和事业单位的矩阵。" 6
矩阵式结构是典型的大学组织结构，而它所具有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从教学和科研的活动性质来说，对于学者个人是不矛盾的，这两者都是一种智力活动；但在时间上有冲突，学者他本人无法预见他的智慧火花何时出现，他不希望因为教学活动而中断他的思路。卷入双重职能的教师们时时无所适从，降低了积极性。第二，这就意味着教师要有很好的协调能力，是双肩挑人才，既能教学、又能从事科研，而这样的人只是相对少数。第三，对于组织管理来说，这两项职能是矛盾的。大学（各个院系）的管理人员要整年整月地忙于如何把教学工作量和科研成果换算为一项"业绩"。科研处和教务处要相互争夺地位、资源。为了处理两个部门的矛盾，校领导们经常为此召开无数次会议。这种矩阵式结构中，事实上总是有一方取得了支配地位，通常当然是科研。而且为了协调两项职能，大学内就出现了所谓的职业行政管理人员，这些人所拥有的行政管理文化与学者们的学术文化是不相同的。可见，近几十年来大学发展成为巨大的组织，除了招生扩大的原因外，教学和科研两种职能的冲突也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我们说，教学职能和科研职能像是共存于一所大学内，但从未很好真正地统一协调起来。作为典型的大学组织结构──矩阵结构现在看来就像是蜘蛛网，罩得大学不能动弹。
三、大学的异化：突出科研职能、弱化教学职能
前面提到了，人们期望通过大学的等级划分，如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科研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从而能在系统层面弱化两者的矛盾。克拉克曾指出，"研究型大学的动力主要来自学科本身的发展，从事科研的教授们首先遵循他们的专业兴趣，其次才照顾他们的顾客（学生）的需求。"7 也就是说，研究型大学的职能是非常明确的，它的主要职能是科研，教学职能纯粹是附属的。因此，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学质量总是难以尽如人意。于是，在八十年代美国波伊尔等人呼吁反思学术水平，倡导教学与科研的平衡。人们设立这样或那样的"教学成果奖"激励热心于教学的教授。但不管采取何种措施，"寻求安全和地位的年轻教授发现--说一句实话--在纽约或芝加哥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提交一篇论文比回校教本科生对达到目的更有利。虽然口头上总是说要保持教学与科研的平衡，但在大多数学校，后者明显占了上风。" 波伊尔委员会1998年的报告《重建本科教育》最终还是承认在研究型大学中应建立起"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让学生自己去研究，那么"教"在哪里？
这些描述研究型大学的现状同样也在其它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存在。尽管"政府不喜欢一般院校和新院校模仿老牌尖子大学的风格和作法，政府所需要的是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多样化……"，9 但社会地位远远在一般大学之上的研究型大学是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模仿对象，永远的奋斗目标。在人们心目中，较少从事科研活动的高等教育机构不能算是"大学"（教育主管部门一般也不准它们使用"大学"一词），而它的毕业生也就低人一等。于是为了争取这两个高贵的字，不少高等教育机构费尽心思。就这样，不管当代的大科学需要大投入、大团队的事实，几乎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对于教师的要求是既要教好课，又要出科研成果，甚至是行政人员也必须发表几篇"学术文章"才能评上职称。
现代大学不知道该是科研重要，还是教学重要，于是经常需要制造各种"重大发明或惊人发现"等轰动性新闻来刺激自己的神经并取得社会地位，而很少深入思考自己的存在是为了什么？大学的学者们陷入了"不出版，则死亡"的痛苦境地。大学彻底异化了，但却不能成为科研机构，因为它招收了学生；学生却不能得到很好的教育服务，因为不是他们而是学科才是大学的第一消费者。
为了研究大学中教学职能与研究职能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米凯拉克等在一所普通大学进行了5年的调查。他们发现，教师研究成果与教学效果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很低。他们指出，"究竟学术研究和发表作品能否促进教学，目前尚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作用的话，也不会很大。"10 迷失了发展方向的大学应该相信这个实证研究的结论：教学与科研可以分离。
四、来自大企业的冲击
众所周知，高等教育已经不再是传统大学的专利，"这说明了这样一条真理：如果社会不能从原有机构中获得它所需要的东西，它将导致其它机构的产生。"11 当前更为严峻的现象是，"各国大企业也已把高等教育看作一个潜在的巨大创收来源，而且它们早已率先运用信息和通讯新技术培训它们的职员。如果这些企业进入远程教育市场，将无疑会对传统的远程教育机构以及对传统大学开展的远程教育产生巨大的冲击。也许最让人担忧的事情是全世界最终可能只剩微软、迪斯尼等大学。" 12
并且，探索高深知识也已不是大学的专利。虽然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但它已经不是唯一"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克拉克在八十年代初指出："实际上，由于其他机构组织以知识、科学和专业为基础，它们与高等教育越来越相似。"13 大企业的研究机构、政府下属研究机构、私立研究机构等等，都在保存知识、探索知识和创造知识。例如，条件优越的微软研究院吸引了各国大批优秀科学家。这些科研机构的涌现同样也证明了"社会需要的真理"。
总之，大学与社会其它组织的界限已不存在，"企业大学化，大学企业化"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或未来。当前的现实是：大学没能有效地承担起人类社会核心动力站的角色，人类社会围着Windows和Intel转，只有大企业才称得上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来源。承担了教学和科研两项职能的大学结果是没能履行好任何一项职能。
五、因特网的意义
因特网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现代大企业有了挑战传统大学的锐利武器，而且因特网从其本性上质疑大学存在的必要。我们有这样的价值判断：即由于当年人类通讯技术不发达，为了能有效地进行交流，学者们不得不集中到一个地方；而学生为了能方便地向学者们求教，也不得不聚居到被称为"大学"的地方。而在因特网时代，人类学习不再局限于时间、地点，学者们可在家中开展科学研究。各地的学者、学生不必长期地聚集到"大学城"，地理意义上的大学将会消失。14
我们承认"自大学诞生之日起迄今，近千年的时间过去了。经历了这近千年的风风雨雨，大学这棵幼苗不但没有枯亡，反而在人类社会这块土壤中长得格外伟岸挺拔。大学成了名副其实的人类社会奇迹之一。"15 今天，没有人狂言让大学去见鬼，但因特网已经这么做了。网络技术确实是大学发明的，大学发明了自己的掘墓人。
为了效率的缘故，人类无奈地把科研和教学两个不和谐的东西结合到现代大学中。而因特网的发展使得无奈不在存在，人类历史上的"偶然"也将没有必要存在。在因特网彻底瓦解大学之前，同样为了效率的缘故，我们要分离大学的两项职能。
六、怎样改
如果说网络教育的冲击算是未来时态，而当前来自企业界的冲击则是不留任何情面的。那么处于危机中的大学怎么办呢？无非就是"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
各国大企业在八十年代末以来很少采用矩阵结构，大都采用职能式或事业部组织结构。例如，施乐公司原是一家大型的层级制公司，后来调整为九个独立的产品事业部；AT&T公司分解为三家经营不同产品的公司，以便在全球信息产业的各个方面均能把握住机会。
从本质上说，教育就是一种信息传播。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不能如文化传播界一样地运作？最近，我国政府制定了广播电视界的"网台分离"政策，为什么"创造知识"（科研）和"传播知识"（教学）就不能分离？广播电视界有媒介融合政策（电视与广播、有线与无线合并），为什么大学内成人教育学院、远程教育学院和各个学院所属的教学单位不可合并？
我们的基本思路就是，为了生存，大学特别是普通大学需要把科研和教学两项职能分离开来，成立专门从事教学的教育机构和专门从事研究的科研机构。"它的管理不是根据人数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不"是以知识为基础"，16 而是以业绩为基础。两个职能明确的机构可以借鉴企业界的管理技巧和理念，如实施TQM、申请ISO认证。两个机构之间的关系应如同大企业内的企业大学或企业研究院以及各个事业部之间的关系，即是一种契约关系，相互之间的责任明确。至于学者与教学机构或科研机构的关系，当然是一种契约关系。
在教育机构，不是所谓科研成果而是教师本人的教学业绩（如，可根据学生满意度情况）决定他的薪水。只要学生、社会和政府对他的教学工作满意，他就会得到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奖励，就会更积极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而在以前的"研究氛围"中，像他这样的人只能被称为"教书匠"，他的地位远远低于不擅于（或不热心于）教书但有所谓"科研成果"的同事。教师们再也不会为了评个职称而忙于拼凑毫无价值的"学术文章"。当然并不排除教师为了提高教学水平而开展科学研究，不过这种科研是附属于教学的。也就是说，这种科研是一种提高教学水平的手段，而不是教育机构的职能或宗旨之一。而大有余力的教师同时也可以受聘于科研机构。
正如中国政府分解中国电信、美国政府肢解微软的意图，分离传统大学的职能会使一部分教学工作开展较好的教育机构在教育市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同样善于开展研究的科研机构也会在科研市场的竞争中取胜。这将会使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教学质量得到全面提高，科研也会真正地繁荣。
七、三思而行
阿什比认为，"大学的进化很像有机体的进化，是通过继续不断的小改革来完成的。大规模的突变往往会导致毁灭。大学的变革必须以固有的传统为基础。"17 我们认为，分离大学两项职能的改革称不上是一种激烈的改革。事实上，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中，大学已经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结构调整，如我国一些大学成立专门负责教学工作的系，专门负责科研的研究所。教学与科研相分离的观点根本没有理论上或实践上的创新。我们的理论研究总是落后于实践，故且以科尔的一段话聊以自慰："人们对此可能会感到疑惑，即是否只有当一种模式退出历史舞台，并让位于某些具有完全不同特征的新模式的时候，才能对它产生某些更为清楚的认识"。18
不过，现有的这些结构改革是不彻底的，反而使得教学与科研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考虑到院校的情绪及传统，应采用"分而不离"的做法，即同个大学暂时完全"控股"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当然，事业部组织结构也不是没有任何缺陷。事实上，"无论哪一种组织架构，当它们长期支配高等教育时，都会逐渐走向僵化。"19 还有，大学的改革是与法律制度、社会用人制度、文化出版业等息息相关的，如需要贯彻和健全版权法、大幅度提高稿费等等。不过，我们坚信重新设计大学组织结构会使大学的活力重现，大学将会迎来更为美好的明天。
注释：
1. [美]伯顿·克拉克主编，王承绪，徐辉等译，《高等教育新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45页。
2.以上内容引自：王承绪，《比较高等教育引论》，《外国教育》，1983年第6期。
3.请参阅伯顿·克拉克主编，王承绪，徐辉等译，《高等教育新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4-35页。
4.[美]伯顿·克拉克著，王承绪，徐辉等译，《高等教育系统》，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7页。
5.徐辉，郑继伟，《战后英国教育研究》第四章，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
6.[美]伯顿·克拉克主编，王承绪，徐辉等译，《高等教育新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33页。
7.[美]伯顿·克拉克著，王承绪，徐辉等译，《高等教育系统》，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6页。
8.波伊尔著，《学术水平反思》，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编，《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第五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0页。
9.[美]伯顿·克拉克主编，王承绪，徐辉等译，《高等教育新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60页。
10.小斯坦利·米凯拉克，罗伯特·弗雷德里克，李文权译，《科研能提高教学质量吗？》，《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87年第3期。
11.伯顿·克拉克主编，王承绪，徐辉等译，《高等教育新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2页。
12.刘凡丰，徐辉，《远程高等教育的现状与趋势》，《比较教育研究》，2000年第7期。
13.伯顿·克拉克著，王承绪，徐辉等译，《高等教育系统》，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14.康宁，《网络化与大学教育》，《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1期。
15.徐辉，《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阶段──论大学与工业的关系》，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页。
16.约翰·S·布鲁贝克著，王承绪主译，《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9页。
17.[英]阿什比著，滕大春，滕大生译，《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20页。
18.克拉克·科尔著，陈学飞等译，《大学的功用》，1993年，第90页。
19.伯顿·克拉克主编，王承绪，徐辉等译，《高等教育新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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