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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一農
明末在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和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1568?-1640)等耶稣会士的努力之下，天主教成功地进入僻处内陆的山西绛州（今新绛县）。明清之际，当地的奉教人口比例，甚至有可能是中国各传教区中最高者之一。而乡绅韩霖(1596?-1649)的捐钱出力，对教会在绛州的传教事业，尤其提供了极大助益。
韩霖，字雨公，号寓庵居士，教名多默(Thomas)，天启元年(1621)中山西乡试，在干隆(1736-1795)《直隶绛州志》中有其小传，文曰：
韩霖……于读书之暇，学兵法于徐光启，学铳法于高则圣，务为当世有用之士。惜未及一试，遽以避寇山堡，遇难死。
知其尝从「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徐光启学兵法，并向高一志（字则圣）学炮术，因而得以兵学名闻当世，着有《守圉全书》、《慎守要录》、《炮台图说》、《神器统谱》等兵书。韩霖一家均奉天主教，其兄云，字景伯，万历四十年(1612)中举，少亦受业于徐光启而「颇闻兵家绪余」。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李自成的农民军席卷晋、陕一带，文献中有称韩霖当时曾降闯为参谋，但近代许多治天主教传华史的学者，却均对此说存疑。笔者在下文中即尝试爬梳相关史料以厘清韩霖在崇祯末年的事迹及其去世的时地。
由于清初的文献中，对降闯韩霖的籍贯，出现有绛州和永平府等不同说法，因此叶德禄怀疑当时有两韩霖，其中奉天主教者并不曾投降大顺军，且因干隆《直隶绛州志》中以其「避寇山堡，遇难死」，故叶氏认为奉教之韩霖很可能是死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军攻陷绛州时。
叶德禄的说法并不十分令人信服，因干隆志中虽称韩霖乃因避寇而死，但却未明指此寇即李自成军，且奉教韩霖在《圣教信证》一书的前序中，末题有「顺治丁亥」字样，知其卒年应在顺治四年(1647)之后，此亦与叶氏的说法颇差。
方豪尝为韩霖作传，其说亦多因袭叶德禄。方氏对《圣教信证》前序之系年，则强作解释，认为该年号很可能是「后人所加，或后人所改」，且以该书中出现康熙(1662-1722)年间传教士的行略做为旁证。经查《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中所收录的《圣教信证》，编者韩霖和张赓在书首即明白希望「后之同学者，续辑以志」，由此本中的叙事，知其应为康熙十七年或稍后不久所增订之本。方豪等学者或因深信奉教之韩霖应不会投降李自成，以致曲解文献以求相合，事实上，当时教会中人应无强烈动机去窜改韩霖撰序的时间。
由于清初文献中对韩霖的家世及其投降李自成的时地常莫衷一是，甚至对降闯韩霖的籍贯，也曾出现不只两种说法，笔者因此在下文中先尝试整理出各家的纪述，再析探其中可能的疑点。
计六奇在其于康熙十年成书的《明季北略》中，尝记投降李自成的韩霖曰：
韩霖，北直永平府人，举人。大同陷，降，伪参谋。此故长洲尹韩原善子也，向以御清自负，今乃为贼用耳！
其中所提及的韩原善，字继之，别号鹏南，永平府卢龙县（今河北卢龙县）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任青浦、长洲县令，后迁户部郎中、辽东开原道兵备，崇祯元年卒。由于韩霖之父名杰，故知计六奇的叙述明显有误。
至于顾炎武在其《明季实录》中，则两次提及韩霖曾任大顺政权的「参谋」一职，并称其尝从李自成破北京，惟书中初指韩霖为绛州人，后则作永平人。当时应不太可能用两同名同姓之人担任此一高阶职务，亦即顾炎武书中有关韩霖的叙述前后显然矛盾。
《明史˙何刚传》中也曾语涉韩霖，称上海举人何刚尝于崇祯十七年正月疏荐「绛州举人」韩霖等数人，并称韩霖当时已「为贼用」，但何刚犹不知。谈迁在清初成书的《国榷》中，叙事略同，惟称韩霖是「山西贡士」。
时人彭孙贻和陈济生对韩霖降闯的时间，则另持一说，他们均指山西「乡绅」（或「乡宦」）韩霖是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初大同城陷时，与总兵姜瓖、知府董复等一同迎降的。虽然现存各文献多以韩霖乃随李自成军入京，但清初的戴笠、吴乔以及吴伟业，则称李自成是在崇祯十七年七月败还山西韩城时，「得蒲州人韩霖，爱其才，以为参谋」，并称韩霖为知名之士，因久不第而降闯谋求发展。
综前所述，可知有关韩霖的家世与生平，早在十七世纪后半叶即已众说纷纭，但我们或有可能从其交游的网络厘清他在鼎革之际的活动情形。前述曾疏荐绛州韩霖的何刚，乃与徐光启同里，其好友陈子龙除曾向徐氏问学外，后并与徐光启的外甥陈于阶等亲族共同编印徐氏所纂辑的《农政全书》六十卷。何刚在上疏后旋即获授兵部职方司主事，奉命往浙江的东阳、义乌一带募兵。何氏稍后佐史可法军，而史可法对西学、西教亦颇友善，曾于崇祯十六年约请负责耶稣会中华副省区事务的艾儒略，至南京商量赴澳借兵或购求火器之事，惟事不果。至于奉教的陈于阶，也曾于十六年年底因史可法之荐，而以南钦天监博士之衔在南京兵部衙门负责教练火器之事。因知何刚及其友侪与天主教中人的往来应颇多，这或许是他熟知韩霖之才而加以举荐的重要原因。
崇祯十七年正月，大学士李建泰上言愿以家财佐军，并自请提兵攻打李自成，崇祯帝于是亲行遣将礼，命其督师，由金毓峒监军，汤若望随行负责「火攻水利」之事，李建泰当时还推荐因事免官的李政修以待罪之身随军效用，并礼聘正在太原三立书院讲学的傅山和韩霖担任军前赞画，但韩霖留太原未赴，傅山则往请李建泰速援太原。
李建泰之所以拟聘韩霖，一方面或因其知兵，一方面则或属私谊。李建泰早于崇祯二年正月即曾随徐光启一同负责京营的「指挥训练」，他与韩霖并同于天启元年的山西乡试中举，后在流贼侵扰绛州、曲沃一带时，且并肩御侮，两家还有姻亲之谊。
韩霖与李建泰有许多共同的友人，如获李建泰荐用的李政修，即曾序韩霖的《铎书》。而韩霖的好友黄景昉，亦与李建泰相熟，两人均登天启五年进士，并于崇祯六年二月同奉旨管理文官诰敕，八年正月同任左谕德，十三年四月同升授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黄景昉早年曾因其师叶向高的介绍，而与耶稣会士艾儒略论交，后并序艾氏所着的《三山论学记》一书。他尝评论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曰：「今其徒遍中外，非苟然者，所传大学格物学，亦特精辨」，亦曾赋〈次韵赠韩雨公先辈〉和〈韩雨公幽香谷咏〉等诗赠给韩霖，知其对天主教应相当友善。
崇祯十七年二月，太原城陷，山西提学黎志升等被俘，甫被夺官候勘的山西巡抚蔡懋德和冀宁道佥事毕拱辰等人死难，在时人戴廷栻所撰的〈蔡忠襄公传略〉文末有云：「桑拱阳不食死；傅山出家为道士；韩霖从贼为中书，后数月，仇杀于家」。由于桑拱阳乃于六月绝食而死，而傅山当时亦不在太原，而是留居于约一百公里外的平定，至于其出家为道士，则在是年八月，因知戴廷栻此一叙述乃用以点明蔡懋德先前所举用诸人的后事，并不能用以引伸韩霖降闯的地点就是在蔡氏殉难的太原。
据文献中所记，李自成军在俘虏黎志升时，韩霖曾在众闯将之前替他吹嘘，称其乃「天下文章士也」，后遂被录用授官。由于黎志升被俘是发生在太原城陷之际，而依情理判断，韩霖应不太可能一被俘即有地位为黎氏说话，故韩霖如非先前即秘密向闯军输诚，就是在稍早时离开太原并降闯的。韩霖后随李自成陷大同，彭孙贻和陈济生或因此误以其是在大同投降的。
韩霖的好友李建泰也于稍后降闯。崇祯十七年三月五日，李建泰兵溃于真定。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思宗于煤山自缢。次日，保定被围，因城守甚坚，闯军乃暂引却，李建泰于是率残卒数百入城。未几，复遭围攻，建泰乃倡言议降，知府何复不从，遂自发西洋巨炮，不幸遭火药焚伤，后建泰的亲军为内应，城遂破，何复和金毓峒等均殉国，建泰则出降。
前述在太原殉难的毕拱辰，与耶稣会士的往来亦密切，他曾刊刻利玛窦的《圜容较义》，并润定高一志的《斐录答汇》和邓玉函(Johann Terrenz Schreck, 1576-1630)的《泰西人身说概》二书，方豪尝在未注明出处的情形下以毕拱辰为天主教徒，但此或属附会，因其在死难时仍蓄有姬妾，与「十诫」的教规严重不合。
韩霖在投降后颇获重用，他先是以参谋之衔充当李自成的记室，掌理书记，入京后，获授礼政府从事（相当于明之礼部主事）一职，并力荐魏学濂、陈名夏、周钟等人任官，其中魏学濂为东林要角魏大中之子，与韩霖同入天主教，陈名夏亦与汤若望相熟，周钟则于稍后替李自成撰登极诏。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行登极礼，韩霖也与百官入朝行贺，大顺军旋即撤离北京，韩霖或亦随行。由于文献中对韩霖随李自成入京后的活动，有相当多且具体的叙述，因知《绥寇纪略》和《流寇长编》中以韩霖乃在李自成从北京败归后始投降一说应误。
韩霖在明末乃以知兵闻世，尤其精通西洋火器，虽曾获蔡懋德和李建泰的青睐，但因不是从正途出身，故发展颇受拘限。由于李自成当时的声势十分浩大，且他积极起用晋、陕一带未仕的举人，屡困于科场的韩霖，或因此投降闯军，希望能获大用。韩霖拉拔魏学濂和陈名夏之举，可能也有部分原因是为了在大顺朝中扶持对天主教友善的势力。
至于李自成之所以重用韩霖的原因，则主要可能有两点：一、希冀能借用其在西学方面的学养，掌握红夷大炮的铸造和操作技术；二、利用其与李建泰和汤若望的私交，伺机策反明朝攻闯的主力军。
李自成率兵攻陷北京时，汤若望等耶稣会士仍留京城，以照顾教友和教会产业。大顺军入京后，对故明官吏，除部份录用外，余则加以拷掠，勒索金银，但对曾协助明廷治历、铸炮的汤若望，则尚称宽厚，若望且与大顺官员相往还，此或许是因受到韩霖、魏学濂和陈名夏等新贵的关照所致。
由于李自成不喜用原明朝的高官，故韩霖极力拉拢崇祯十六年的新科进士，前述获韩霖力荐的魏学濂、陈名夏和周钟三人，即均为此科的同年。该科投降李自成者颇多，除魏学濂获授户政府司务外，状元杨廷鉴、探花陈名夏以及周钟三人任弘文馆编修，史可程（史可法弟）、梁清标、刘徐谟、成克巩、胡统虞、鲁橹、赵频和李化麟任弘文馆庶吉士，姚文然任密云县令，魏天赏任淮扬盐运使，武愫任徐淮防御使，王道成任青州防御使，杨璥任扬州府尹等等。韩霖也曾推荐谊属同门的此科进士史夏隆，称：「年兄之才，新主自当大用」，但史氏则微服南逃，不愿事大顺政权。
由前述的讨论，可知奉天主教的绛州韩霖确曾投降李自成，至于其籍贯为何会出现永平和蒲州两错误的说法，则或受韩霖的同宗长辈所混淆。由于韩云、韩霖兄弟曾于万历三十五、六年间随父住居云间，韩云当时且入青浦县学读书，而韩原善恰于万历三十六至三十八年间出任青浦县令，韩云后虽回山西原籍中举，但韩氏兄弟很可能与青浦的父母官韩原善相熟，加上韩原善的原籍可能也是山西，且与韩霖同姓，以致遭人误会为霖父。
此外，蒲州大学士韩爌因是韩霖的远房伯父，这也很可能造成另一种误解。韩爌在序韩霖的《守圉全书》时，尝曰：「古绛韩氏昆仲与余同宗，雨公孝廉复同余弟止甫荐明经，子侄辈因得与之切磋文行」，知韩霖曾与韩爌之弟同授岁贡（即所谓的「荐明经」），两家子弟于是开始建立密切的交情，此故当韩爌过七十大寿时，韩云、韩霖和韩霞三兄弟即尝以其侄的身份向陈继儒征序以庆祝。尤有甚者，韩爌对天主教相当友善，且其家族中也颇有奉教之人，此或亦是引发张冠李戴的主因之一。
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平阳陷，山西全省尽入清军之手，翌年五月，李自成被杀。韩霖随自成退归晋、陕之后的事迹不详，仅知在其友桑拱阳于六月十二日因拒闯不食而死后，他曾撰一楹联悼念。
在康熙《平阳府志》中有一韩无斁的小传，称：
韩无斁，庠生，闯变举家避于稷山县后间投堡，夜半贼至，执其父，或劝无斁踰堡以去，斁曰：「吾父在难，焉有去理！」，遂与弟无期并死焉。
其中无斁和无期均为韩霖之子，而稷山紧邻绛州。韩霖之所以避居它乡的理由，或与其降闯一事攸关，此因绛州在闯变中惨遭蹂躏，仅方志中所载自杀死节的有姓妇女即近百人，且当地以学行出名的乡绅亦多视闯军为流寇，故在大顺朝中高居参谋一职的韩霖，或无颜返回故里居住。
至于韩无斁小传中所提及的兵灾究竟为何，经查《稷山县志》中明末清初的记事，知闯军直到崇祯十七年冬始至稷山抢掠，顺治二年正月，有白、李两将率闯兵屯驻县城，并劫掠十余日，八月，更屠城，造成「横尸邱积，城市为墟」的惨况，顺治六年，有土贼白璋据城焚掠月余，人皆逃避山中，直至十一月始告恢复。由于韩霖在顺治四年还曾为《圣教信证》撰序，故他很可能是在李自成兵败后脱离闯军而举家避居稷山的，其两子或即死于顺治六年的白璋之乱。由于康熙《平阳府志》中称韩霖为贼所执，其两子不愿自逃而「并死」，且干隆《直隶绛州志》中称韩霖是「避寇山堡，遇难死」，因知他或是与两子一同死难的。
综前所论，天主教徒韩霖应是在崇祯十七年年初于山西投降闯军的，旋以「参谋」的身份从李自成入京，获授礼政府从事一职，在李自成兵败后，即举家隐于稷山，顺治六年，与两子同遭土贼杀害。
韩霖降闯一事所以在方志中被隐讳不言，或与韩家在当地的崇高声望攸关。韩霖一家对乡里的贡献颇多，如其父杰，曾参与修建绛州儒学，且「宗族贫者，建义宅以处之，生养死葬，悉赡焉。戚友称乏，多方赈助。捐金修学，为诸生倡。生平所积，以仗义散尽」。韩云也曾出面募款煮粥以供深冬守城的乡兵御寒，并协助在州城上修筑炮台。崇祯年间，绛州大饥，韩云、霖、霞三兄弟且均输财举赈。此故，韩家两代中竟有杰、云、霖三人同入祀乡贤，此一情形在方志中可说极为特出。
绛州在清末以前共历修方志六次，其中万历三十七年之本，韩云即曾参预其事，而在接下来的康熙九年本中，与修的孙锡龄和王复初，也与韩家关系密切，如韩云尝和复初之父曰善共同结社，而霖也为曰善撰墓志铭，复初且有诗记韩霖的藏书室，至于孙锡龄，除在其所撰的〈救荒协义传〉中，褒扬韩云昆仲捐款赈灾的义行外，还曾捐赀为韩霖治葬，并赋诗追赠韩霖。
今从康熙《绛州志》中韩霖之名出现多达数十次的事实，亦可略知韩家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在「为贤者讳」的心态影响之下，无怪乎该志对韩霖有「遭闯变不出，隐避遇难，君子惜焉」的评述，而韩霖也或因其降闯一事被隐讳而得以入祀乡贤。其后绛州增修的方志，更由于编修者均不曾爬梳史料深究此事，以致多仅因袭旧说。
至于近代一些与天主教会关系密切的学者，则或因身处对日战争的大环境，导致过份在意奉教人士的气节，而曲解或误判文献。事实上，明清之际，在华天主教会为避免因政治立场的判断错误而危及传教大业，乃决定不表态支持特定的对象，听任教士或教徒自行发展。此故，我们虽可见有如王征、陈于阶等教徒选择殉明，且有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 1582-1649)、瞿纱微(Andreas Xavier Koffler, 1603-1651)、卜弥格(Michael-Pierre Boym, 1612-1659)、庞天寿等人活跃于南明的隆武或永历朝中，但投身其它政权者，亦颇不乏人，如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 1606-1682)和安文思(Gabrielde Magalhaes, 1611-1677)在张献忠的大西朝中即获赐为「天学国师」，汤若望亦率许多奉教的天文官生负责掌理清朝的钦天监。他们的选择有的是考量自身的理念与发展，有些则或许是希望替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开创一新的局面。在此一鼎革世变的冲击之下，韩霖投降李自成的行为，不论在教内或教外，其实都并不十分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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