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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走向和农民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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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光宗
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以农为本的国度，"农民问题"的确由来已久，而且又有着扑朔迷离的历史意象。在唐朝，"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说的是君与民的关系，体现了一种以民为本的仁政得治得思想。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在农民起义军中拾级而上，从头收拾旧河山，做了明朝的开国皇帝，也恰好做了"舟水关系"的反证，所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自古以来，农民问题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处理得好，可能是大唐雄汉的气象；处理不好，亦可能重蹈历史覆辙，前车之鉴多矣。
然而，所谓农民问题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只是从政治家和政治学角度的一个定位。农民问题应当也可以作多视角的审视。抽掉差异性，一般性地谈"农民问题"在方法论上容易犯"雾里看花，越看越花"的错误，难免"瞎子摸象"的片面和"本位主义"的狭隘。从社会学角度讲，讨论既可以是客位的（旁观者角度），也可以是主位的（农民的角度）；而即使从客位的角度出发，也完全可以是多学科和多视角的。
历史地看，中国得现代化大概始于鸦片战争时得国门洞开和西学东渐，，惜乎欧风美雨的吹拂并不能改变已经板结的农耕文明的面貌。本来，康梁的变法维新已使中国看到了现代化的一线曙光；遗憾的是，这场自上而下的百日变革早早地夭折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使中国再一次站到了与西洋文明对话、日寇来犯、国共相争，内忧外患，狼烟四起，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现代化运动的一波三折、时继时续、风雨飘摇、支离破碎，当在必然。
1840-1949年，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蒙过程是一个不足夸耀的过程，它对中国农民的正面影响是极其微弱的。然而中国的总体现代化如果离开了农村的、农业的、特别是农民的现代化，那是不可想象的。
有识之士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归根到底是平权问题，是公平与公正的问题。整个一部中国农民史似乎就是一部被盘剥、被奴役、被压迫、被歧视而又不断抗争的血泪史。建国前的农民问题其核心正是被压迫的问题，政治上毫无地位，公民权利的主导地位根本无从谈起，经济上依附土地，而生产资料私有制又导致了人身的依附，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残酷的阶级斗争使农民跌入了社会的最底层，成为号饥呼寒的一群。毛泽东的成功就在于他明白农民是最可信赖的革命力量，因为他们压迫太深、苦难太多，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然而，革命胜利只是部分地、有限度地解决了农民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突出成果就是帮助中国农民搬掉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使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群体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农民的身份问题、贫困问题、劣根性问题以及政治参予问题都遗留了下来。
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被歧视的问题，但多表层的具体化问题都由此衍生。建国以后，中国农民虽然在名义上获得了平等的政治地位，但实际上并无民主议政之实，更无工农平等之实。农民并没有分享到太多新制度的优越性，相反地，工农价格剪刀差却使中国农民长久蒙受"取予不均"的不公平待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拉大使他们再也不会为名义上的政治解放而由衷欢喜，相反却为"跳农门"而绞尽脑汁，屡遭失败仍锲而不舍。建国以后的一个战略性失误就是用户口制度、公社制度等将广大农民阻隔在现代化进程之外，从而也就在整体上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已很难奢望通过什么非农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途径改变自身的命运。计划经济将中国农民死死地捆绑在有限的土地上，加深了农民的劣根性。城乡分治这种做法使二元结构中的农民问题变得相当冷峻，归为一点，就是能不能吃饱饭的问题。而到如此地步，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对农民长期的制度歧视所造成的。惯常的认知是：农民就是农民，在一般情形下，只能居住在农村，也只能从事农业活动，世代相继，以农为本。
这种固化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做法使农民的解放走到了尽头，政治上的名份并不是中国农民走向彻底解放的真正标志。
如果说毛泽东解决当时中国农民问题的成功之处在于用理想去号召农民，那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又进了一步，就是用利益来激励农民。承包制的创新通过责权利的挂钩极大地调动了人民公社这种大锅饭体制下被冷却的劳动积极性。与此同时，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农民开始摆脱土地的束缚。再后来，如火如茶、横溢海内的异地转移和非农化的"民工潮"再次证实了中国农民介入宏伟的现代化事业。睿智的邓小平明白，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然而，没有亿万农民的解放，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
这样，由于中国农民不再被阻隔于现代化的进程之外，所以，历史的走向与农民的走向也就被整合在了一起。与此同时，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转向了参与问题。参与不参与社会变革就在关键的意义上觉得着农民解放的步伐，从而使传统农民与现代农民出现了分野。
中国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农民的现代化，而这样的现代化又至少有两个战略指向：一是变农民为非农民，提高城镇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比重，这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二是要不断地将传统农民改造成现代农民，也就是要不断地提高有知识技能、有市场头脑、崇尚文明、摒弃愚昧的农民在农民总体中的比重。"农民"作为一个符号，其内涵是可以大不同的。要真正解决好农民问题，就不能不关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心理问题、身份问题以及所处的生活世界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农民真正的现代化历程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非农化的变革和市场导向的经济现代化是农民的历史舞台前所未有的开阔，农民对现代化的参与热情也是前所未有的高涨。农民的历史角色再也不是站在田埂上遥看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旁观者了，而是以参与者、实践者和创造者的姿态投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
传统的理念是，农民天生就是同土地打交道的，所谓土地的主人实质上也就是土地的附庸。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农民阶层的大分化却使我们看到：在更大的成就空间中，土地对农民已不再是安身立命之本，比较效用已经降低，不少农民开始在感情上疏远土地，开始走出过去那个以家族和村落为天下的生活世界。改造农民，继而减少农民，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化极其重要的一种努力。
结合上述的两个指向，我以为：综合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需要在"新四化"的构架中寻求出路，这就是职业的非农化、居住的城镇化、人口的知识化、农业的现代化。没有民智之开，村民自治也可能流于形式。中国农民的知识化、现代化程度还较低，他们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比较薄弱，他们有较多的"臣民"意识，而较少"公民"意识。如此看来，仅让农民走向市场、走向富裕也还是不够的。只有让农民自我觉醒，走近知识，亲爱文明，他们的解放才可能彻底，再造中国人方可成为新的历史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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