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形上之思与现实关怀
|
|
洪修平 白欲晓
哲学之思的性格是形而上的。王国维曾认为，哲学所追求的真理乃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故有志于哲学者不必忘其神圣之天职而求以合一时之用。他认为我国哲学不发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哲学家太关注政治。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哲学确实有过于关注道德、政治等现实问题的倾向，对根本哲学问题的思考很少超出经验的范围。
我们知道，20世纪的中国哲学作为现代知识体系下的一门学科，是以西方哲学为基本范型建设起来的，西方哲学以认识论、知识论为基本内容和以逻辑方法为基本方法的学科规范，也影响到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因此，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哲学逐步走上专业化、规范化的道路，表现出比较注重形上之思的特征。此外，由于近现代的学科分化与社会转型，哲学不再担当一切知识代言人的角色而成为专门之学，哲学家也就有可能逐渐由社会的代言者退回到书斋之中而成为专门之家，这又可能促使哲学之思与现实生活的疏离。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条件，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不可能完全沉浸在书斋中去从事哲学的玄思，关注现实、关注民族和文化的命运始终是他们思考的视角之一，甚至是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冯友兰在抗战时期著出“贞元六书”，他在《新原人》的“自序”中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冯友兰此语，今天读之，仍使人内心震动，慨然而生豪情，体现了现代中国哲学家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待意识和深切的大众关怀。
哲学如果没有现实关怀就会成为空洞的思维游戏，而哲学过多地参与现实生活就有可能丧失哲学之思的超越和本真。在这一关系的处理上，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并非没有经验教训可言。改革开放以前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哲学一度被卷入政治运动之中，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哲学被政治化的结果是使哲学成为非哲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遭受重创，几尽萎缩。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哲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建设，又出现了实用哲学的潮流。所谓中国哲学与经济管理、中国哲学与战略决策、中国哲学与企业文化等等，虽然拓宽了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但由于缺乏真正哲学层面的反思和清理，热潮过去后，并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成果。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哲学学科本身逐步走向规范和成熟，学科内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密，学科研究日益知识化、学院化。近年来，这一学科表现出与社会生活不断疏离的倾向，缺乏对社会大众问题的敏感和思考。
新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必须处理好书斋里的形上沉思与面向社会的大众关怀这一关系学科健康发展和能否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方向性问题。这一问题涉及到学科建设基本理念的重新审视、学科研究多元取向的展开、学科教育体系的改革等多方面内容。然而，其关键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者，能否培养一种新的研究精神与人文关怀。我们认为，这种新的研究精神应该具有客观、理性、开放、多元的特征。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儒道释三教哲学，都是主体性哲学，其哲学的基本特征用牟宗三先生的判断来说是实践形上学。作为实践的主体性哲学，由于其知识论并不发达，其体系具有相对封闭和独断的色彩，对其思想的进入也通常需要个体的实践体认。传统的学术研究中，这种哲学非常容易使研究者形成一元封闭的主观认同心态，而缺乏客观的反思和批判。今天的中国哲学研究者如果没有对这种传统研究情景的自觉反省，很可能陷入一种新的封闭独断困境，而使中国哲学研究成为远离思想实情和现实生活的知识独白。避免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应该培养客观、理性的精神，通过独立的思考和分析，对传统哲学进行批判和探索，将中国传统哲学所蕴涵的形上之思加以表现和重构，使其所具有的哲学意义和内容以普遍和通适的哲学形式表达出来，提升中国哲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同时，也以开放的态度和容纳多元文化的胸襟与不同层次的文化和外来文化交流，使中国哲学研究走出远离思想实情和现实生活的知识独白的困境，为人类当下及未来的生活提供积极有用的智慧。与这种新的研究精神相伴并在此基础上生长出的人文关怀，是一种新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基于理性的思考和多元文化的观念，不仅关怀学术，也关怀生活；不仅关怀精英文化，也关怀世俗文化；不仅关怀群体，也关怀个人；不仅关怀民族，也关怀世界。
可以肯定，中国哲学的学术进步与人文关怀的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一定会使中国哲学的发展有新的突破，取得新的进步，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