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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通向世界的“第四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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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荣格说，文化的最终沉淀是人格。直至２０世纪末，中华文化还没有以一种完整的群体人格形象屹立于当代世界。
以往几个世纪，中华文化主要是通过三座桥梁与世界沟通的：第一座桥，经典学理之桥；第二座桥，器物民艺之桥；第三座桥，文化信息之桥。这三座桥有的过于高峻抽象，脱离现代人的普遍认知；有的琐屑僵滞，带有明显的地区性和隔代性；有的则迅捷芜杂，无关中华文化的本原形态。这些都与群体人格形象的完整体现有很大距离。
因此需要拓展第四座桥，即以中华文化为基元而又被国际广泛接受的艺术创造之桥。
我很高兴能作为“跨世纪的文化对话”的第一个发言人，和大家见面。
接到通知以后，我认真想了一想，根据我的专业，根据我的感受，我来谈一谈华文文化在今后的生命历程上还缺一些什么。缺很多东西，主要缺什么？找了一个比较讨巧的题目，叫“第四座桥”。
中华文化缺少什么？
华文文化缺什么？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中华文化现在在世界上，它是以一个什么形象出现的？别人对它的判断，别人对它的接受，决定了它自己的价值判断。这在接受美学里是一个惯常的现象。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这样的例子：在一个班级里，你对这个女同学说她是最漂亮的，两个月以后，她果然就漂亮起来了。她的言谈、她的举止完全不一样了。外面的评价、外面的判断，甚至外面的眼光，对自己产生了很大的心理暗示作用。决定了自己的价值，决定了自己今后的路向。一个人是这样，一种文化也是这样。这个世界是怎么看待中华文化的呢？实际上这个看待，就是我们需要检讨的地方。大家或许说，人家看管人家看，我们就做我们的。没有这样的事情。在一个信息沟通反馈敏捷的社会里，那种孤芳自赏式的自我感觉，是一种虚假现象。
华文文化在今天的世界上，主要有这么几座桥梁通达另外一些文化群落。
第一座桥：经典学理之桥
第一座，是经典学理之桥。这是我们的杜维明教授非常熟悉的。大概早在１７世纪，有一些耶稣会的传教士到中国来，被我们的儒家经典所感动，他们就开始翻译。不仅翻译经典，而且编写传记，像《孔子传》这样的作品，然后慢慢为欧洲所知道。欧洲了解中华文化的古代经典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法国的启蒙主义者，几乎每个人都对中国文化的早期哲学部分发过言。有的人评价非常高，强调了它的法制和哲学思想的智慧。有的评价不太高，像孟德斯鸠，他从那儿看到了专制。到了１８世纪黑格尔，那评价就不高了。他认为整个中国的精神文化都不怎么样。但是，他是面对这些经典以后才作出的判断。这是第一座桥，到现在为止，它在国际社会上影响也还是很大。
第二座桥：器物民艺之桥
第二座桥呢，我勉强地称为器物民艺之桥。器物指的是什么呢，陶、瓷器，丝绸啊，漆器啊，这些东西，很早就传过去了，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海上的丝绸之路，作为一种生态方式被欧洲所接受。又出现了好多由第一代或第二代漂泊到美国去的华工带去的，像舞龙啊，舞狮啊，花灯啊，这些民俗性的娱乐活动。随后又有像餐饭啊，功夫啊，连在一起。国际社会上把它看成一种中华文化的感性代表。到现在为止，我们还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从文化人来说，常常会感到委屈，觉得它不能代表中化文化的精致部位，甚至于还不能代表中华文化的主流，每一种民艺，核心部位发生的时间很短，发生的地域很小，但是现在居然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性符号。文化人常有这种感叹，但它已成为一种事实：中华文化跟它有关。
第三座桥：文化信息之桥
第三座桥，是文化信息之桥。并不是现在有了互联网络以后，才有信息这个概念。信息有很多，包括传教士的书信，旅行家的游记，使团的日记，包括现在好多调查报告啊，采访报道啊，摄影资料啊，经济学的和社会学的统计，这个，国际社会应该也不陌生。
第四座桥：反映中华文化的当代经典
大体上，是这样的三座桥，把中华文化传递给世界。既有古代哲学，又有民间艺术，又有信息资料，好像已经很完整，但光是这些东西，能不能完整地描述出中国人的群体人格呢？照理，早期的哲学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它已被风干成为一种缺少人生质感的东西。在这样的几座桥背后的中国人，它的形象，还无法完整地递交给当代世界。它，还处在彼岸。
为了讲清楚缺漏，我想起了德国的大诗人歌德。歌德认真地读过耶稣传教会翻译的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甚至在魏玛，他还学过中文。他当时还有个外号叫“魏玛的孔夫子”，甚至叫“魏玛的中国人”。但我看《歌德谈话录》，在１８２７年的１月３１日，他跟他的秘书埃克曼有一次谈话。他看到了一本中国的文学作品。经过很多人的考察，好像是《风月好俅传》。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层次并不高的作品。但是这么一个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学中国古代经典的大学者，面对这个中国文学作品的时候震动了，他跟埃克曼谈，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谈中国人的感情形态，中国人的审美意向，审美习惯。他面对这个层次并不高的作品，对中国人的感觉，超过他以前所读的所有哲学经典。
那么，马上产生这么一个问题了：中国文明用这种方式来呈现给世界 这样的渠道，这样的方式，多不多呢？回答是非常悲观的。你看，歌德看到的就是《风月好俅传》。
我倒认真地鸟瞰了一下：唐诗宋词，真正受了影响的应该是日本和韩国，因为他们有一批老学者懂得中文。元代的戏曲，说来说去，就是那部《赵氏孤儿》，而且主要是因为伏尔泰根据它写成了《中国孤儿》。中国文化圈里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啊，《红楼梦》啊，应该说，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不是像我们的学者所论述的那么大。
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了：我们有没有搭建这么一座桥的可能？这座桥，如果说得大一点，像全世界的人通过贝多芬了解了德国，通过罗丹和毕加索了解了法国，通过泰戈尔了解了印度，通过川端康成了解了日本。特别后面两位是亚洲人，印度还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但是有了泰戈尔这么一座桥梁的话，世界面对印度文明和印度人的时候，感觉就不太一样。他把经典人格化、造型化，和自己个人的情感紧紧联系在一起，于是造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感动。这种世界性的感动是一种文明和其他文明群落的深层次的组合。
大家对日本，很长时间没有好感，但大家想一想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那篇谈话。他谈论起几个世纪之前日本的那些会写诗的和尚，在大雪覆盖的山里，进行着一场什么样的精神交流。他谈这个。我想至少在那几个月，世界文化界就被这种高尚的意境所震撼。怎么会有那么美的境界？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人，把祖先的美丽传达出来了？
这第四座桥梁，如果要概括一下是这样：既能够被世界公认，又能反映中华文化群体人格的当代艺术经典。如果这么多中华文化的子民，有如此灿烂的悠久文明，而不能出现这样的作品哪怕是一部的话，中华文化很难说已经从整体上走到了现代。如果２１世纪中华文化还处于这样的状态，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会非常惭愧。我真是非常强调由艺术和文学的途径来展示一个人种和一个文化的最后尊严。
文化人的整体人格问题
如果把中华文化过去的运行规范、习惯方式，要推到像我所说的这么一个作品境界的话，还要做什么样的努力？还要克服哪一些缺点？这个问题其实已不是一个文学问题，也不是一个艺术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人的整体人格问题了。为什么不能问鼎那个高峰，为什么不能走通这座桥呢？问题的要害在人格意义上。我们的从事文学艺术的文化人、学者，如果要完成桥梁式的使命，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需要飞跃。
在他们心目中，长时间留下的那种道德训练的人生道路，圣人的思想、君子的理想，如果要和现代的世界沟通，一定要进入到更彻底的生命体验。应当把自己心底的生命的苦恼、生命的冲撞，甚至生命的分裂真实地表述出来。尽管这种表述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是非道德的行为，但是这种生命的体验太需要表述。在大文化人当中，能够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充分地表述出来至少现在是不明显的。
第二，必须从现实的功利追求，提升到一种整体的超越。功利追求，不光是想做官或者想赚钱。回忆自己过去的苦难，稍稍提高一下，虚构一下。暂时的解脱也是一种实际功利。有人说，我写的时候都掉眼泪了，你们还不认为是好作品？不，你再掉眼泪也还不是好作品。实际功利，它无法提高到对人类的整体意义上的思考和超越，所以它不可能成为一个高层次的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
还必须从中国文人特别讲究的笔墨趣味上升为一种创造意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呼喊、只有在平地上搭建起属于我的草房的这种感觉。这在中国的艺术家当中非常少，我们往往快速地进入笔墨趣味阶段。对整个世界、对自然界的整体关怀，很多中国文人往往局限在一个人对自然的感悟，这感觉很好，但对一个大艺术家来说，一定要冲破这个自己心造的硬壳。
归根结底，有可能问鼎伟大、问鼎宏伟的中国艺术家缺少宗教精神，缺少那种探寻人类的极致、探寻深层的意义、具有非常大的慈悲感的宗教精神。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么这座桥还是造不起来。好像有了，一条小渡船，不是一座桥，不是一座宏伟的大桥。如果没有这座宏伟的大桥，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还是不行的。这样说是不是否定了一切呢？不是，还是出了很多人，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但是由于兵荒马乱，很多有可能成功的人，中断于壮年，或者做其他的事情。现在也有一些，一点一点一滴一滴地搭建桥，已经引人瞩目。那天我在写提纲的时候想到一些人物，譬如林语堂啊，金庸啊，画家当中丁绍光啊，陈逸飞啊，电影界的张艺谋啊，还有包括我们陈瑞献先生，都在慢慢地做这样的事情。
桥梁式人物只能等待
刚才有记者问我，怎么来培养这种桥梁式人物？我说这种人物没法培养，只能等待。这样的人物出现在哪里，如果是华文文化，那里就是华文文化的重镇所在。正像晚年的章太炎，他搬家，在上海住下，上海就是当时的国学重镇。过两天搬到苏州去了，苏州就是国学重镇。这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政府或者哪一个机构所能设计的，也不是哪一个学校能教育出来的。但是最好大家有一个共识，当这样的人物影影绰绰出来的时候，大家不要嫉妒他、扼杀他，大家只能欢呼他。他不选地域，不是一定要出在哪里。艺术和科学技术不太一样，科学技术一定要在研究气氛比较好、研究条件比较充分的地方，哲学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但至于很好的艺术家，他的出现，他的身分，他的籍贯，他脚踩的土地，没有什么限定，哪儿都可以。中华文化圈的圈子非常大，我们只能密切关注，看着他们什么时候出现，一旦出现，我们就应该欢呼，应该评论。对中华文化来说，这是一个佳音。
只要这样的艺术家和这样的艺术作品产生以后，中国文化，或者杜维明先生所说的“文化中国”就有了一种形象化的易读文本。这种易读文本是如此地感动人，如此地在其他文化群落面前发出骄傲的光彩。至少那个文本告诉大家，你看，那个穿衣也穿不好的群落，可以达到那么体面的境界。
前两年我心里最难过的事情之一，就是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里看到，美国１９世纪晚期的一些画家画那个世纪早期的华工在那里打工时候的生活状态。我不知道那些漫画家个人情况如何，但每一幅画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是世界上最不体面的一种人，如果体面都谈不上，那就更谈不上尊严二字了。我们感到委屈的，并不是否定早期华工曾经这样的不体面过的，我们感到委屈的是中华文化不是这样的，中华文化所造就的群体人格不应该这样。那么大的一片新大陆，你们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接纳这种文化。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写出、画出、创造出被全世界其他文化群落都能公认的那种佳作，出现那种艺术家的话，那么，华人在世界各地，哪怕是衣衫简朴，也可能被人家看作是自然之子。即使是生活清贫，也会给人感觉到，这是有５０００年背景的乡间哲人。但是直到２０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拥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当很多人问我，你对２１世纪中华文化有什么期盼，我总是这样说：在下一个世纪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有没有可能在地球上重新找回中华文化已经失落多年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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