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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后殖民语境下的身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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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语境之下重新思考后殖民问题必然涉及民族和文化身份问题。这一问题也是以斯皮瓦克和巴巴为代表的一批新崛起的后殖民理论家所关心并在世纪末对之作出新的建树的问题。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进入20世纪后半叶西方文学和文化学术话语以来，迅速融入了居于当代国际学术前沿的文化研究，使得一大批有着身居第一世界学术中心但却带有第三世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学者步入国际理论争鸣的前沿。而文化研究的崛起则使得原有的学科界限被打破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日渐模糊，东方和第三世界的文化也纷纷从边缘向中心运动，进而进入主流研究的话语。传统的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出精英学者的象牙塔，其当代指向和非精英倾向逐渐显露出来，其研究成果也日益打上了文化和社会分析的印记。最近在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出现的“人类学转向“（anthropological turn）就是近似当年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一种标志性的学术转向和新的发展趋势。而后殖民地英语文学的崛起则消解了传统的“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所确立的文学经典。
由于后殖民理论思潮主要是发生在英语世界的一个事件，因而它对英语本身的冲击也就更为明显。尤其是巴巴的“混杂”概念对消解西方世界的英语语言霸权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它使得我们不得不感觉到，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英语并非当年令人景仰的“国王的英语”（King's English）或“女王的英语”（Queen's English），而是已经打上了殖民地印记和第三世界土语和不标准发音的“英语”（commonwealth english）。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人都在学习英语，另一方面，这种全民学英语的现象又无情地消解了英语的霸权地位，导致了文化的多元发展走向。因此正如罗伯逊所指出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并非只是文化的趋同性，它和经济上的全球化的不同在于，它在另一个方面也带来了文化上的多元性，使得原先被压抑在边缘地带的殖民地文化的身份变得日益模糊，那里的知识分子迫切要寻找自己的价值和文化认同。因此讨论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或身份问题便成为新一代后殖民理论家探讨的重要课题。
毫无疑问，文化身份问题是全球后殖民语境中文化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近几年来它已进入到了中国的语境，直接影响着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又可译作文化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在比较两种不具有任何事实上影响的文学文本时，学者们完全可以侧重于比较这两种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的根本差异，并透过这种本质的差异而寻找某种具有共性和本质特征的相同点，当然这种认同主要是审美上的认同。而对于两种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渗透的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探讨具有某个民族的文化背景的人在另一民族的土壤中是如何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也是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不可忽视的理论课题。文化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具有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含义，也就是说，人们通常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所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但另一方面，文化身份又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特征，因为在那里，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作一系列彼此相互关联的特征，因此将“身份”的概念当做一系列独特的或有着结构特征的一种变通的看法实际上是将身份的观念当做一种“建构”。也就是说，cultural identity既隐含着一种带有固定特征的“身份”之含义，同时也体现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人所寻求的“认同”之深层涵义。显然，不管将其视为特征或建构，都说明文化身份问题在当今时代变得越来越无法回避，它就存在于我们周围，渗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因而也就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中。
这样看来，研究文化身份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课题，它所涉及的除了个人的文化身份外，还包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身份问题。作为一个曾经有过一段被“殖民”经历的现代中华民族而言，探讨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认同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密切关注的课题。但是对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独特传统的文化来说，它不可能不打上被殖民的印记，但另一方面，它又有着强大的防御机制，因此认为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被殖民的说法显然是偏颇的。诚然，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身份时，使之变得不确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规模对西学的翻译。在这方面，鲁迅的贡献最大，林纾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林纾当年的翻译，并非要从语言的层面上对他的一些误译吹毛求疵，而更主要地却是要着眼于他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性进程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尽管林纾本人不能直接阅读外文原著，而且在翻译时所依赖的口译者也未必可靠，但他常常将自己的理解建立在对原著的有意误读之基础上，这样实际上就达到了用翻译来服务于他本人的意识形态之目的。因此，他在译出的文本中所作的有意的修改和忠实的表达常常同时存在于他的译文中，实际上起到了对原文形象的变异作用。但正是这种带有变异特征的改写和译述却构成了一种新的文体的诞生：翻译文学文体。五四时期的不少作家与其说在文体上受到外国文学影响颇深，倒不如说他们更直接地是受到了（林译）外国文学的影响。因此从当今的文学经典重构理论来看，林纾的翻译至少触及了这样一些问题：翻译文学究竟与本国的文学呈何种关系？翻译对经典的构成和重构究竟能起何种积极的和消极的作用？在使得中国文化“被殖民”的同时，林纾的翻译是否已经触及到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认同问题？我们今天从文化身份的角度来考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以林纾为代表的翻译文学本身也可算作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因为它使得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得以将中国现代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下来考察，从而在另一个方面实现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非殖民化”和“去中心化”。这实际上也是翻译的双重作用和不确定的“身份”或认同：它一方面向原文认同，为了忠实而不得不臣服于原文，但另一方面它又得向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语言认同，使得译文能够被本民族的读者所接受和理解。
同样，考察一个处于全球化语境之下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或认同问题也可这样。置身于后殖民理论批评的不少西方学者都试图保持自己的独特文化身份：斯皮瓦克至今仍宁愿用申请美国签证的方式来维持在美国的居留权，巴巴则同时持有英国护照和美国绿卡。但这两位出生在印度、从小受到东方文化熏陶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常常遇到这种民族文化身份“不确定性”的责难。就巴巴的情况而言，他虽然现在身居第一世界学术的中心，但是他诞生于其中的印度民族的文化印记却难以在他身上抹去，他一方面为了生存进入所在国——先是英国现在又是美国——的民族文化主流而不得不与那一民族的文化相认同，但另一方面，隐藏在他的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文化记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他新的民族文化身份发生冲突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新的交融。这样，我们完全可以在他身上印证出文化“混杂性”（hybridity）的特征。例如目前在北美兴起的亚裔文学研究和华文文学研究就是不同层面上的两个例子：前者的文化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另一种语言（英语）的媒介来表达的，而后者则在相当的程度上既保留了原来民族文化的表达媒介，因此它又不得不融入一些北美文化的习惯因素。这无疑是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只是这样的研究课题已经达到了跨越文化界限的两种文化的比较研究的境地，因此这种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非但没有削弱比较文学固有的功能，反而取得了具有文化意义的研究成果。在这里，文学文本只是文化研究者的不可或缺的材料，但由于研究者从文学文本出发，经过一番跨文化阐释之后又回到了对文本的建构，因而最终取得的研究成果仍有益于文学教学和研究。
当然，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通过阅读文学文本来研究文化身份还有另一些有价值的课题，诸如流浪文学（diasporic writing）研究、第三世界的后殖民地文学研究、女性文学的性别身份研究等，这些只有从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视野出发才能进行。尤其是在后殖民文学研究领域，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从当代后殖民理论的视角重新阅读一些历史上的以殖民地描写为题材的老作品，例如英国文学中的鲁德亚德·吉卜林、约瑟夫·康拉德、E.M.福斯特等，以及美国文学中的赛珍珠和汤婷婷等，从而发掘出这些作品及其作者的双重文化身份；另一方面，直接考察当代的一些后殖民地（例如非洲的不少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的文学文本，在这些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宗主国文学的影响之痕迹，同时也不难窥见殖民地文化对宗主国的民族文化的抵制特征，因而这种文化的“混杂性“便清楚地显示了出来。
毫无疑问，在今天的全球后殖民语境之下来探讨文化身份问题，对文学史的写作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如多卷本《剑桥美国文学史》的主编萨克凡·波尔科维奇和《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的主编爱莫瑞·艾略特所不约而同认识到的那样：包括美国华裔文学作家在内的亚裔写作以及黑人文学等少数族裔的写作已经融入了当代美国文化和文学的主流，对于重写这一时期的文学史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他们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研究，自然也是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者所义不容辞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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