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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的文化特质和基本形态
与杨义先生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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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晋瑜
能否发现中国诗人的“诗学专利权”，这关系到是否尊重中国伟大诗人的原创性，是否尊重中国文化的原创性。如果他们的全部创作都逃不出西方术语的标准，那么他们又从哪里获得资格，在人类精神史上与外国诗人进行平等的对话呢？
记者：中国在诗学上积累了世界上一流的资源。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要争取“专利权”。您是如何想到要立足于中国文学经验这一基点来追求原创的？
杨义：只有从专利权和原创性出发，我们才能使中国诗人获得恰如其分的世界性位置，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的理论支撑点和话语体系的原始生长点。发现中国诗人的“诗学专利权”，比如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样一些概念，如果拿来简单的套在屈原、李白、杜甫的头上，都可能使诗学原理中属于屈原、李白、杜甫的“专利权”的东西发生遮蔽和丢失。我们必须高度珍惜和深度开发几千年来中国诗人的原创性，他的专利，他的文化特质。开发这种资源的深层次的智慧，从中转化出一些古今可以相贯相通的现代品格和中外共享的世界价值，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共同的精神智慧的财富。
从经典中看到人类最深层的智慧，看到这种智慧中最富有生命力的最生动活泼的形态，这是我们建立当代中国诗学而且具有原创性诗学的一种最根本的方法。把重要的经典当作伟大的个案，进行细读，进行感悟，把它上升到学理的高度进行思辨，这是我们返回中国文化的原点，确认中国作家的文化发明专利权的基本方法。这就需要我们直接面对经典文本，重视自己的第一印象。何其芳先生就讲过，读书要重视自己的第一印象，你读一本书，你最初的感觉是什么，而不是马上用理论把自己的直觉监禁起来。第一印象就是那种有血有肉的，真正有意义深度的直觉，它那里包含着我们原创性的最初理论萌芽。
记者：如何才能直接面对经典文本呢？多少年来，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被动地接受各种既成的理论与观点。
杨义：应该学会与诗人平等对话。以屈原的《天问》为例。屈原的《天问》是一篇非常艰涩的长诗，一百多问，过去讲《天问》，说作者的思维跳来跳去，从讲神话，讲天地的开辟，人类的出现，一下子又讲到周朝，周朝的兴亡；一会儿又跳到夏朝，一会儿又跳到商朝，这种跳来跳去的行文和思维方式，使我们有些楚辞学者以为这是错简。因为过去的书是由竹简编成的，如果绳子断了，重新把它编起来的时候，就有可能把简编错了。
是这样吗？屈原的作品，前面有《离骚》、《九歌》，后面有《九章》，它们都没有多少错简，唯独在《天问》这地方错得一塌糊涂，这很难解释得令人信服。
如果我们直接面对《天问》的话，就会认识到它实际上是一种时空错乱，它的时空是一会跳到这，一会儿跳到那，它的所谓“错简”现象实际上就是时空错乱。屈原被流放到楚国的江泽地带去，神志非常紊乱，在这种情况下，他在精神上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幻觉，各种各样的联想，他的天才就是把这种精神现象抓住，《天问》是重现了他自己精神世界中紊乱状态的一种天才的表现方式。文学天才之所以为天才，就在于他能根据外在和内在世界的无比丰富性，创造出崭新的审美方式。屈原作为一个天才诗人，他抓住了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在人类诗歌史上和人类思维史上，他第一次大规模的使用了时空错乱。西方直到二千年之后才搞意识流，才抓住这么一种精神现象。
回到中国文化的原点，来咀嚼中国诗学的味道，就会真切地领会到中国人写诗讲究生命气韵的流贯，中国人感受世界，讲究人和天地万象的生命境界的融通，中国诗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命的诗学。
记者：很多人评论文学，通常把风骨、气质、气韵、肌理这些本来是讲人的术语拿来讲文章，对文学批评高度人化或者生命化。您对于诗学的研究，也是这样的吗？
杨义：我们的生命诗学既是我们思维内在的一种形式，也是我们文学批评的一种基本方法。生命诗学要从生命的角度来理解它。
比如李白，他的最有特色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我们过去说他是浪漫主义诗人，其实他的最有特色的思维是醉态思维，在醉态中酒力刺激了他的精神和神经，使他达到了一种生命巅峰状态，并把这种巅峰状态的体验铸进他的诗学思维之中。所以我们研究李白，应该把最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他的诗学思维的原创性上，放在他的诗学专利权上。我们如果相信西方有些人说这一千年最伟大的诗人是莎士比亚，上一千年最伟大的诗人是李白，但我们的李白干了一辈子就只是出色地实践了西方的浪漫主义，李白地下有知是不会同意这一点的。因为浪漫主义不是他的原创，他没有专利权。雨果是浪漫主义，但李白不是按照雨果教的方法来写诗的。他的气质和浪漫主义有相通的地方，但是他的本质在于他的原创，我们要有这么一种认识和解说。
记者：那么怎么从生命诗学的角度研究李白的原创呢？
杨义：我们先从他用力最多的三个意象系统来考察：一、酒的系统；二、山水的系统；三、明月的系统。在这三大意象系统中，酒最狂肆，山水最雄奇，明月最灵妙。众所周知，诗和酒的渊源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广泛的、非常久远的文化现象，韩愈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文字饮”。李白代表盛唐风采，他从诗酒因缘中创造出一种非常独特的醉态诗学思维方式。在这方面，他受到六朝时期的孔融、曹植、阮籍、陶渊明，还有比他年纪大一点的贺知章、孟浩然等人的影响。但是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讲，他的诗和酒的关系带有李白的原创性，具有李白的专利权，这是需要我们证明的。比如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嗜酒如命，但他写的《咏怀诗八十二首》，仅有一首讲到酒：“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他对酒说不出话，那么醉态只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的生活态度的一种表现，而非诗学思维方式。陶渊明把酒和诗的关系推进了一步。他写了很多述酒诗，但是陶渊明的性情比较高逸恬淡，能潜入醉态狂幻的诗学思维方式的深处。如他的《饮酒》诗之十四：“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他忘了，也即是他不能言，说不出话来了。
记者：阮籍“对酒不能言”，陶渊明“欲辨已忘言”，醉态只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精神境界，还不是一种思维方式。
杨义：把醉态当成诗学思维方式的是李白。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的诗人在人类思维史、文明史和诗歌史上是有原创性的，有专利权的，你不能由于西方有现成一个浪漫主义的筐子，就一古脑地把我们的智慧果子扔到它那儿去，我们还要先尝一尝这果子的味道。拥有中国这么丰富深刻的文化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创造出世界上第一流的诗学理论，如果我们有志气这样做的话。所以我们要发现原创，把发现原创这四个字作为我们基本的思维方式。一旦确立了这种思维方式和学术方法，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诗学是一种生命的诗学，是一种文化的诗学，是一种感悟的诗学，是一种综合着生命的体验、文化的底蕴和感悟思维的非常有审美魅力的多维的诗学。
中国的诗学也是一种文化诗学。这与我们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权威性，有着深刻的关系；也与诗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精华所在的文化整体性，有着深刻的关系。
记者：在您的观点中，中国诗学是以生命作为它的内核，以文化作为它的血肉。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生命点醒了文化，文化滋养着生命。
杨义：对，有生命的文化才是精彩鲜活的文化，有文化的生命才是博大丰厚的生命。中国古代诗人写诗都会用到典故，典故是一种文化想象。在诗的创作过程中一会用唐朝的典故，一会儿用六朝的典故，这不就是一种时空错乱吗？所谓“秦时明月汉时关”，在这里我们的月亮、关口都带上朝代的气息，这使我们的诗带上了丰富的文化想象力、联想力和隐喻能力。
文学作品和诗既然是一种生命，我们对它们进行生命分析，就可能揭示出属于文学和诗的深层的本质。生命分析是我们深化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只要作品写出来，它必然带有作者的生命投射，因此我们要分析作品中的生命痕迹、生命投影和生命密码。
记者：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意象”？
杨义：我们的意象实际上是和我们的文化体验与生命体验融洽在一起的。我们对古代诗人审美意象的发生、发展和变迁过程的分析，实际上是对古代中国诗人精神现象史的分析。意象分析实际上和文化是有联系的，意象分析也就是一种关于精神关注点及其凝聚耗散过程的文化分析。因此我们的文化诗学必须从文化变迁史的角度，才能看透中国诗学的奥妙。诗是从文化中获得它的特质获得它的神韵和方式的，文化是渗透到当时的诗学的脉络中去的，文化是诗学的血液，是诗学的肌理。可以说诗是文化开出来的一朵审美之花，没有文化我们的诗之花就会枯萎。一讲到意象，我们就会想到“楚辞无梅，杜诗无海棠”，这是学古典文学的学者都知道的。
记者：事实是这样的吗？
杨义：事实上，不仅杜诗无海棠，李白诗也无海棠，韩愈、柳宗元诗，元稹、白居易均未写过海棠。王维有一首五绝诗《左掖梨花》，《文苑英华》注为“海棠花也”，可见海棠花在盛唐时代还叫梨花，或海棠梨，而且一直到中唐的前期海棠花还没成为诗人关注的意象。因此说杜甫因其母名海棠，所以杜甫不赋海棠诗是毫无道理的。再说北方的一个妇女怎么会取一个南方的名花作为名字呢？而且海棠当时还没有成为诗人关注的意象。海棠成为诗人关注的意象是在中晚唐以后，王建《宫词一百首》中的一首写道：“元是我王金弹子，海棠花下打流莺。”这里的海棠花还是一棵树，还没完全成为审美意象。后来在中晚唐的薛能、郑谷、温庭均等的诗中，才逐渐的采用了海棠意象。到了宋朝，写海棠花的人就比较多了，如苏东坡，他被流放到黄州，住在定惠院那里的东山上，旁边有一株繁茂的海棠花，看到这株海棠花，顿生同此天涯沦落之感，感到他和海棠花都是从蜀地流落到此偏僻山野的有名而孤苦之物，写了题为《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赏也》的诗，他还另外作了一首《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云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宋人用自己对海棠花的感受去讲他所尊敬的一个唐代诗人，然而唐代人更多欣赏的是牡丹而不是海棠，他们写的很多意象可能是骏马，是苍鹰。象唐太宗的昭陵，那里有“昭陵六骏”，刻的是六匹与唐太宗一起战斗过有战功的战马，其中一匹马身上还有一支箭。
中国的诗学又是一种感悟的诗学。中国诗学的本原性原理都是以心居中，来讲诗言志，诗缘情，用心去反映、去统摄、去形容世界的万象，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诗学是“生命－文化－感悟”共构的多维诗学。
记者：您认为“诗学是一种感悟的诗学”，这让人联想到古希腊的模仿说通道。古希腊的诗学是受史诗、戏剧的影响和启迪，主张人和世界的二分，分离而模仿之。中国诗学的第一关注点是否与古希腊有相似之处？
杨义：如果我们承认模仿说是西方诗学的核心遗产的话，那么中国诗学的第一关注点就不是模仿，而是把世界看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融的，不主张做戏式的、多见人工斧凿的摹仿的一种诗学。即便是由此派生出来的“虚构”这个概念，也是不能原封不动的用来解释中国诗学。因为中国诗学体现出来的神思和韵味，既是虚构的，也是非虚构的，既是非虚构的，也是非非虚构的；而且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融贯的。虽然中西诗学之间还是有许多可以相通的地方，可是对诗生成的特殊心灵通道和第一关注点的差异，决定了东西诗学各自不同的品格和特质。
记者：中国古代的诗歌评论是主要出现在诗话里面，而且比较松散、杂乱、零碎。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们对诗歌体验的感悟性追求，压倒了体系性追求。
杨义：诗话比较散乱，一方面是由于它记录的随意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古代诗人和诗话作者重感悟，感悟所得，往往如电光石火，璀璨尽管璀璨，毕竟多是星星点点。星星点点也弥足珍贵，因为它们是悟性与经典的直接对话。感悟是我们把握世界的第一感觉，是我们对经典生命的第一印象，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感悟和分析结合起来，既追求学理的灵动，又追求学理的透彻。
由于中国古代神话和哲学思考中，强调人与宇宙相通的整体性和对应性，因之我们的诗学讲究生命移植，就比西方理论讲究情感移植的“移情说”更进一层。悟性在接通天人之间内在的或精神的渠道的过程中，表现出把人的生命向外界事物移植的功能。杜甫可以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春夜喜雨》），苏轼可以说“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新城道上》），风雨均有“知”，一吹一洒，均带着生命的印痕。这种生命移植的功能可以表现为强势的，具有某种攻击性、侵略性；也可以是弱势的，具有明显的渗透性、亲和性。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其三说，“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这里的铲掉君山，让洞庭湖的水平铺起来，流到长江里面去，醉杀洞庭湖，其间都有一种强烈的精神力量在里面，都是把天地湖山当成有生命的存在或把自己的生命移植给它们，从而把内心的愤懑和忧虑发泄并泼洒到天地万象上。这就是俗语所谓“不打不成交”，在把天地万象当作对手，在生命对抗中实现生命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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