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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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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1997年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书坛是洋人在叱咤风云。光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已令人思潮激荡，何况还有其它令人大开眼界的好书。遗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声音太弱了，还是顾准与陈寅恪的余波，没有新的热点。进入1998年，传来意外的惊喜：手稿在多家出版社辗转旅行的《现代化的陷阱》终于在北京出版了。
不少所谓国情研究读物，往往是不堪卒读的宣传材料，真正称得上学术著作的不多。这部书不但有当代中国颇为难得的学术水准，而且显示了作者高度的学术良知和道德承担。这是一部追问中国路径取向的书，也是拷问知识分子灵魂的书。
盛世的危言
20年改革开放，人们已写下不知凡几的颂歌与忧思。在总结时贤的焦虑不口智慧的基础上，何清涟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把一个关乎国家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摆到中国人面前：中国正在十字路口上，“中国的社会转型现在已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面临着极富现实意义的选择”。“对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走向法治化的现代‘公民社会’与走向‘意大利模式’的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后一模式的特征是官场大规模腐败，官、商、黑互相勾结，黑社会横行，治安恶化，分配严重不公，会众贫困，社会动荡，政局不稳。
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日益浮现在中国的现实。作者以确凿的材料描绘了这么一幅图景：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美国；由于来路不明或害怕政策多变，资本外逃比例已达每年新增外债额的52、3％，如年代后已接近或超过了新增外债额；在这个还有六千万人吃不饱穿不暖的国家，每年公款吃喝挥霍近2000亿元，外加洗桑拿浴花掉200亿；黑社会已在各地广泛出现，黑白勾结，不少地方的娱乐业、包惰行业都在他们卵翼下……
这是十多年来大规模的中国特色的资本原始积累——自发私有化的恶果。其特点是特权阶层和贪官污吏以世界罕见的速度巧取豪夺，侵吞国有资产。国有资产平均每年流失500多亿元，每天1．3亿元；而流失的成本高达70％，仅有30％有望转化为重新投入经营的资本。
灵魂的追问
不管多么惊心动魄，这些都不过是中国人耳闻目睹的经验事实的系统化。作者没有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而是深刻地进行了两个有重大意义的追问。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改革成了权势者的”盛宴？
作者反复强调，不是改革而是改革不彻底和改革的指导思想失误导致这些恶果。我们推行的是国际上流行一时的效率优先，认为发展与公平不可兼得的战略。在追求GNP增长的时候，把社会公平和正义置诸脑后了。
长期以来，海内外的学术界对公平和正义有不同的诠释。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显然对平均等于公平、侵犯个人自由混同于正义的荒唐不屑一项。
作者认同的是起点的公平和过程的公正。
“深刻反思改革中的全部难点就会发现，成为改革强大阻力的因素就是权力市场化。”权力失去监督就会产生腐败权和腐败。近对年中国所以出现世界罕见的自发私有化和惊人的原始积累。主要原因就是权力没有受到应有的限制、监督和牵制，形成了权钱交易和结合的黑暗局面。
因此，对腐败的义愤和对公平与正义的诉求应该集中指向体制改革的实践。“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大家才发现，所有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最后都形成了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O”人们说反腐败的成败将决定国家的命运。说得更准确一点。其实是体制改革的成败将决定国家的命运。
作者一再尖锐地指出：“必须将权力尽快分离出经济领域，使政府由过去经济生活的主体变为仲裁者……只是这种制度安排必须通过非经济领域的改革才能完成。可以说，这种制度创新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根本性制度建设”。改革多年，从整体看国企却至今没有走出困境，说到底就是没有抓住这个“根本性制度建设”。
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经济体制。
同样绝不可少的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权力应该是多元、公开、依法运作的。基础是强大的“公民社会”和受到严格监督的“有限政府”，这是中国避免重蹈“意大利模式”，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
第二个有重大意义的追问指向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所谓专家。
作者的感慨是由腐败盛行之际居然有经济学家高喊‘腐败有理”引起的。问题的实质是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学者应该如何定位。
在中国，知识分子是过于笼统和用得太滥的概念。其实这个笼而统之的名调包含着重大差别的几类人：宣传干部，忠顺的文员，各专门学科的技术人员和学者，有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探索者。只有最后一类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近半个世纪我们的教育在数量上有飞跃的发展，源源不断地培养了为数不菲的前三类人。可是，也出现了两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一是用民族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学术。几十年间，从物理、化学、生物……等领域到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搜寻“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成为时尚。中国学术文化成了自我封闭的围城，尽管经过十多年的冲刷，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至今仍堤坝高筑。于是，在这些领域中占据要障而对世界学术进展一无所知的人物屡见不鲜。
二是以忠顺为最高品德，把宣传技能混同于学术，把创新视为离经叛道。在继承东方文化尊经崇圣的基础上，又加上种种有形无形的桎梏和禁忌。学术文化的更新和创造的能力摧折殆尽。
于是，在最需要经济学的时刻、却难于找到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经济学和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在急需哲学和伦理学之际，拥有人数可能已超过其他国家总和的哲学教授的当代中国，有没有自成体系的哲学家却是尚待认真考证的难题……人文与社会科学在不应缺席的时候缺席了！
但归根到底，问题出在教育制度。请听听何情涟的洁难吧！“我们的人文教育品质出了严重的问题。”“文革之前的30年，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人文研究和人文教育。”而直至当前，“代表着爱和智慧2源的人文科学在中国正处于日益衰竭之中。”“从而导致中国现在出现了大批拥有博士、硕士头衔的知识贫乏者。”这些刺耳的声音应该引起良知未纸的人们深思。
由于教育制度不良，缺少知识分子顺利成长的环境，中华民族仍然在创造力衰竭的低谷中爬行。不是说要把中小学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吗？作为龙头的大学教育不转轨，这是难于彻底实现的目标。人类的自然素质相差不远，道德水平未口创新能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制度，对社会正常运作必不可少的强大的知识分子群体能否顺利形成也取决于制度。各国的高等教育都有各自的特点，但凡是合乎标准的现代大学都奉行以保障学术自由为核心的一系列共同原则。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已经成了深化改革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粤港信息日报》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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