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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定国
1840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遭遇三次大解构。知识分子由一个独特的阶级最终被弱化为一个阶层。第一次以1906年科举废止为界，知识分子与权力社会的通道被切断，“帝师”身份失据，由“帝师”下坠为“民师”，其中贯穿了“体用之争”和“新旧学之争”；第二次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新文化启蒙运动被迫中断，“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命题，使知识分子的“民师”身份失据，由“民师”下坠为“民工”。知识分子成为五四之敌；第三次以1966年“文革”为界，“彻底砸烂封、资、修”使“民工”身份失据，“民工”下坠为“民贼”，书被焚身被坑，知识是耻辱，言论即罪过。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命运流变过程。由帝师而民师而民工而民贼，清楚地传达出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延宕。关于此种由身份失据而传达的价值，其发生过程及其内在学理探析，我们可以参考林贤治的长文《五四之魂》①。林文给我们展示了知识分子以受体身份面世的众生相。诸如此类的研究不少。本文想以此类研究的成果为基础，以知识分子为主体来观照其价值观的延宕，从而别求意义于新体。也就是说，把知识分子的价值延宕还原为自我养成环境，然后去检讨由此发散的影响。
当然，将知识分子作为受事体加以研究，所为也不仅是“倾吐苦水”，稍有主见的研究者势必由此引申或多或少的反思来。在那些思想敏锐的学者的研究中，我们还能够看到极为峻切的针对知识分子本身的批判。譬如林贤治的文章就是这样，他毫不留情地揭批了知识分子因为恒常心的丧失（即对社会定规持有权的放弃）和对抗精神的失落（即对个人精神独立地位的维护），致使社会架构坍缩，其罪莫有大焉。这种批判的预设立场是，知识分子是现实社会的一个具有独特品性的阶级，因此，知识分子理应承担对社会架构的责任。不以为然者认为，不是知识分子不愿意承担责任，而是权力意志剥夺了知识分子出任责任人的权利。在后者看来，知识分子的命运下坠，是社会大局造成的，知识分子的阶级性价值认同，也是社会大局造成的。概而言之：
帝师者，上承天意，下体民情，政由己出，德天刑地者也；
民师者，上承真理，下察不籍，移风易俗，社会良心者也；
民工者，秉承意志，收集意见，结合改造，隅阈专家者也；
民贼者，学而为贼，戴原罪身，交待反省，书焚身坑者也。
由帝师而民师，是封建帝制被民主共和制取代的必然结果，社会大局使然；由民师而民工，是民族存亡的时代命题，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知识者？社会大局使然；由民工而民贼，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然结果，传统即为不洁，传承不洁者即当有罪，社会大局使然！
这种争论，自1978年以来便一直没有停息，1995年尤为炽烈。并且，争论总是不了了之。其实，如此争论，开局就注定了结局。原因全在把知识分子仅仅当作受事体，从而使论争双方同时坠入了一个思维的圈套内。如果我们不仅把知识分子作为受事体，而是同时将其也作为施事体加以研究，情况又会怎样呢？
毛泽东的《实践论》（1937年），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②。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于1950年12月出版的第23期上，全文刊登了此文（这时国内尚未公开发表过此文）。同时，《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称：《实践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③。李达也认为“《实践论》是一个极其富有指导意义的革命文献，它是毛泽东同志长期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在这里综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指导原理，在今天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当中，在全国人民积极从事生产建设和通过自我教育要求改造声中，《实践论》的发表是值得我们欢迎的，我们应当把它当作为一个革命行动的指针来学习，应当认真地当作一个任务来学习”④。此文在建国后的人文社会界的地位和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强调了认识与实践的直接关系，不承认在实践之外有认识以及认识可以不进入实践。毛泽东作为唯物主义者，坚持是论无可厚非。关键的问题是，毛泽东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家，也还是一个政党的领袖，一个民族大国的领袖，一场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改造运动的发动者和控制者。因此，他的理论认识，很快就被运用到了现实生活之中，并且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难有出其右者。那么，社会中人于是面对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时人普遍认为：全社会所有的人，都应当投入到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去。因为正在发生的社会实践，是正义的国际主义战争，是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体力劳动者用不着选择、也无可选择，同样的脑力劳动者也是这样。因此，作为获得认识的特化群体的知识分子，其现实的工作将无逃于社会大众共同的行为场景。
说起来，这还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自汉以降，经学就有古文与今文之分途。随着中央集权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强化，今文经学逐渐成为时代通例，知识分子而经典古文，无论是就个人价值抑或是就群体价值的实现，都是被社会自动化了的。但问题是，当时人趋附于经典今文的行为价值时，现世是否为经典古文者提供了足够的宽容。一般而言，凡知识分子能够成为时代之“师”（包括帝师与民师），则仍然有此宽容在。因为，为“帝师”时代，尚无所谓理论的宽容和理论的强制；而“民师”时代，其社会理念的基本主题是“民主”与“科学”，这正是理论的宽容的时代。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为“师”的时代，同时具备了拒绝为“师”的价值选择可能。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改变这一切呢？我们更多地关注了权力意志——时代的主子的行为和理论，却往往忽略了欲为“师”而不得的“民工”、“民贼”们——时代的奴才的行为和理论，在整个过程中的养成作用。林贤治说：
……中国知识分子同样有一种极化现象，正如科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一样，或者趋于集权，或者趋于民主。对他们来说，国家民族至上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二十世纪初年，便曾经一度流行“开明专制”的观点；五四的冲击，也未能使之稍减，哪怕是长期留学欧美的学生。如读过哈佛大学的政治学专家钱端升，即大肆鼓吹仿效欧洲的极权主义，一九三四年公开表态拥护极权政府，一种“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说：纳粹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都给民主以致命的打击，民主的弱点已暴露无遗。他的观点，得到哥伦比亚哲学博士陈之迈的赞同。陈之迈承认，在“当前形势”下，一个集权政府更加合适，更富有效能。丁文江则倡导一种“新式的独裁”；所谓新式，无非增加一点专家型人材的条件。他承认，“目前的中国这种独裁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大家应该努力使它于最短期内变为可能。放弃民主政治的主张就是这种努力的第一个步骤。”以打倒民主作为政治代价，完全是对五四的颠覆。清华大学历史学家蒋廷黻提供的是一种独特的、以现代欧洲早期国家为模型的中央集权独裁政体，途径是“办实事”。他明确表示，“谁办了实事，我们就支持、崇拜谁。”甚至公开表示不满意现实政治中的数十人的专制，主张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小专制”。地质学博士翁文灏呼吁科学家与政府携手，为政府能履行其责任提供帮助。早在一九二六年，傅斯年便说，希望中国出现一位有能力的“独裁者”，“他将把秩序与闻名强加给我们”。迟至一九三六年，罗家伦选定希特勒著《我的奋斗》为商务印书馆的“星期标准书”，并作序云：“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它们两人同为《新潮》人物，五四学生运动的悍将；当时著名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即出自罗家伦之手。⑤
林贤治为我们描绘的是知识界对“独裁”的养成。在此，我们难道可以怀疑这些知识分子的“认识”与“实践”存在着辩证的关系？谁又能肯定地说，1949年以后的某些做法，与诸如上列知识分子的高见无关？
建国以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很快衍化成为一次次席卷全国的运动。这固然与毛泽东的“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相结合”、“知识分子劳动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五七指示”等贯注权力意志的主张有关，但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互相影响（养成）实在不可忽视。萧乾回忆说：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由白区投奔来的知识分子，都是以浪子回头的心情力图补上革命这一课。搞文艺的，热切地捧着《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喝过延河水的老同志打听一九四二年整风的盛况，批《武训传》时，我们这些留过洋的，赶紧聚在一起检查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三反”“五反”本来同知识分子不大沾边儿，大家也主动认真地深挖起灵魂里的资产阶级根子。因此，那时的报刊经常可以看到学术界非党人士的长篇自我检讨，批判自己的超阶级思想，寻找在感情上同工农兵的差距，反省过去对西方文艺的盲目崇拜，同时歌颂斯大林，歌颂苏联，歌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等。这种“检讨”、“思想汇报”成为一种群体行为，一种流行文体，不正是知识分子的养成之功吗？紧张、忧虑、恐惧病毒般迅速蔓延，自卑成为知识分子失忆后最典型的心理。冯友兰自1949年10月始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是“犯错误的人”，直到“文革”后期，他还是惶恐不安地看人脸色。他在《论孔丘》前言中说：“一九七三年秋天，群众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展开了。开始的时候，我的心情很紧张。我想：糟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一向是尊孔的。现在要批林批孔，我又成了批判的对象了。”这些话，或许可为冯友兰参加“梁效”写作班子以致为虎作怅的注脚。然而却又不料，“文革”之后，“梁效”遭人白眼，冯友兰于是再次遭遇“检讨”。如此尴尬，犹如孙猴子那根毛茸茸的尾巴，仓惶之间总是无处收藏，最后还是不免被人识破。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灾难性遭遇实在太多太多。
把诸如此类的事情放在一起，是很能令人警醒的。其实，这些满腹经纶、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是受了一时的蒙蔽而判断失误，或者根本就缺乏分析问题的能力，对于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来说，面对新生活，他们的态度是真诚的。然而，问题就出在这“真诚”上。他们总是“恨不得把过去的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遍。”（费孝通语）因此，知识分子面对现实，不是知识的不足、不新等问题， 关键在于方法问题。 冯友兰在忏悔自己的罪过时提到过1958年他讲“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时提出的“抽象继承法”。他说：
……在此以前，我讲中国哲学史，向来都是用这个方法。照这个方法，看一句话只注意它的表面的、字面上的意义，不管它的实际内容，特别不管它的阶级内容。例如我在我的旧《中国哲学史》里面说，孔丘所讲的“德”是指个人的道德品质。他所讲的“礼”是指社会规范，包括社会的风俗习惯，以及政治社会制度，孔丘所说的“道之以德”意思就是，要提高个人的道德品质。他所说的“齐之以礼”，意思就是加强社会规范对于个人行为的制裁，要造成一种风俗习惯，造成一种舆论，叫人感觉到不道德的行为、犯法的行为是可耻的。这样，人自然而然就不犯法了。它的这样作法，着重提高人的道德品质，加强社会感化的力量。比起用禁令刑罚强迫人使之不敢犯法，要好得多。这是孔丘对于“人”的尊重。⑥
冯友兰在此所痛心疾首的“抽象继承法”，其实非常准确地传达出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立场。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对实践的距离，而不是奋不顾身地去与实践结合。这种“距离”，就是将现实抽象为符号、从而造就一个符号化的现实。当然，这种符号化的现实终究是可以与实践相结合的，但那不是知识分子应该做的。那个工作属于政治家。
然而，历史是不容许假设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的苦难极多。这不是某个单纯的因素能够衍生的罪错。就知识分子本身而言，其罪孽在于：以附会穿凿、经典今文的传统价值与极端化的现实政治相结合，以致造就了一个知识分子扼杀自我的炼狱。
注释：
① 林贤治，《五四之魂》，《书屋》杂志1999年第5、6期连载。
② 李达，《〈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第1－11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③ 载于《人民日报》，1950年12月30日。
④ 李达，《〈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
⑤ 林贤治，《五四之魂（下）》，《书屋》1999年第6期第22页。
⑥ 冯友兰，《论孔丘》第30－3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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