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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君
日前邂逅一位留学回来的年轻经济学博士，由于我是一个经济学门外汉,所以很是认真地听他大侃了一通经济学。他先是对“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是缺乏长远计划，接着他以西方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各项经济指标，结论非常悲观。然后则对管理经济的政府官员大加嘲弄，认为他们不懂真正的经济学，毫无理论指导，是碰到什么问题抓什么问题。此外，他对国企推行股份制也预测前景不佳。我一直仔细地听着，也认为颇受启发，但最后，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据我浅陋的视野，也知道西方经济学界对中国如此充足的外汇储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惊叹不已，这又是为什么呢?”经济学博士有些不悦，过了许久，他才说：“确实，这也是西方经济学界百思不得其解的，因为按理论分析，中国不可能出现这种经济奇迹，中国问题重重，但结果却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现在经济学界有一个说法，叫中国问题挑战经济学。”
虽然那天和博士的交谈不十分投机，但我对经济学问题却有了一定的兴趣，正好看到也是留学的经济学博士汪丁丁的一本文集《永远的徘徊》，里面有些提法颇能解我之惑，下面略作评介。
汪丁丁认为：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是实事求是，实用主义，即改革是渐进的，其方向不是事先看到的，而是由改革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决定的，这就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即渐进的试验性摸索。而这一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决定的(李泽厚亦对此作过深入探讨)，比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为了解决“文革”后的粮食短缺问题，而农村改革成功后，粮食一度出现过剩，从而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又引发工农业产品价格机制的问题，所以又导致工厂推行责任承包制，取消工业品的计划调配……总而言之，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的全面推行股份制。
一般认为，中国的农村改革相对比较成功，这一成功引起了经济学界对所谓“乡土中国”的探讨，因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村的问题。但是，甘阳在一系列论述“乡土中国”的文章中又指出：“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因为，中国农民单靠农业生产是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至此，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此获得了某种解释。而崔之元更认为：乡镇企业具有“小批量生产”、适应市场、“船小好掉头”的特点，是与当今灵活多样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相类同的，因而是一种更科学的现代生产方式。甘阳并指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理论中，乡土工业从来是落后的象征，必然被淘汰，而中国乡镇企业创造的奇迹则令人大跌眼镜。
分析到这里，我想，这就对了，这或许解答我前面的一些疑问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结构之上的，而中国实践的，恰恰是一条特殊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联系到中国的国情、现实语境，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并无现成的模式可搬，自然，只能遵循一种“实事求是”的实用主义态度，一切理论应当围绕问题服务，以求问题的解决，而不是问题围绕理论，生搬硬套；再者，对所谓“计划”也应作具体分析，计划就一定好吗?“大跃进”中“超英赶美”之类的计划如何?另外，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甚或文化问题。比如，中国农村的问题，如果简单地将农业=落后，工业=现代化，很可能对中国的农村问题一筹莫展；又比如中国的股票，以往的理论恰恰在此最为失灵，这充分说明股票并非简单地反映经济情况，在中国，股市社会化了，它是各种问题的集中反映。因此，考察中国的经济问题，应当将经济问题与其它问题联系起来，尤其是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非常之强的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等等，充满复杂性，而非一般中小国家，比较简单清晰，经济情况一目了然。比如一个小国家或仅出卖某种资源即令举国皆富，如科威特。又可能一场小小的灾害就令全国都不得安宁，经济波动不已，因其抗拒风险的能力非常之差，比如去年的印尼森林火灾，不仅令印尼、亦令数国陷入灾难，在这里可见出不同国家的很多方面是大相径庭的。因此，以建立在英、法这类较为单纯自足的国家情况上的经济理论来分析复杂多样的中国经济(比如东、西部，沿海与内陆区别何其之大)，势必陷入困惑。最后，尤需强调的是：切忌以一定之见来看待改革开放的中国，动辄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类的简单的二分法来作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之类的可笑的判断。在中国国内曾有过对“左”的严厉批评，如对“商品经济”、“市场化”、“股份制”不加分析地以“姓资”或“姓社”论断。而在西方，也曾有过一些深入的探讨，如苏联解体及东欧变化之后，美国学者福山曾宣称“历史终结论”，自认为西方自由主义大获全胜，但其言论很快遭到反驳，其中最有力的一个质问是：资本主义从来不是一个明确的理论或方向，它并无固定的内涵，因为资本主义并无固定的模式，它始终是试验性的制度，所以有美国与东亚体制之不同，有法国与北欧福利国家之不同，因此“资本主义”并非自明的，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观念而已，它是被制造出来的，并强行赋予了它并没有的东西。实际上，社会主义也有类似情况，它也不再墨守成规，而成为了探索性的、试验性的，其最终理想是“共产主义”，即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同一，社会主义也不再是僵硬的观念，比如，社会主义并不等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也并不等于反人道主义，因此，社会主义才可能充满活力。在汪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刊《天涯》1997年第5期)，他更指出：中国问题的复杂多样，还在于它不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在全球化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中国问题已经越来越与全球问题紧密地联系、融和在一起了，这或许是经济学界及其它学界也需注意的一个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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