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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一片
自由、平等与民主，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自由、平等、民主是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中的三大主题，他们仿佛是一母所生的三兄弟，同为人类精神史之宠儿。然而，祸患起于萧墙，从他们共存之日起，平等与民主就时不时地联合起来攻击自由，自由也总以受害者的姿态回击平等与民主。三兄弟的矛盾与争执似乎构成了近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旋律，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
假使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思想仲裁所，自由、平等、民主之间便不会同室操戈、争持至今了，更不会有那么多的不快往事了。但现实中却不可能存在一个先验先知的神意机构，只有历史的鞭策与教诲驱使着他们学会共同相处、合而不同，乃怕是貌和神离，抑或是互相妥协，而不再是某一方的目空一切，更不再是彼此间的势同水火。那么，自由、平等与民主之隙发端于何处，三者又如何开始化干戈为玉帛的呢？这便不得不从法国大革命讲起。
启蒙运动提出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博爱等等诱人的价值理念，而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就是这些理念的试验场。在大革命的狂飙扫荡之下，国王断头，教会零落，贵族逃亡；而在革命者另起炉灶之时，公意至上，政治狂热，改造激进，以丧失全体民众的个人自由为代价，实行全面平等与绝对民主，反而戕害了所有人的自由，使自由、平等、民主之间南辕北辙。是以，暴风雨终究难以长久，理想王国终至覆灭。
然而，大革命的破坏力与震撼力却远远超出其自身。这股风暴首先刮过了英吉利海峡，大大地震动了英伦三岛。在这个具有光荣的自由传统的国度里，一开始曾有人为大革命所秉持的民主与平等的口号而摇旗呐喊，如辉格党领导人福克斯与谢里登为法国革命的第一次胜利而欢呼；但是随着大革命的负面效应一一暴露之后，反对的声浪最终淹没了赞同的声音，“为反对欧洲大陆上新生的民主政体，以伯克为代表的英国自由主义贵族意识，与辉格党、托利党联合起来坚持自己的权利。”①伯克于1790年发表了《法国革命反思录》，早早地便将大革命判了个“死刑”。伯克极其厌恶大革命中的种种做法，尤其声讨那些杀害贵族、没收教会财产的过激行为；这些既成事实既是他批判的对象，又是他进行深入批判的铁证。
伯克清醒地洞察到了法国大革命的“罪恶源泉”，它出自于一脉相传的自然法与社会契约论，按照这些理论和逻辑的推理，形成“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等主张，进而构成法国式的自由观念、平等观念和民主观念，而这些先验的理念不顾其自身缺乏足够的经验依据，反而以颠覆一切传统为代价去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结果却显示出革命者所奉行的平等原则与民主原则是多么的荒诞不经。
伯克指出：“法国人推翻自己所有的机构与风俗，以建立自然的先验权利。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些权利进入日常生活的领域时，就像光线穿透到一种稠密的介质之中，是会脱离直线而折射的……虽然社会确实是一项契约，然而，它不是私利的结合，其存在也绝不瞬息即逝，可以与他人分离。国家并不是那些为了胡椒或烟草生意缔结的合伙协定……它乃是一切艺术的一种合伙方式，一切科学的一种合伙方式，一切道德和一切完美性的一种合伙方式。它不仅联合活着的一代人，也联合过去与未来。”②因此，伯克对法国人说道：“你们想要匡正你们政府的弊端，但何必创新呢？你们何不因循你们古老的传统？你们何不恢复你们古老的特权？倘若你们无法恢复你们祖先体制的隐失的面貌，那么你们何不将目光移向我们英国？在英国，你们将会找到欧洲共同的古老法律。”③
由此，伯克自豪地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自由主义，虽然这种自由主义被后人准确地冠名为保守主义（以区别于其他自由主义），事实上，伯克“保守”的正是自由的信念；虽然这种自由主义也被后人贬义为贵族的自由主义，实际上，伯克只是生活在一个贵族的时代。从法国大革命的模式看来，在自由的实现无法骤得的现实面前，在自由与平等、自由与民主存在难以解决的悖论之下，伯克愈加珍视自家的自由传统与政治体制，以致矫枉过正地坚守了英国的经验主义与自由主义，以致旗帜鲜明地划清了自由与平等、自由与民主的界限，将法国大革命全盘否定，将平等与民主视作自由的大敌。他认为，“天赋平等是一种社会虚构，等级差别才是‘习惯的社会纪律’”，“挟着对平等的过分热爱和仅仅是少数人的胜利，不可避免地把法国导向民主政体，那便是一种在许多方面有似于专制政府的政府”，故“完美的民主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事”；④而从英国这一边说来，“我们的所有改革源自古人的原则……我们的原则听上去显得保守，却绝不排除改善的可能。”在英国，伯克的观点获得了广阔的市场，由于坚决而务实地拥护自由、尊重传统、重视经验，他在不经意间就被推选为贵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另一方面，由于对大革命断然说不，他也被顺理成章地推定为平等、民主等理念的反对者。这究竟是他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呢？
伯克的立场究竟只能代表英国式的自由主义，而若干年后，法国人托克维尔对大革命的立场却是肯定多于否定，他评价法国大革命的真正意义乃在于它标志着“民主时代”的到来。那么，究竟是“旁观者”的头脑更加清醒，还是“当局者”兼后来人的反省更为深刻呢？
托克维尔出身贵族阶层，其家族先辈曾经深受法国大革命之害，他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去否定甚至仇恨大革命，但是，他超越了他的阶级和私情，正是他第一个集中地提出了扬弃贵族自由主义，走向民主自由主义的问题，化大革命之悲剧为教训，从而有力地支张起欧陆自由主义的大旗。托克维尔认识到自由、平等与民主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尚待解决的难题，于是，他去考察了一个新兴的民主国家——美国，而不是近在咫尺的英国，因为他要寻觅的是解答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回避问题的方式。他出版了两本书——《论美国的民主》与《旧制度与大革命》，这就是他的“答卷”，上面写着他对于自由、平等与民主的理解。
托克维尔指出：“自由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各种不同的时代出现过，自由不是民主社会的独有特点。”⑤托克维尔认识到，按照不同标准，自由有着不同的类型与内涵，有贵族自由与平民自由之分，有公民自由与政治自由之分，也许后来伯林所提出的两种自由论，即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分，更能总结托克维尔对自由的界定。“身份平等则是民主时代的最基本特征，是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以至于人们宁愿放弃自由而去追求平等……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平等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呼声。”“托克维尔对民主的态度是最矛盾的”，一方面，他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回顾与美国民主制度的考察，敏锐地觉察到，“民主制度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民主制必将战胜君主制” ，民主不仅是一种政体形式，民主的影响更在于从政治、法律、社会构成一直到人的思想、情感、心态、以致文化和学术活动方式等一切领域一切方面都将发生的一种深刻变化；另一方面，托克维尔对民主有着本能的反感，因为他发现民主可能对个人自由造成危害，民主意味着多数的统治，“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即执政者可以成为多数真理的化身，拥有物质力量之外的精神力量，拥有绝对的权威，从而形成多人的专制，而且这种“多人的专制酝酿着独夫专制”，这种暴政的危害更甚于君主制暴政，它“既能影响人民的行动，又能触及人民的灵魂……让身体任其自由，而直接压制灵魂”。⑥
“托克维尔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了自由与民主可能发生冲突”，⑦他没有另外列出自由与平等的冲突，那是因为民主的定义中已经包含了平等的概念。面对这种“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托克维尔在《回忆录》中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情感：“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然而，托克维尔毕竟没有像伯克那样转过身去——视民主如草芥，弃平等而不顾，执蔽帚以自珍，将传统的自由奉如至宝，而是放眼前方——满怀憧憬地期待自由与民主的完美结合与高度统一，他描述这种民主社会“因为人人都将完全平等，所以人人也将完全自由；反过来说，因为人人都将完全自由，所以人人也将完全平等”。⑧
为了使一个国家实现自由、平等与民主的兼容并举，托克维尔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代议制政府，以防止“多数的暴虐”；同时，“国家权力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限制政府的权力视为宪法的实质，要以法律将暴政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是保障自由的重要条件，实行法治和分权有助于保障人民权益，防止对人类尊严的无视与践踏，人们才能更充分地享受到财产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各种自由。”
由上可知，虽然自由仍然在其心目中占据价值取向的第一顺位，但在托克维尔的“字典”里并没有抹杀平等与民主的积极意义，而是在自由、平等与民主三者之间重申了法制、分权与代议制的重要作用，力图使“三兄弟”的矛盾在一种游戏规则的指导下趋向缓和，因为他认识到，平等与民主的终极目的恰恰是为了实现更广阔且更深远意义上的自由，所以他将法国大革命视作一次伟大的尝试，况且先验之物的付诸实践往往不可能一下子成功，第一次“试验”的失败就不足以证明平等观念与民主观念的推行是异想天开或毫无价值的。所以，他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指出，伯克所描绘的景象是“一幅全盘错误的图像”，因为“大革命的一般品性、大革命的普遍意义，以及大革命的预兆，从而大革命的起点，完全在伯克的视野之外”，“伯克生活并囿于尚处在旧世界的英国，就不能把握大革命的全新之处与普遍意义。”⑨
显然，托克维尔在大革命的先锋理念与伯克的保守主义之间找到了一个新的落脚点，树立起他的思想之旗，这旗上大大的写着“民主”二字，而伯克的旗帜上却没有“民主”；但两面旗帜遥相辉映，毕竟，他们旗帜上最大的两个字还是“自由”。然而，我们在这两面旗帜上寻觅不到“平等”的影子，伯克之旗也就罢了，托克维尔为何忘了以浓墨重彩来书写它？也许，“平等”二字就覆盖在“民主”的下面；也许，“自由”已经占据了太多篇幅；也许，“平等”是留待后人来写的。毕竟，自由主义本身主张而坚信的是“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平等一般就是指全部个体在某一标准上的等量齐观，而不可能是所有标准，故平等最难以实现；相反，在人类社会的现实条件下，自由本身就产生出结果的不平等甚至是过程的不平等，但自由是最应当也最容易为人所获得的，所以，自由与民主之间有着更多的逻辑共存性；相比于民主，平等与自由之间的排斥力显而易见，提倡平等本身就意味着限制某些人的某些自由，故平等只是在作为消极自由的标准时才同自由“捆绑”在一起，平等自然就不如民主“亲近”自由。
在以伯克与托克维尔为代表的两派自由主义思想出现之后，自由、平等与民主“三兄弟”之间的党同伐异并没有本质上的减弱，因为自由王国（乌托邦）的诱惑，反而出现了更大更多的纷争；在有关三者的理论层面上，先验与经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倾向仿佛钟摆一样忽左忽右，各种思想的兴起反倒给“三兄弟”之争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西方社会的风云变幻，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完善做出了密密麻麻的注解，即使是它的反对者和反对派思想也影响着它的变化，但无论如何变化，自由主义的结构却早已固定，那就是它为自由、平等、民主所安排的位序与框架，即自由至上、民主其次、平等居末，这种排列的优势在于首先保护个人自由，又兼顾社会正义，其意义在于促进个人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发展，又尽可能维系个人与社会的共存。虽然在这种思想体系中，人们对于平等的定义从来就是退而求其次，但其平等观确实是先验与经验相调和的产物，即平等通常就是程序公正。
自由主义的相对合理性，源于经验的积累、源于理性的反思，它经历了“道之动”的反复锤炼，它本身就是渐进性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从而可能经受住长时段的各种挑战，始终保持迎风向日的雄姿。理性兼历史俱已发出忠告，完全自由与全面平等的目标难以达到，绝对民主的方式更是背离人心，只会戕害自由与平等，故而，这些极端的理念只可能存在于想像之中，切不可片面地追逐其中的任何一个维度，更不能妄想实现自由、平等与民主的绝对同一，否则，只会像强调（积极的）自由的无政府主义、强调平等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以及强调（民族的）民主的法西斯主义那样，给人世带来可悲的笑话与灾难。自由主义却能够在各种思想的实施与冲撞中，一枝独秀，经受住人心向背的考验与历史长河的淘漉；原因之一在于，自由主义因其特点而从不好高骛远，也不固步自封，如果自由主义自称完美或奢望一步登天，那么就一定会同那些貌似称完美的理论一般，在现实的砥砺下漏洞百出、分崩离析了，而自由主义所做的却是不断地完善自身，实现“先验与经验交锋，历史与逻辑互动，必然与自由融合”，而“这是法国革命后人类精神生活一种最可贵的趋势”。⑩
然而，自由主义也存在难以弥补的缺陷。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已经埋藏着一大隐患，那就是自由这把的双刃剑，它自身的特点——个人主义、多元与宽容、终极信仰的虚无可能将整个社会推向日益分散与分裂的局面，尤其是英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消极自由”，使民众越来越丧失政治的热情。而常理却一再证明：“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一旦个人自由的限度超出凝聚社会的界限，即整个社会的离心力大于其凝聚力，那么，这是否会导致自由主义的（被自身）挫败与“西方的没落”呢？这是否又预示着自由、平等、民主的结构反动呢？
总之，只要人类社会的脚步未接近那个理想中的彼岸世界，自由、平等与民主的争吵与摩擦就仍会持续。虽则痛苦往往如影相随、不可避免，但近现代的人类历史不正是在喧闹与教训中才获取了前进的精神动力的吗？而自由主义为缓解“三兄弟”之间的对立而作的努力，不管是过去、现在或未来，都具有独到的历史意义与实在价值，因为对自由的向往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梦想。
事实上，自由主义并没有也不会抛弃民主与平等，谨以这首诗来形容自由主义的宗旨与探索吧！
民主诚可贵，平等价更高，
若为自由顾，两者皆可抛。
注释：
（1）[意]圭多·德·拉吉罗 著，杨军 译，张晓辉 校：《欧洲自由主义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2）[意]圭多·德·拉吉罗 著，杨军 译，张晓辉 校：《欧洲自由主义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4-75页。
（3）〔法〕托克维尔 著，冯 棠 译，桂裕芳 张芝联 校：《旧制度与大革命》（Ebook），第五章《法国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什么》。
（4）徐大同 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6页至第278页。
（5）徐大同 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页。
（6）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82页，第292页。
（7）李强：《自由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8）徐大同 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页。
（9）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
（10）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见于第九章《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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