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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立峰
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在21世纪将迈进一个新阶段。或者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正处在叉路口上，一方是和谐共生、多样纷呈的理性社会，一方是竞争过度、极超独霸的非理性社会。究竟朝向何方发展，取决于各国人民能否为走向理性社会形成共识。
30年前的准确预言
21世纪初的国际社会和日本是吉阪隆正、宇野政雄等人预言的社会。战后日本经过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于1968年发展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1968~1970年，早稻田大学应日本政府内阁审议室要求，网罗吉阪隆正、宇野政雄等40余名各界教授学者，组成《21世纪的日本》研究会，预测21世纪日本的发展前景，提出可能出现的问题及相应的对策。其研究成果为1972年出版的《从动物向人转变》和《从金字塔结构向网络结构转变》两卷著作。我在1988年即撰文，对其科学预见表示赞许。如今已处身于21世纪初期，历史发展30余年后所达到的现实，竟然完全在其所料，令人折服。
关于国际社会的发展，该项研究认为，第一，世界未来的发展结果不外乎两种可能，世界或变成由独裁者和少数技术专家统治芸芸众生的法西斯集权社会，这是一切人性均被剥夺的不毛之地;或变成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自由民主的理想社会。世界向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人们的选择和努力。
第二，国际间的超国家组织将形成和发展，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存会更加显著，但到21世纪初，世界将进入地区主义的时代，形成一些广域的诸民族共同体。这种地区共同体将是人类向世界共同体发展的媒介，以日本为核心的太平洋共同体与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大陆共同体保持极紧密的经济、文化关系，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政治和经济技术对人类共同体的要求不断增大，但民族国家意识却仍根深蒂固。
第三，中国将会逐步修正轨道，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渐渐接近稳健派的实用主义方向，其政策将逐渐采用重视经济规律的“经济第一主义”，在1985年前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将由并列转变为经济占主导地位，政治方面的非意识形态化倾向显著增强，最终将由有经济能力的经济官僚掌握领导权。2000年中国将是有10亿人口、GNP1万亿美元、人均GNP1000美元的自由开放的社会。日中关系将会加强，但两国不会进入同一个区域。日本应密切注意21世纪初可能形成的中国圈，友好对待之，并积极协助其发展经济，努力减少这些国家对日本的军国主义问题所持的疑虑，扩大超体制的人际交流。
在国际问题方面超出预测的仅有冷战结束后苏联的崩溃，该研究认为将形成美苏中日世界四大国结构，日美关系将形成包括经济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对抗的关系。
关于日本，该研究认为，第一，日本人虽然仍旧以民族集团的形式存在，但“国家”的意识将日趋淡薄。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生产率的极大提高，政治将高度技术化，全体国民将“符号化”，行政权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二，以1969年不变价格计算（360日元=1美元），2005年GNP将达到16768亿美元。日本社会将从工业化社会转变为信息化社会、系统化社会、高度管理的社会。反映在经济结构上，信息产业、知识产业将会扩大，第三产业尤其服务产业将占优势。无论就业人数或纯产值，届时第三产业所占比例近50%，而第一产业则降至3%左右。这意味着经济活动将不再以物质生产为中心，而是以从事生产的人为中心，即由生产第一的轨道转变为实现福利社会的轨道。日本在国际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黑字大量积累若不能被资本输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所抵消，早晚会引起汇率变动。
第三，在社会文化生活方面，就是“从动物向人转变”和“从金字塔结构向网络结构转变”。在工业机械化社会里，人也被机械化、动物化了。但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将会从这种社会环境中解放出来而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社会生活环境将更美好，家庭生活将因电子革命发生巨大变化，家庭终端和社会信息网络相连，无需外出购物或看病，用电视电话或传真机传递信息。医学方面将会实现更换人工脏器、人工授精、选择生男育女，用激光任意改变遗传因子进行人工进化等。交通速度的提高，信息网的发达，使日本列岛的空间同时性增加了，将促使人口分布疏密不均、各项产业设置不平衡的金字塔型结构向平衡均匀的网络结构转变。
我当时提出，日本致力于建立亚太共同体，既然日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复活战前那样的军国主义，至21世纪初也不会发展成为军事大国，而主要依靠经济、金融、科技实力谋求世界大国地位，人们就应该在注意其发展动向的前提下支持它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建立亚太共同体的设想与这个地区各国家的利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日本要在这个地区发挥主导作用有利于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
30年前的这一正确预测，为我们的“新世纪文明会议”探讨人类社会21世纪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如今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时代，是新人类（克隆人、电脑人）即将诞生的时代。如果仅从信息量来说，一天何止等于20年，50年后一天何止等于200年。
今天,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人类社会面临着什么问题？众所周知的美国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I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中提出的观点似乎正在得到印证，即“在21世纪最初几年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该书中文版第125页）但他对所谓“中国霸权”的论述，及“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竞争者’的日益自我伸张，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第255页、361页）的观点，显然言过其实。911事件后的世界规模的反恐包含着复杂的因素，正义的反恐有可能被某些人搞成非正义的“文明的冲突”。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关系政策学教授弗郎西斯·福山在《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THE GREAT DISRUPTION—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一书中，认为一切宗教、政治、法律等都无法解释人类物质进步与人类道德发展的不同步现象，技术变革的速度常常超越了社会调整的速度。工业革命后是如此，20世纪中叶以后的新技术革命及随之而来的信息革命之后也是如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西方国家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大分裂”，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和规范。但对于重建社会秩序，作者拿不出好的办法来，只能以矛盾的空洞无力的话语自我安慰，说什么“资本主义充满了活力，成为一种又破又立的巨大的源泉”，“我们怀有希望的唯一的理由就是人所具有的那种十分强大的重建社会秩序的能力”。（该书中文版第327页、350页）但他也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多样性不可避免，而且“向着更大的多样性发展的趋势将会在各个地方继续下去。即使像日本这样迄今还努力保持相当程度的文化和种族类似性的国家也将面临同样的压力”。（第348页）他还指出，“推动该进程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是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这一原则性信念得到了传播。道德相对主义认为，没有哪一套价值观或规范能够或者应该是权威性的。政权本身是以政治价值观为基础的，而当道德相对主义扩展到政治价值观时，自由主义就开始损害自身了。”（第349页）
德国作家汉斯-彼得·马丁和哈拉尔特·舒曼在《全球化陷阱》（Die Globalisierungsfalle）一书中认为，世界杠杆正转向另一种文明，技术发展带来的全球化趋势正威胁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协调，将会形成一个只有20%的劳动力能够就业的、中间阶层将会消失的20：80的社会。这是一个蕴涵着众多危险的社会，但同时也蕴藏着无数的机遇。“问题似乎取决于如何将世界市场上迄今的自杀性角逐纳入社会和民主都能承受的轨道上来，并将不合理的全球化进程转变为全球性的均衡发展。”（该书中文版第318页）作者把美国称为“危险的世界警察”，“但是在目前，指望美国积极主动地对市场力量进行社会控制以有利于各国人民，这几乎就是望梅止渴”。“美国政府无论打什么旗号，谋求的向来只是它所认定的本国利益。”（第320页）
对全球化过程中科技革命同时产生的社会作用，中国学者同样深感关注。例如，北京大学一位不满30岁的年青博士，在吸收了国外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互联网可能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或扁平化（其实就是平面化、一致化、平等化）的两相对立的观点，采用结构博弈模型理论以中国为对象研究了互联网是怎样导致社会结构变动的。他认为，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程度仍然有限，而且即便人人都可上网，其在网络中的活动也不是完全平等的，并非每个人都能平等分享互联网的好处。网络被当作一种可以在原结构内获取更多资源和地位的武器被一些新的“精英”所利用，但其利用的程度毫无疑问要受到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制约即原结构在控网权上的制约，这使得互联网本来能够带来的社会好处（比如一定程度的社会平等和公正）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实现。总之，狭义的社会扁平化即整个社会变得人人平等是不可能的，技术的社会能力只能在有限程度上获得实现，技术对社会的作用无法回避作为过滤机制的人与人之间的结构博弈。（王水雄《结构博弈——互联网导致社会扁平化的剖析》（A GAM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DOES THE INTERNET MAKE A SOCIETY MORE EQUALIZED）第200~202页）这是较为理性的分析。
中国学者更多采取直观分析，认为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人类社会的发展其速度从来没有如此之快，但也从来没有面临如此险恶的环境：人类制造的武器足以把地球毁灭多次，核大国搞所谓“先发制人”的核威慑成为推进核扩散的重要因素;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及资源、能源的过度损耗已经开始威胁自身的生存;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预示可能出现甚于18世纪贩运黑奴那样的难民潮悲剧。冷战后并未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弱肉强食的近代合理主义正在改头换面成为霸权主义的现代合理主义，民主、自由正在被霸权、从属所取代。民族主义已成为驱动冷战后国际风云变幻的魔杖，与之相连的是日益激化的战乱和无辜平民的大量牺牲;价值观的单一化倾向正在成为阻碍人类创造性思维的固化剂，表面五光十色的世界难以掩盖其内质走向单调乏味的趋势。这些因素促成各种文明间的冲突正在变成现实。这是令人不寒而慄的前景，这是无法靠极超大国的巡航导弹解决的严重危机。
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
在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中，如何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是各国面临的最现实问题。所谓公正、合理，就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但大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更大的责任;国家主权在民，必须得到尊重，当基本人权不能得到保障时，国际社会能采取合理有效的手段加以制止;国际社会的行动应在联合国主导下进行，制止手段应以和平为主，不能使基本人权遭受更大侵害。
在此有一个大国如何处世的问题。综观世界历史，大国兴隆很少能得到周边国家好感的，如罗马帝国、大元帝国、大英帝国、俄罗斯帝国、大日本帝国，均以武力辐射四方，必然要遭到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反对;当然也有如大唐帝国者，主要以文化辐射四方，故而有很强的吸引力。战后有如日本，成长为经济大国后引起了日本威胁论，美国则在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之前就已引起对其霸权主义的批判。
由此看来，大国处世，切记不能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中国目前经济发展较快，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基础差、欠账多形成的，今后二十年、五十年能否按照预期发展，尚属未知数，但也引起了中国威胁论（与亨廷顿一类人的反复鼓噪不无关系）。王道与霸道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政治的争论点，换成现代语言就是民主与专制。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本质应是一致的，对内专制、对外民主和对内民主、对外专制都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无论如何发展，都应如孔子所言“君子泰而不骄”（《论语·子路篇第十三》）。孔子推崇宽恕之道，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中国当力行之，如果国际社会各方也都注意力戒强加于人，则会安宁和平得多。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5周年之际谈论这个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国多次申明，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也不称霸，或者说决不以武力称霸，中国会信守诺言。数十年后，中国即使发展成为世界大国，也必定会仿唐而不效元，如孟子所语“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公孙丑章句下》），而以文化和经济为世界作贡献，这理应受到欢迎。不过，就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中国的发展虽然具有很多有利因素，但也面临着众多的困难，距离世界大国的发展目标尚且遥远，至少在数十年之内周边国家大可不必担心。
“君子和而不同”与“人类的森林文明”
文明与价值观的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根本性的问题。在今后几十年没有哪个国家在综合国力上能够赶上美国。既然如此，是以美国文明为世界最高文明，还是力求在文明的多样化发展中实现世界文明的升华？在此介绍一下小野晋也先生的“森林文明观”很有必要。他认为，美国价值观的根本是尊重自由竞争或可曰弱肉强食，使得强者更强，弱者消灭，进而实现文明史上最大的进化。但应看到，构成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在保持个性的同时争取更好地成长为“大树”，这些人和谐地聚集在一起成为“森林”。在这种广大美丽的“森林”中有丰富的果实，飘溢着温暖和谐的气氛。森林中既有枫、樫一类名木，也有大量无名草木，各种动物生存其间。 紫堇花虽小不必自卑，向日葵虽大无需自傲，各自充分展示特点，整体完美实现和谐。21世纪的人类社会应如此建立。（《日本定能胜过美国》第83页）小野主张的正确之处在于充分体现出价值观和道德的相对性，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我完全赞成。可以说，这种思想与两千五百余年前的孔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篇第十三》）这句话体现了孔子立国安邦、君子处世的准则。若细考之，若“和而同”则千篇一律，没有矛盾，社会不成其社会，何谈发展？若“不和且不同”则矛盾激化，无法调和，社会亦难成其社会，又何谈发展？“同而不和”则表面一致而实不和谐，社会的发展亦阻力重重。惟有“和而不同”即和谐而各具特色，各有所长，各尽所能，共同发展，此乃社会发展的最佳境界。
国际社会中的“和而不同”，应该是多种价值观并存，当然主张杀人越货的价值观必须否定。在经济领域，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过度的自由竞争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运转，计划经济易对经济发展的活力形成限制，但适度的经济计划与管理对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在政治民主领域，各国根据不同国情应有各具特色的政治民主形式，目前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形式是十全十美的，没有哪一个国家达到了民主的终极。那种以公选总统即民主或多党制即民主的观点实在是肤浅。关于政治民主，中国已经摸索了两三千年，但很难说已经找到了结论，还在实践中探求其真谛。一些建国仅二三百年的国家恐怕更没有脱离寻找民主的过程。思想文化必须多样化，否则人类社会就是死水一潭。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解放促成了大秦帝国的出现。国际社会的“百家争鸣”一定会推动充满理性的全球化早日实现。
长崎的崇福寺供奉着黄檗的亲书挂幅“花开万国春”。“花开万国春”不仅是黄檗一代人的理想，也是今天中日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的目标。小野先生的“森林文明”的主张与此是殊途同归。在21世纪，人类社会将会朝着这一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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