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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故乡  发布日期: 2003年5月19日
高校评价的三大误区
周腊生

    
    摘要   当前,政府有关部门的检查评估及一些机构搞的种种全国高校排名,不区分国家投资多少、办学历史长短,过分注重建筑物的规模与档次是颇为不妥的,应当迅速予以纠正。
    关键词    高校;评价;误区

    当前,政府有关部门对各高校进行检查评估也好,互联网上经常出现的某些机构探索出来的各种高校排名也好,都是对高校办学情况的一种评价。这些评价的内容颇多,有其合理的方面,但也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其中有三大误区需要尽快纠正。

                   一、应该区分国家投资的多少

    将全省或全国所有高校进行统一排名,或用同一个标准进行评估颇欠科学性。因为这些高校并不在同一起跑线上。比如说,有的高校国家当作重中之重,常常有巨额拨款,动则几亿、十几亿,而多数高校无此殊遇,特别是大部分地市级管理的高职院校则每年拨款就那么几百万,或上千万。据笔者所知,有国家一次额外追加的拨款就是20多亿的高校;而有个地方高校万余学生,800多教职工,多年来,每年所有拨款只有不到300万,试问,拨款相差如此悬殊,如何能放在一张表上排名或用同一个标准进行评估?拳击比赛讲个轻量级、次轻量级、重量级等等,选手只在相同级别内进行比赛,不同级别则从来不比,这才是科学的作法。
    现在有人提出要将高校当作产业来办,笔者并不赞成这种提法。但是,高校评价却应该引入某些企业评价的办法,比如说计算投入产出之比,也就是比投资效益。单就资金投入而言,假设有两个高校,其中一个国家累计投入了1000亿元人民币(解放前的资产可视为国家一次性的起始投入),它培养了1000个高质量的人才,发表了1000篇高质量的论文;而另一高校,国家累计投入仅1亿元人民币,它培养了1个高质量的人才,发表了1篇高质量的论文,那么就投资效益而言,至少从理论上讲,两校的教学与科研质量是一样的。因此,笼统地说前者贡献就大,后者贡献就小,有失公允。如果计算一下一段时间的年平均投资额与这两个学校所养活的教职工人数之比,后者肯定大大高于前者,因为后者的教职工人数绝对不可能只有前者的千分之一。单就这当面而言,则是后者的贡献大于前者。
    当然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国家的投入也不仅仅是资金,还有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地理资源、政策资源及各种无形资产等等。
    所谓“政策资源”,打个简单的比喻:4个生产同一产品的企业,一个所得说率为33%,一个为15%;一个免税;一个不仅免税,还享受补贴,这就有个政策倾斜问题。这些因素在评估、排名时都应加以考虑,否则就是不公平竞争。
    如果两个高校各方面的情形大体相同,但一个在“首善之区”,一个在偏远山区,我们也不能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
    无形资产的内容很广,就一个小的方面来说其影响便不小:由于权力是极稀有的资源,跟掌重权的人物有这样那样关系的人当校长,该校的事情就好办得多,比如北大、清华、南开等等。
    现实的情况是,国家也好,省里也好,县里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对“锦上添花”的热情大大高于“雪中送炭”,于是也就又一个共同的做法:选最好的地方,给最多的投资、最优惠的政策,挑最好的老师,教基础最好(或者说最好教)的学生;而在地理条件最差的地方,给最少的投资,让总体质量最差的老师,教基础最差(或者说最难教)的学生,然后再大家一起比成果、比贡献,评先进,排座次。这种“游戏规则”难道不应该改一改吗?

                    二、无论“长短”的评比颇不科学

    所谓“长短”是指办学的历史。
    在我国,有的高校办学已有100年以上的历史,而有的学校办学就那么几年、十几年,这又如何能放在一起比?体育比赛讲究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老年组,高校评价是否也应加以参照?比如,将全国高校分成办学100年以上的、80~99年的、60~79年的、40~59年的、20~29年的、20年以下的等若干组,国家拟定评比大纲,各组再依据大纲,结合本组实际,找出若干可比的方面,商定评比的“游戏规则”。隔一段时间,便进行一次评比,看究竟谁发展快、贡献大,排出名次。进而分析发展快、贡献大的原因,进而奖励有功之臣,给处于末位者亮黄牌,或追究有关学校领导人的责任。这样大家才能服气,才有奔头,才能能真正起到促进作用。如此,也许不再有高校竞相脱离实际地炫耀自己历史如何悠久的现象了。
    哈佛大学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大学,其实它始终只是个私立大学,其资金来源主要靠经捐款(当然,捐款也是投资,也有效益问题),而非政府投资,它的成功关键在于历任校长都是颇有事业心且严格按教育规律办事的教育家,而不是政客。他们从长计议,象搞接力赛跑一样,各人都尽心竭力地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切实的贡献[1]。
    这种应该视其“长短”区别对待的具体项目是不少的。比如,高校评估要求达到生均图书多少多少册这一项便有不公平因素:图书、资料有个漫长的收集、积累过程,即使是国家图书馆,刚办起来时,其图书藏量也是有限的。办了100年以上的学校与刚办10年、8年的学校用同一个标准要求肯定不合理。这里还有个图书购置费的来源问题。如果有两个规模相当的高校,一个国家每年拨款1000万元,要求每年花50万元购置图书,并逐年检查落实情况,这是有道理的;另一个每年拨款只有300万元,也要求每年用50万元来购置图书,这就毫无道理了。一个年总收入30亿元的高校,每年花1亿元购置图书,其费用只占3.33%;而一个年总收入只有1000万元的高校,每年花35万元购置图书,费用已占3.5%,若干年下来,后者的生均图书藏量肯定远远不如前者,而究其实,后者对添置图书显然更为重视。
    图书一项如此,各种需要投资与积累的硬件项目都是如此,师资力量的达标更是如此。          古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与聚集岂是一朝一夕能奏效的?教学人才、科研人才、“双师型”人才的培养与聚集尤其需要漫长的过程。我们必须尊重客观事实。
    师资力量不足的外在表现是教师的学历达标率低。而教师的学历结构不达标的学校自然是不受重视的学校。事实上这些学校是永远都不可能真正达标的。因为其经费严重不足,人手相当紧张,高质量的人才不会来,刚够学历而自信心稍强的也不会来,即使勉强来了,也难以留住。让所有学历不够的教师都脱产进修不现实。一个萝卜一个坑,走一个脱产进修的,他的课谁来带?请人代课要钱,缺钱比缺人才更现实。主要的办法是在职进修。而在职进修只不过是走走过场,即使换了文凭,也丝毫不可能提高其水平。因为人手紧张必然带来员工的任务繁重,不可能有多少业余时间坐下来静心学习。现实的情况是:进修的文凭特好混,只要交了足够的钱,玩玩换文凭的游戏就行。大量换了文凭的教师实际上仍然只有原来的水平。
    可见,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律要求,绝大多数办学历史短的学校在很多方面是不可能达标的,怎么办?为了应付检查评估,只有一个办法——有目的、有计划地弄虚作假:一方面明知是混的文凭也算数,甚至鼓励大家混;一方面是各个项目都虚报数字。而政府的检查评估总是提前打招呼,这就给各校以充分的参水时间。教育人的地方靠弄虚作假来维持其声誉乃至生存权,实在可悲,而且贻害无穷——不能实事求是的师长们岂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但学校往往又不得不如此。笔者先前工作过的几个地方高校莫不如此,眼睛能见到的、耳朵能听到的地方高校乃至国家重点高校亦莫不如此。这就不能不令人担忧了。

                   三    过于看重规模与建筑物不可取

    现在政府部门搞检查,常常将学校的规模及建筑物的多少与好坏看得过重,各种版本的全国高校排名也将这方面看得很重,而没有一个检查与评估教学质量的有效方法。学校规模再大,质量不高又有何意义?中等职业教育的全国性大滑坡正是片面追求规模的结果。这种惨痛的教训人们并没有认真吸取。
    众所周知,美国的许多象威尔斯利学院、安姆赫斯特学院那样的“超级微型学院”,办学时间很长,规模始终不大,却因其教学质量高而闻名世界。象哈佛大学那样的一批“常春藤大学”规模虽然不小,但到现在还都保留着大量殖民地时期的建筑[2]。哪些爬满常春藤的红砖建筑早就不合“潮流”了,放在21世纪哪里还有“档次”可言?然而这正是这些第一流学校的标志。可见,规模再大,建筑物再多、再漂亮,再有“档次”,没有好的教师与高的教学质量又有何意义?再说,如果前任校长不量体裁衣,不顾偿还能力地到处借债搞漂亮建筑,而给后任留下无穷后患,难道不是好大喜功么?政府的检查及社会上的排名都过于注重这方面,实际是鼓励或引导高校搞这种“面子工程”。这正象近期《楚天都市报》所刊登的山西端氏镇。该镇为了搞“形象工程”,花450万为80名办公人员建起堪称“全县第一”的镇政府大楼,而该镇年工农业总收入只有130万,于是,“全镇农民每人的乡统筹从1997年的28元提高到2000年的48元,增幅达70%。”“上级也将其看作政绩加以肯定。大楼剪彩时,晋城市一些主要领导与沁水县主要领导都到场祝贺。”[3]很显然,这种华而不实、劳民伤财、杀鸡取卵的“形象工程”实际上是一种腐败行为。目前从京城到乡镇,上上下下普遍都存在这种腐败行为,高校也未能幸免。
    学校评估是一种事业评估,说到底还是对人的评估。对人的审美评价如果重在外表而轻视内在,那是一种低层次的审美要求。对事业的评估与对人的审美评价当然是有区别的,然而也有许多共同之处。至少,过于看重外表、看重物质的东西并不可取这一点是相同的。
    高校的实验室建设也是如此。每个高校确实都需要逐步建设与完善实验场所与设备,但是,这不仅需要量力而行,而且更重要的是讲求实效——实验设备的利用率和学生动手能力培养的质量。前些年全国各地一哄而上,纷纷花化巨资引进洋设备,看是很好看的,而其结果却是多半未能真正发挥效用,有的甚至长期放在仓库里睡大觉,最后卖废铁。后来又有各地轰建大型百货商场,结果纷纷亏损的教训。这种“学费”我们不能再交一次了。
    我们的国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很快,但依然还是个发展中的国家,各种消费也好,改善办公条件也好,搞公共建筑也好,搞单位建筑也好,其开销只能控制在合理的比例之内,发展才有后劲,哈佛大学也是逐步办成现在这个样子的[1]。在国家还不富裕,多数地方政府、绝大部分大学的资金都很紧张的情况下,片面地强调建筑物,必然是削减其它方面的开支,往往削减教育、教学、科研方面的投入,甚至拖欠员工工资,造成严重的顾此失彼,或本末倒置。笔者耳闻目睹许多学校搞得资不抵债,都是不顾后果地借贷搞规模、搞建筑的结果,还没有发现一个学校是因为借贷搞教学、搞科研弄得办不下去的。总之,盲目地追求外在的东西,这也要“上档次”、那也要“高标准”,是急功近利的作法,甚不可取。

    参考文献:
    [1]刘首英编著 . 哈佛天才[M]. 北京:海潮出版社,2001.2-6.
    [2]刘卫华,张欣武. 哈佛女孩刘亦婷素质培养纪实[M]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0.337.
    [3]尹天玺. 山西端氏镇:豪华办公楼抽干农民血[N] . 楚天都市报, 2001-12-12 .(7)

    原刊于《职业技术教育》2002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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