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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风
张艺谋的新片《英雄》的问世应该说是去年国内电影界甚至整个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可以这样说，该影片在新时期电影史上创造了几个记录：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导演（张艺谋）、强大的演员阵容（众多当红明星加盟）、宏大的叙事（包括巨额的投资）、最先进的技术支持、媒体的强烈关注、辉煌的首映式（在人民大会堂放映）等等，这些都可以称得上前所未有了，张艺谋又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国内学界，张艺谋是一个有争议的名人，赞扬他的人都说他的影片屡屡在国外著名的电影节上获奖，为国人争了光，在世界上提高了中国电影的知名度；批评的他的人也很多，他们认为张艺谋的电影不惜挖自己的祖坟，用一些匪夷所思，不近人情的东西去让西方人感到刺激和陶醉，一味地迎合西方人地口味，是一种国内的“东方主义”的表现，等等不一而足。但不管是褒还是贬，也不管张艺谋对大陆的电影贡献有多大，我们认为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和他们的电影已经走出了国门，已经得到了世界众多权威电影节的认同，认真地考察和梳理这一充满艰辛的过程，对于我们寻找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的出路，具有重要地启发意义。
（一） 从文化困境走向文化认同
在1987年的时候，当陈凯歌的《孩子王》和张艺谋的《红高粱》分别入围戛纳和柏林电影节，并最终以张艺谋执导的处女作《红高粱》捧回了西柏林的“金熊奖”，这一奖项的获得仿佛标志着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创作进入了一个辉煌的阶段。但好景不长，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大陆第一次遭遇到商业化大潮的袭击，中国文化迅速进入了市场化运作，加之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第五代导演所情有独钟的坚实而又厚重的历史叙事，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被市场经济和西方文明所裹胁的囚徒，而这正是第五代导演们所不齿的，但中国电影是生还是死，这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中国电影只有向市场经济的运作转变，向西方的强权话语的认同转变。然而，对于87年以前尚鲜为人知的中国大陆电影来说，到达欧洲艺术电影市场之路的唯一的机会就是在西方的权威电影节上展示自己的作品，获得欧洲三大电影节：戛纳、威尼斯、柏林的奖项，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进入西方艺术电影市场入门证。
张艺谋在《红高粱》的创作中，尽管依然保留了第五代导演的语言风格，却一改第五代导演的历史／文化批判的立场，变成了对于民族神话的虚构。在红高梁的背景中，影片主人公我的爷爷和奶奶酣畅淋漓的原始生命力量的勃发，一方面向西方展示了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的异域风情，揭开了这个西方世界期待已久的古老民族的神秘的面纱，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的电影创作开始走入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开始获得西方的认同。仔细梳理一下八十年代末以来所创作的影片，在所有的第五代导演中张艺谋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星，由陈凯歌执导的影片《黄土地》和《大阅兵》在西方获得了若干的奖项，它们的摄影是张艺谋；一举拿下柏林金熊奖的影片《红高粱》是张艺谋作为导演的处女作；由吴天明导演的影片《老井》在东京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男主角奖，男主角是张艺谋；1990年他执导的《菊豆》虽然在戛纳受挫，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开中国电影角逐奥斯卡之先河；1991年他的另一部大作《大红灯笼高高挂》再获奥斯卡提名，并最终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等等，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电影在危机中已经搜寻到自己的出路。正如戴锦华所言，从《红高粱》和《孩子王》这两部电影的遭遇来看，“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什么。它必须是他性的、别样的，一种具有情调的‘东方’景观。西方不需要自身文化的复制品，不需要东方的关于现代文明的任何一种表述；但它同时不应是异己或自指的，它必须是在仿戏文化逻辑于常识系统中可读可解的，能够为西方文化所包容的。它必须是本土的——呈现一个‘乡土中国’，但却不是认同于本土文化的；它应贡献出一幕幕奇观，以振作西方文化的颓败，补足西方文化的些许匮乏。”[1]而这些也许就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也许是一条走向本土文化身份丧失之路。
（二） 后殖民批评的众矢之的
张艺谋在获得成功的同时，也遭遇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强烈批评，他们将张艺谋的电影纳入后殖民批评的视域，在全球文化的参照系中将电影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来讨论，并以此来探讨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中民族文化的出路问题。张颐武的《全球后殖民语境中的张艺谋》一文是其中比较有针对性的一篇。文章首先解释了“后殖民语境”的涵义，他说：“所谓后殖民语境,就是指在经典殖民主义极其价值全面终结之后，西方运用自身的知识／权力话语对第三世界所发挥的支配作用，也就是运用各种‘软’性的意识形态策略和温和的对自身价值无可怀疑性的表述对在‘现代性’基础上构成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影响与控制。”[2]接着文章认为，张艺谋是“第一/第三世界大众传媒”共同塑造的形象，它在“西方”所获得的声誉巩固了他在“中国大陆”的成功者的话语权力，而这些无往而不胜的成功又使得中国观众相信这些本文的魅力。随后，文章分析了张艺谋电影对“中国”与在“中国文化”的独特表述，指出，张艺谋无意探究我们自己文化的“连续性”，而是把中国作为一个“特性的代码”加以表述；他不关心中国具体时间的变化和更替，而关心的是这个社会和民族“总体的隐语”；张艺谋是一个追寻“空间化”的导演，他把中国的文化作为“表征”来加以处理；张艺谋是展示空间“奇观”的巨人，他的摄影机是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中对“特性”书写的机器，它提供着“他性”的消费。让“第一世界”奇迹般地看着一个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的世界，一个与他们自己完全不同的空间，张艺谋电影的“隐含读者”不是中国大陆的观众，因为探明对自己所生存的文化和民族有着具体的了解和认知，张艺谋式的惊心动魄的“空间”虚构，所满足的是那些处于第一世界对这个古老的民族心存神秘感的西方观众，张艺谋是一个陌生的、野蛮而又充满奇异神秘色彩的东方的描述者。最后，作者具体分析了张艺谋电影这种倾向的原因，认为，张艺谋的电影与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加速进入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有关，跨国国际资本对影片的投资动向和国际市场的消费走向不可避免地将他的电影置于全球性的后殖民文化语境之中，张艺谋现象是全球后殖民语境的重要表征。
我们认为，这样的批评过于苛刻了点，既然将张艺谋的电影作为民族文化的缩影来讨论，那么对于张艺谋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民族传统文化身份重建的一种探讨，我们首先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确立了一个基点，即传统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正如王逢振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种话语实践，它产生自己的界限，限定它本身与其他文化不同的独特性。因此，永远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必须在其他文化的相对关系中进行自我限定，换言之，文化认同与自我限定密切相关。”[3]所以对于处于边缘地位的本民族传统文化而言，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侵入，既要开展对外交流和开放，采取文化世界主义和文化多元化的态度，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一切新东西，以“拿来主义”的胸怀面对西方文化的扩张，同时又要固守本民族文化传统之“根”，要让别人认同你的传统，首先你要拿出去让别人了解，如果人家对你的传统是什么都不知道，何来的别人的尊重？所以说张艺谋能够将本民族的东西展现在西方人的面前，这是文化交流的第一步，同时在交流中也要学会“拿来 ”，就电影创作来说，西方电影就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譬如高技术的处理、成功的商业化运作等等，张艺谋的新片《英雄》就明显的体现出了这一点，对提高自己的电影创作水平大有裨益。
（三） 从历史语境到“全球化”时代的来临
自近代以来，面对着西方列强的炮火浓烟，摆在古老的中华帝国面前的任务只有两个：启蒙与救亡。启蒙就是要以西方之文化开启中国之蒙昧，向西方学习，向现代化转变；救亡即在面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强权的入侵时，防止被侵略，被颠覆和亡国灭族的危险，而这样又必须拒斥西方文明。正如王岳川所说：“这种接纳与拒斥的心态使中国的现代化事实上被西方抬着走：要保持民族独立必须强国，强国必须学习西方，而学西方则有可能被西方权力话语文化殖民，因此只能‘中体西用’，保持民族之本。……然而，这种体用二分也使中国饱受两极波动之苦，一说启蒙则‘全盘西化’而走向激进主义；一惊恐‘文化殖民’立即又‘闭关锁国’，反现代化而走向保守主义。”[4]这两种倾向都是危险的，但我们不难看出，张艺谋的电影创作走的却是中间的路线，用西方人喜欢吃的饼包上中国传统文化的馅，将自己推向世界，尤其是让西方了解我们的同时去学西方先进的东西。
“全球化”首先在经济被提出来，然后在扩展到其他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大跨国公司对于经济命脉的控制作用越来越大，强势经济往往造成强势文化，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经济的势力使其在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上的落后必然导致文化上的弱势，二者之间的势差必然推动强势文化在全球的渗透和扩张，由此而来的是“文化全球化”的大趋势。众所周知，当代文化由精英文化、民间文化和流行文化三分天下，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化的今天，这三种文化组成之间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碰撞和合流，一个基本趋势和特点就是，流行文化已经成为现代商品社会文化组成之中最有活力的一维，它无可争议地占有着巨大的市场和受众；与之相比，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受到冷落和遗弃，甚至只能依靠国家和一些实体的人为保护才不至于走向破产和失传。因此，当我们现在审视文化这一概念时，我们不知不觉地看到的只是流行文化的狂欢，这是其一；当下流行文化又由哪些内容构成的呢？我们可以一口气列出很多：流行歌曲、摇滚乐、卡拉OK、蹦迪、好莱坞电影、法国香水、时装表演、麦当劳、明星传记、脱口秀、电子游戏等等不胜枚举，但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当下流行文化的构成又都是西方的舶来品，西方流行文化已然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这是当下文化的第二个特点。从这两个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不学会推销和包装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就很可能面临的是本民族文化的消亡和灭绝，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途径又何尝不可借鉴呢？
综上所述，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第三世界尤其是中国这样的曾经辉煌的古老民族来讲，如何在西方流行文化的波涛汹涌中，不丧失自己的文化传统，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张艺谋和他的电影所走的路告诉我们要将民族文化推向世界的同时，不能丧失自己的文化之“根”，既保持自己的文化个性，又在新的语境之中不断地重建自己。
注释：
[1] 戴锦华 《雾中风景》P245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2] 张颐武《《全球后殖民语境中的张艺谋》 载《当代电影》1993，（3）
[3] 王逢振 《全球化、文化认同与民族主义》载王宁等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版
[4] 王岳川《东西方文化视界中的“后殖民主义”》载《中国音乐》1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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