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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之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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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超
——评《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形象
江苏省徐州市第一中学 李 超 邮编：221002
高晓声借小说《陈奂生上城》描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发生的深刻变化，塑造了陈奂生这样一个走进新时期农民典型形象。陈奂生普通平凡、勤俭朴实、吃苦耐劳，具有着中国农民传统的优秀品格。然而，陈奂生又处在文革刚刚结束，新时代新生活刚刚开始的转折时间段，他是一个时代的农民，在他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新的生活带给他幸福，带给他生活上的丰裕，因而他对生活充满了希望，这也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在此时的一种积极的精神面貌。可他的身上同时也带有着一些历史原因造成的滑稽可笑的缺点，这些缺点同样也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
中国拥有着漫长的封建史，农业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农民生产生活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中，难以也不需要与外界交流沟通。这种以自我为中心，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状态，使农民逐渐形成了自私自利、目光狭隘的性格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民的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不久又逢天灾人祸，三年自然灾害使农业经济困顿，十年“文革”浩劫，全国混乱，农民与外界的实际联系又处于半封闭状态，生产生活退回到了从前，自私狭隘的性格仍深深地沉积在当时农民的血液中，缺少彻底根除的条件。刚刚走出“文革”的农民身上的这种自私狭隘必然鲜明地存在着。陈奂生在招待所里前后变化就体现出了他身上所具有的自私狭隘性，一开始醒来时看到房间布置得干净高档，本能地因自卑心理而产生珍惜之感，害怕自己糟践了好的东西，于是“不由自主地立刻在被窝里缩成一团，他知道自己身上（特别是脚）不大干净，生怕弄脏了被子……随即悄悄起身，悄悄穿好衣服，不敢弄出一点声音来，好象做了偷儿，被人发现就会抓住似的。他下了床，把鞋子拎在手里，光着脚跑出去；又眷顾着那两张大皮椅，走近去摸一摸，轻轻捺了捺，知道里边有弹簧，却不敢坐，怕压瘪了弹不饱。然后才真的悄悄开门，走出去了。”“到了走廊里……一瞧别人是穿了鞋走路的，知道不碍，也套上了鞋。”这些表现都体现了农民朴实的本质。而当付过昂贵的房钱后，为了取得精神上的满足，为了让自己五元钱花得值，则是放开了胆地去对房间进行享用和破坏，大摇大摆穿鞋踩地板、用力坐沙发试质量、提花枕巾擦嘴脸、衣服不脱盖被睡等等行为都是为了自己的五元钱，“即使房间弄成了猪圈”，也抵不回五元钱，这是一种鲜明的报复心理，自己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说什么也要获得补偿。
陈奂生身上还具有着浓重的官本位思想，换言之，即奴性思想。由于历史的原因，陈奂生这样的农民平等民主的思想接受较少，对权力抱着崇拜的态度，不是将为官者视为公仆，而是视为“父母官”。陈奂生患病受到吴书记的关照，深受感动，这种感动超出了对普通人的感动，“陈奂生想到这里，听见自己的心扑扑跳得比打钟还响，合上的眼皮，流出晶莹的泪珠，在眼角膛里停留片刻，便一条线挂下来了。这个吴书记真是大好人，竟看得起他陈奂生，把他当朋友，一旦有难，能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救了他一条性命，实在难得。”并且要把坐过吴书记的车，当作自豪的东西向别人炫耀。如果是别人帮了他，他绝不会有这些想法，原因就在于吴楚是县委书记，是权力者。
陈奂生向别人炫耀的资本还有一个，那就是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这一点则又体现出陈奂生思想中又一缺陷，即较为强烈的富贵意识（或是一种地富思想）。当然，经济的富裕，生活的充实是每个人所向往的一个正常的人生目标，但将自我的富贵作为向他人炫耀的资本，却体现出了思想的落后性。因为当想向他人炫耀富贵时，也就在潜意识中承认了因经济地位不同而产生的身份等级差异的合理性，也无形之中透露出了对金钱的崇拜。
官本位思想、富贵意识实际就是封建思想中权、钱崇拜。由于农村的封闭、时代的混乱，民主自由思想位能全面有力地普及到农村，加之经历封建时代时间长久，这些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落后思想意识仍根深蒂固地生长于农民头脑之中。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揭示国民性的一大特点——阿Q精神，在陈奂生身上依然有较为强烈的体现。陈奂生使用精神胜利法也是同样的自然在行。花了五元钱的大价钱住了一夜招待所，亏已经吃了，又无力获得实实在在的补偿，但总要找个理由让自我内心平衡，于是就想“这等于出了晦气钱——譬如买药吃掉”！还很自我满足地想到“此趟上城，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元钱花得值透”。把吃亏想成得了便宜，“哈，人总有得意的时候，他仅仅花了五元钱就买到了精神的满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精神胜利法的实质就是自我麻醉、自我欺骗。不肯接受残酷的事实，当有能力抗争时会尽力争取补偿，当无力抗争而又必须接受时，又总是去想尽办法去美化它，让自己变得心安理得，还若有所得。阿Q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映出了隐忍、坚韧的优秀品质，但更多的是体现出麻木、软弱、自卑的精神缺陷，逆来顺受，不敢面对现实。
高晓声是以为目光敏锐的作家，他及时地通过小说形式表现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反映出了新时代给人的新生活。同时，高晓声又是一位有着社会责任心的作家，他塑造了一个有着许多优点而又有着十分显著缺点的历史转折初期的陈奂生形象，让读者让社会更多地思考反省，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这篇小说，解剖了陈奂生也解剖了我自己（确确实实有我的影子，不少人已经知道这一点），希望借此来提高陈奂生和我的认识水平，觉悟程度，求得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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