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陈三井评《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
|
|
陈三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一、前言
去年（1997）7月，笔者有幸重游北京，在北大校门口的风入松书局，偶然发现这本新书，稍一翻阅，便深深地被它的精彩内容所吸引住，于是很快的买下来。笔者的本行虽非研究中美关系史，但拜读之后，仍觉眼界大开，获益良多，当然感触亦复不少。所以甘冒“捞过界”之讥，愿为这本难得一见的好书稍做推介，或许也能收到抛砖引玉之功。
在中美关系已经解冻，并逐渐改善的大环境下，中国大陆相继设立了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研究队伍迅速壮大，素质不断提高，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这是可以预期的。汪熙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论丛》已出版15辑，便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而其中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书能在美国总统柯林顿即将于本年六月底前往中国大陆访问之前出版，实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然，本书并非纯为赶时髦而作，应可断言！
“打开眼界，面向世界”，是大陆自改革开放以后，喊得震天价响的口号，这是值得赞赏鼓励的好事。因为“今天的世界已不是19世纪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朝末年的中国”。 而如何开眼看世界，走向世界，必须借重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从个人的屈辱和挫折中吸取经验，从历史的长河里寻找宝贵的教训，这无疑是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 汪熙策划《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的微言大义。西哲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说过：“历史使人聪明”，此之谓也。
二、内容简介
有人说，美国是天堂；也有人说，美国是地狱，还有人说，美国既非天堂，亦非地狱。在大多数的中国人眼里，究竟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其实，答案的关键是看对什么人而言。从19世纪上半叶起，中国就有人试图了解和认识美国。在为时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漫漫岁月中，已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表达了他们各式各样的美国观。
本书除导言与结束语外，共分11章，不但内容丰富有趣，而且标题醒目生动，值得先抄录如后，再来分章分节略作讨论。
第一章 开眼看世界
第二章 跨越太平洋
第三章 从洋务热到抵约潮
第四章 救亡图强之鉴
第五章 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
第六章 特殊的载体和视角
第七章 面对大危机的震撼
第八章 一面历史的镜子
第九章 沉重的一页
第十章 矫正与扭曲
第十一章 面向大洋彼岸
结束语 美国这个谜
第一章“开眼看世界”，副标题是“中国人美国观的缘起”，共分四节。第一节“从闭关到开放”，指出鸦片战争是中国被迫从闭关到开放的重大转折点，象征衰微的中国在满腔屈辱中揭开了历史的新页。这种“开眼看世界”思潮的勃兴，同时意味著当时先进中国人的一种理性追求。
第二节“首开风气：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看美国”，介绍了三位先驱性人物的美国观及其贡献。文中引陈胜粦的话，推崇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也是开创了解和介绍美国之风气的第一人。林氏对中国人美国观的发轫，至少有三方面的贡献：（一）主持翻译《四洲志》，首次比较具体地介绍了美国的各方面情况，让国人比较确切而系统的了解美国；（二）明确区别了“米（美）夷”和“英夷”的问题；（三）影响了同时代的魏源、梁廷枬等人对美国的了解和认识。魏源（1794-1857）同样是早期中国人开眼看美国的先行者，他的垂世之作《海国图志》，以武、智、公、周、富、谊六个字，提纲挈领地介绍美国，把美国如何从殖民地独立到成为一个富强的新国家的历程，作了发人深省，成一家之言的生动描述。徐继畬（1795-1873）对美国的认识，主要体现于其所著《瀛环志略》一书。徐氏对中国人早期美国观的贡献，约略有如下五点：（一）第一次把美国的国名，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意译为“米利坚合众国”，与日后通用的“美利坚合众国”已相去不远。（二）较早以中国人自己的笔触，扼要介绍了当时美国各州和领地的情况。（三）对这个新国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四）第一次把华盛顿详细介绍给国人，华盛顿从此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世界伟人之一。（五）对美国印第安人第一次作了较具体的描述。
第三节“梁廷枬的美国观”，作者为何用专节介绍梁廷枬（1796-1861），主要认为梁与魏、徐最大的不向之处，在于他尝试著独立编写美国史，不是汇编，而是剪裁资料，试图以时间为经，事实为纬，融会贯通，开创了国人自己编写外国“国别”通史的先例。梁氏曾著《合省国说》，共三卷，叙述哥伦布首航美洲至中美望厦条约签署之前的主要史事，含其立国始末、民主政体、经济、社会、文化等概况，尤对美国民主共和制确立的原因有深入的探讨，故在早期中国人的美国观中占有相当的地位。
第四节“乔治•华盛顿：美利坚的象征”，透过梁廷枬《瀛环志略》对华盛顿的介绍和称颂，而把华盛顿当做美国的象征。这一节的安排略嫌牵强，似乎可以合并到第二节提到徐继畬时一并介绍，而没有单独成节的必要。
第二章“跨越太平洋”，副标题是“中国人对美国的早期实地观察”。百闻不如一见，耳闻不如目睹，从过去依赖他人静态资料的剪裁汇编，坐井观天式的认识，隔靴搔痒式的评断，到“履西域，接西士，肄西文”的亲自实地观察，中国人的美国观无疑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本章仅有两节，第一节“筚路蓝缕”，介绍了两位中国旅人的游记。第一位是谢清高（1765-1822），他自18岁起随番舶经商，遍历海中诸国凡十四载，后述其平生阅历及海外见闻，由杨炳南笔记，成《海外番夷录》一书，可能是中国人关于美利坚合众国最早的一部游记。书中记录了美国的土产，也介绍了美国「“尚毒技淫巧以及出入多用火船”。第二位是林瑊（1824-？），他在1847年春“受外国花旗聘舌耕”而赴美，遗有《西海纪游草》《西海纪游诗》等作品，对於美国的建筑、电话、水利等设施，印刷、舟车、纺织、锤铸等科技有具体的描绘。第二节“耳闻不如目睹”，主要提到华工与三批留美幼童的观感。华工是19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首先开始大量赴美的中国人，作者籍口遗下资料无多与华工文化水平不高，故笼统用“他们对于美国的印象不错”一句话轻轻带过。这显然是一种不用心的做法，详细讨论留待第四部分再说。至于对留美幼童的处理，作者仅引用勒法格（Thomas La Fargue）一的《中国幼童留美史》（China’s First Hundred）与高宗鲁的《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两书，对于他们在美国受教育的遭遇、文化调适等问题，似乎语焉不详。事实上，幼童对美国的体育运动，如棒球即是兴趣盎然，对溜冰、划船、社交舞蹈等都十分感兴趣。他们“美国化”的程度，也使美国人惊讶不已。
第三章“从洋务热到抵约潮”，副标题是“晚清朝野美国观的一个侧面”，亦分两节。第一节“洋务派对美国的认识”，书中列举了薛福成、张之洞、李鸿章、郑观应、王韬、曾国藩、盛宣怀、奕忻等人对美国“国大民富”、政府体制良善的深刻印象，进而发展成一种论调，即“美国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素称恭顺”，“美国距华遥远，美人在华无攫取利权的野心”，故赞成借美款修铁路，甚至主张联美外交。第二节“1905年抵约运动与美国观”。论清季中国与列强的关系，以中美比较和平友好，然而却在1905年爆发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抵制美国工约运动。原来华人陆续移民美国后，不断发生受到歧视与轻蔑、排斥甚至屠杀等事件；美国国会并于1882年通过“限制华工法案”（The Chinese Restriction Act）。在这个大前提下，中国人对美国“文明、自由”的影像，有了极大的改观。文中举出陈兰彬、崔国因、黄遵宪、郑观应等四人的观感与横懑，为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留下了历史证言。
第四章“救亡图强之鉴——清末民初中国人美国观的深化”。从戊戍到辛亥，伴随着改革与革命交织的历程，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与理解均进入了一个新境界。美国变成中国志士仁人救亡图强的借镜，是各党各派共向的抉择。第一节“从戊戌到辛亥”，指出在维新人士如樊锥、易鼎、何启、胡礼垣等人的笔下，美国之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就在于其议院之法，“合君民为体，通上下为一心”，美国“政治之美，制度之良”，就在于它实行民主共和制。革命宣传家邹容所设计的“中华共和国”蓝图，即系模拟美利坚合众国而成，并主张“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治法律；凡关全体个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设官分职，国家上之事，悉准美国办理。”关于对美外交，亦有“联美论”与“非联美论”两种相异看法。前者以伍廷芳为代表，他认为，美国自从与中国通商以来，“向素最为恭顺”，“守约惟谨”，“与我交谊素笃”，从未与他国合谋于我，所以“若能与之交驭，彼必乐为尽力，无事则联络邦交，深相结纳；有事则主持公论，有所折衷”。另一派则持相反见解，而以章太炎为代表。他认为，美国“阳与中国交欢”，实则“阴谋黯默”。中美同盟有害，“交欢美人无益”。
第二节“康、梁师徒说美国”。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是持肯定态度的，但辛亥革命之后，他对美国政治多有诟病，尤其是反对把美国的共和制、总统制、联邦制搬到中国来。康有为虽然很赞赏美国广筑铁路，大兴教育之举，也深叹“美国最富”、“美之富冠绝五洲”，但并不赞成“以美为师”，对美不能“不择而尽师之”。相同的，梁启超也认为，“中国不能学美国共和制”，也不能搞联邦制。其理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受自由。所以如果说，孙中山是倡导中国“以美为师”、行共和革命的集大成者的话，那么康、梁便是力主中国不能师法美式政制的主要代言人。
第三节“孙中山的美国观”。孙中山的一生，影响近代中国史至深且远。他对美国的认识，在条件上是康、梁所难与比拟的，他对美国的了解与理解，在当时恐怕无人能出其右。孙中山以大半生的光阴从西方先进国家（主要是美国）寻求救国真理，探索中国富强之路，其政治理想、建设宏图无不以美为鉴。在孙中山看来，作为“世界最文明、最富强之国”的美国，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国应该师法的绝好榜样。要救中国，就应选择世界上最先进的共和政体，特别是美国式共和政体。尤其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更是直接从美国的经验中获取了精神营养，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与林肯总统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层意思，是完全相通的，他又以美国式的三权分立为基础，考察实际运作中尚存在的弊端，独创了五权宪法。
第五章“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副标题是“中国人对美国外交的反应”。1918年年底，当欧战结束的消息传来，全国上下欣喜若狂，知识分子尤为兴奋，北京学校自11月14日起放假三日，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提灯游行，满街旌旗，鼓乐喧闹，欢呼入云，人人高歌“云消雾散，重见青天”，拆除为德国公使克林德（Freiherr von Ketteler）所立的“昭雪碑”，改建为“公理战胜碑”。北大校长蔡元培及教授举行演说大会，认为欧战胜利有四大意义：（一）为黑暗的强权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二）为阴谋派消灭，正义派发展；（三）为武断主义消灭，平民主义发展，（四）为种族的偏见消灭，大同主义发展。
本章第一节以“希望与失望”为题，首先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从美国总统威尔逊身上找到了既朦胧又真切的希望。例如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早已视威尔逊为“大政治家”、“大理想家”，认为他的外交政策在世界外交上开一新纪元。孙中山则致电威尔逊，请其主持正义，拯救中国。梁启超把威尔逊倡建的国联说成“是实现将来理想之世界大同的最良之手段”。陈独秀甚至奉威尔逊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个好人”。
从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到巴黎和会，为中国带来了无限的期望，认为这是中国除去一切不平等条约束缚，进入自由平等地位之良机。当时中国对巴黎和会之具体目标有四：（一）收回战前德人在山东省内之一切利益，该项利益不得由日本继承；（二）取消民四条约之全部或一部；（三）取消外人在中国享有之一切特殊利益，例如领事裁判权、外人在华之势力范围等；（四）结束德、奥等战败国家在华之政治与经济利益。 岂料由于日本的作梗，英法的挟制，美国并未能完全发挥正义的力量，巴黎和会的结果却是令中国人大失所望，因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成为战胜国的牺牲品，日本依据凡尔赛和约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消息传来，真是举国同感悲愤，从希望到失望，情何以堪。陈独秀从此不再相信公理与永久和平，并送给威尔逊一个“威大炮”的浑名。李大钊也为威尔逊感到惭愧和悲伤，因为他的主张计画到最後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总之，巴黎和会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创痛，打破了中国知识分子温良的救国梦，对强权政治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第二节“梦幻与觉醒”，讨论的是中国人对华盛顿会议的观感。有了巴黎和会的教训，中国人对华会自然有比较务实的看法。但对于美国何以首倡华盛顿会议的原因，看法并不一致，可以说褒贬互见。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不赞成美欲以此压制日本在太平洋尤其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之说，认为“美国的目的，在扩张自己底势力，不在压抑日本底势力”。郑洪年等指出，华盛顿会议是资本主义盛极而衰的表现，无非是资本主义日渐不容于西土而东迁，“欲以我国为资本主义之避难所”，以延其生命。孙中山则认为，这是友邦美国良心上过不去，为我国鸣不平的一种作法。作者同样不忘记引蔡和森的一句名言：“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换过来说，就是最会使掩眼法，最会用宣传术以宰割中国的好朋友”。作者最后表明，中国政论界对美国的认识由此已从表面而进入深层次。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人们对美国以“改制中国人的心肺”、“威临中国之人心”为目的的文化渗透进行抨击和揭露，美国被形容为“无耻的帝国主义者”、“狼子野心”、“口蜜腹剑”和“假惺惺的”！对从失望到觉醒的中国人而言，美国虽然处处标榜正义、人道、博爱，但这都是假面具。在国人的心目中，“西方美人，本来就是西方夜叉”。
第六章“特殊的载体和视角”，副标题是“中国留美学生及其美国文化观”。本章所要展现的是留美学生对美国文化的介绍和传播，主要涉及到一件事——“边际人”与德、赛先生和一个人——胡适的美国观。第一节介绍这些融新旧、中西文化背景于一身，具有过渡性双重人格的“边际人”（marginal man）对赛先生与德先生的认识。中国之有严格意义上的近代科学，自留美学生始。这些远涉重洋、负笈新大陆的中国学子，以主修自然科学居多。他们在已经工业化与科学化的美国耳闻目染、苦思冥索的结果，认识到近代欧美“文明文物之盛，震铄前古．受科学之赐为多”。反顾祖国，所缺乏者，莫过于科学。故为了有所贡献于国人，遂有1914年中国科学社之发起及1915年1月《科学》之创刊。自此科学的声浪响彻云霄，几乎成为举国一致崇信的名词。除了赛先生外，中国知识分子同样意识到中国所缺乏的是民主，所以一齐把德先生请来。
第二节专谈胡适的美国观，作者主要认为在这个时期的留学生中，胡适的名气最大、最具代表性。从胡适的日记和回忆录来看，他对美国的民主政治是“神往之至”的。对于美国人“独立思想之高，不轻易为位高爵尊者所耸动”，胡适是相当赞赏的。对于美国的政党制度，他也是肯定的，并希望中国亦能引美为鉴。从美国革命的历史谈到中国将来的希望，胡适所追求的是一个开明强硬的在野党做现政府的监督，从而要使“今日的稳健不致变成明日的顽固”。这很可能是留美学生中较早主张中国仿美而采行两党制者。
第七章“面对大危机的震撼”，副标题是“中国知识界对美国的思考”。共分三节，组织结构相当不平衡。第一节“黄金国的悲喜剧”，主要介绍从欧战后美国取大英帝国的地位而代之，成为世界最富庶的国家，至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转折，全文不到三页。第二节“新政”（New Deal）的东方效应，则多达27页。文中引经据典，对罗斯福“新政”的内容有详实的分析评论，作者并就中国知识界对“新政”的性质，做了六种观点的归纳：第一种观点认为，新政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其实质仍是挽救资本主义，以马星野等为代表。 第二种观点认为，新政是“经济的法西斯化”或带有法西斯主义的色彩。章乃器等主此说。第三种观点认为，新政不同于共产主义，亦有异于法西斯主义，是“富于民主精神之经济改革政策”。刘安常等持此观点。第四种观点认为，新政是中产阶级协调论的实践。张金鉴首创此说。第五种观点认为，新政是介于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统制经济。第六种观点认为，新政有社会主义色彩。可以蒋恭晟为代表。新政在实施之初，虽受到多方面的抨击，甚或称罗斯福是法西斯独裁或共产党，但实际上，新政救了美国，成功地“把美国人在精神上与物质上重建起来”。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对罗斯福个人有很高的评价。例如金兆梓视罗斯福为“人类的救星”，是“全世界古往今来最成功的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社会学家费孝通从20世纪人类的危机与出路这一角度透视了罗斯福及其新政，认为罗斯福是站在美国和世界新旧交替的转折点上的伟人，他不但在美国是代表着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甚至在全人类的历史中也代表着一个新世纪的诞生。第三节“美国•白银•中国”。新政对中国影响最大者，殆莫过于白银政策。因为在美国提高银价的压迫之下，中国金融、产业、国际贸易蒙受不良影响，最可怕的是已濒破产之农业既无复兴之望，日渐衰落之工业更有崩溃之虞，“银潮”引发了中国的舆论潮，反映了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美国观的个侧面。
第八章“一面历史的镜子”，副标题是“中国抗战时期政论界对美国的评议”。抗战是近代中国史上耗时最久、战区绵延最广、牺牲最为惨重、最为悲壮的一场生死搏斗，所以这一章显得特别重要。第一节“抗战救亡与中国人的美国观”共占27页篇幅。日本军国主义者挑起侵华战争，始于九一八，并迅速侵占了中国东北。作者分三个时期叙述美国的对华态度以及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从九一八到七七——面对日本继续扩大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美国开始打出“不承认主义”，这是一种口惠而实不至的道义支持，颇令中国政论人士失望和抱怨，企望美国仗义执言或拔刀相助，那是一厢情愿的梦话。当卢沟桥事变起，英美劝日本勿扩大华北纠纷，美国并向各国表示对于国际局势态度，主张不使用武力，不干涉内政，遵守条约，对于可行的和平途径，愿共同努力。不过，当时美国孤立主义势盛，不欲受到拖累，不愿卷入国际争端。 （二）从七七到珍珠港事变——在抗战初期的艰难环境中，美国在战略上可能为了防止和牵制日本南进，故一方面以贷款援华，一方面却又趁机与日本进行血腥的军用品交易，颇令中国人伤感！据郭荣赵的研究，至1941年，中国在租借法案下所得到的物资，仅占美国援助外国总额的1.7％，实在微乎其微。何况，美国的贷款“都是经过苦痛的磋商，加上苛刻的条件之下贷成的”。因此，郭氏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不关心中国”；“从开始就不以平等对待中国”；它“根本不关心中国的存亡。” （三）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抗战胜利——中美成为同盟国家，这是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几乎一致称誉美国的特殊时期。珍珠港事变之后，对中国而言，这象征着孤军苦战的时期已经结束。而中美合作，并肩对日作战的新页，即将展开。中国此时所期望于美国的，原是从冷漠趋于关切，从卑视趋向重视；此外，就是精神上的鼓励和物质上的支援。不料，中美蜜月关系为期甚短。据郭荣赵的研究，中美战时合作，对中国而言，不啻是连串悲剧的开始，而雅尔达密约更是这一悲剧的纪念碑。
第二节“从延安看美国”，主要考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观。总的来说，中共对美国的看法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和发展过程。1935年以前，中共认为，美国做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和日本是一丘之貉，同样是压迫、掠夺中国的强盗。它与日本有矛盾，但并不愿意帮助中国，而是趁火打劫。从1931年开始，中共对美国的认识有了新变化，进一步看到美日矛盾的不可两立性，把美国看做世界主要民主国家之一，提出美国应援助中国，但也担心它搞“远东慕尼黑”。至1941年六、七月间，随著苏、德战争後世界局势的急剧转变，中共中央明确承认美国是民主国家，放取积极、灵活的对美态度。1943-1944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评价最高的年份。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曾赞扬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而且是与苏联并称为“民主世界的双璧”之一。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随这美国越来越多地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中共对美国的认识又开始发生大转变。
第三节“美国与美国人：旅美考察者如是说”。在抗战期间，中国人如何看待美国的另一扇窗，就是旅美考察者所写下的对美观感。这些作品亦是反映中国人美国观的重要素材。作者在文中列举张其昀、江康黎、费孝通、萧乾、邹韬奋、马星野、杨钟健、杨庆坚等人的看法，所建构的美国是一个富足、说干就干、热心公益、讲究公德、重视科学的社会，另一方面也是个族群不平等、贫富悬殊、社会问题重重的国家。
第九章“沉重的一页”，副标题是“四十年代中后期美国形象在中国”。这里所要铺陈的是从1945年9月抗战胜利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短短四年间中美关系的一些变化。分两节，第一节“友邦”？加上引号与问号，代表作者的立场，对美国这个“友邦”的严正质疑。这一段国共内战，从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到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的调处，美国可以说真是两面不讨好。在中共认为，赫尔利偏向国民党，只向蒋介石合作不与中共合作的声明，是错误的、危险的、将带给政府与人民以“千钧重负与无穷祸害”，所以难掩愤懑与谴责。就国民政府方面言，据关中的研究指出，“赫尔利大使虽热诚感人，但显然对中国的情况，甚至整个远东的情况并不充分了解，如对中共必然会与国民政府妥协的错误认识及误信史大林对中国局势的保证” 黄大受则责备赫尔利“与共产党相处，既无经验，又无戒心。” 关于马歇尔的调处，作者并未继续对中共方面的态度有所交待。至于国民党方面的相关研究则俯拾即是，而且显然负面评价多于正面评价。例如黄大受检讨马歇尔调处失败，有基本原因和直接原因两部分。基本原因可以分为下列七点：（一）美英素来重欧轻亚；（二）雅尔达会议之恶果；（三）美国对中国政情缺乏正确的认识；（四）迁就苏俄的决策；（五）美国左倾分子的影响；（六）苏俄的破坏中美关系，（七）联合政府政策的不当。直接原因有关人选不当的部分有六：（一）马歇尔的自视过高；（二）任命及受命的轻率；（三）缺乏调处的才能和有关的知识；（四）缺乏诚意与公正精神；（五）刚愎自用，不听忠告；（六）对中国的轻视。 梁敬淳指出从1945年至1949年抗战胜利前後的中美关系，每年都可用一个字来表现它的特征：1945年至1946年的特征，是“压”（压迫）；1947年的特征，是“拖”（拖延）；1948年的特征，是“弃”（抛弃）；1949年的特征，是“断”(断绝)。 此为梁氏多年心血研究的结晶。国民党大陆政权之沦失，因素甚多，中美关系不过其中的一个环节。文中根据美国第一手资料，对马歇尔之愚昧无知、受人利用、刚愎跋扈、自以为是的调处过程，有极为精辟的分析，允可供作者相互阐发之参考。
第二节“抹不去的伤痕”。自中共方面看，从1946年至1949年短短几年中，美国为何从中国的“友邦”变成了“美帝”，从“英雄”变成了“流氓”，从被“请”进来到被“踢”出去，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何以一落千丈？据作者认为，这是由于美国特使的袒蒋抑共、驻华美军的恣意妄为（如沈崇事件）、火上加油的援蒋内战政策、对中国利权的广泛攫夺、扶日复兴的对日政策等，凡此种种都使中国人民伤透了心。历史在这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第三节“替美国算命”。中美关系恶化之后，随之产生此一情绪性的反应。中共新政权建立后的中国，怎样看待美国？美国以“天下第一”自居，骄气迫人，到处插足，到处伸手，里里外外，惹事生非。这只能越来越讨人嫌，很难指望人们对这个横冲直撞的“阔少”会有好的印象。这是作者所要强调，并留给我们的时代证明。
第四节“毛泽东的美国观”。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其美国观自然有其非比寻常的特殊意义。他的一些看法和认识无形中成为1949年后二十多年间中国人的美国观的根本指南。其影响之大，无论作何估计，恐怕都不是过分的。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美国的看法，以抨击美国对华侵略政策及其虚弱本质为主。在毛泽东眼中，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不过是个纸老虎，并不可怕。
第十章“矫正与扭曲”，副标题是“中国人美国观的硬化”，共分六节，是全书分节最多的一章。第一节“不相往来的一代人之间”，从1949年至1972年，中美两国之间不但不相往来，而且几乎始终处于相互敌视和对抗的非正常状态中，且一度在朝鲜兵戎相见，在越南间接遭遇，在台湾海峡武装对峙。朝鲜战争对中国人美国观的影响，至少强烈地表现在四个方面：（一）美国的大规模武装干预以及封锁台湾海峡，使中国政府和人民进一步看到了美国侵略的现实威胁性，美国已肯定无疑地成为头号公敌。（二）“抗美援朝”运动的大规模开展，等于在全中国上上下下中进行了一次思想教育运动，其中心内容就是“蔑视美帝！鄙视美帝！仇视美帝！”这是针对当时相当部分人仍存在的崇美、恐美心理而进行的。（三）“抗美援朝”战争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的仇美情绪。（四）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敢于和号称“世界第一”的美国在朝鲜真刀真枪地进行较量、见高低、大大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美帝是个纸老虎”的观念，愈益深入人心。
第二节“美帝：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在这段时期，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仍然完全随着毛泽东的指示，百花齐放，照着政治的风向球，群莺飞舞，光喊口号，用尽最拙劣的形容词，而没有实质的意义。所以在一面倒批美的声浪中，美国是“和平、民主、文化”的敌人，更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当然也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是“最顽固、最不要脸、最坚持侵略的强盗”，是殖民主义的头子和保镖，是一切反动派的首脑，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敌人，是“集帝国主义的一切罪恶之大成的帝国主义头子”。美帝国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贪婪、最残暴、最狂妄的侵略者，它也足没落中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中心支柱、最后堡垒”。这种狠批恶斗，非理性、不客观的美国观，可视为种特别时代的产物，无疑也是种专制封闭社会的产物。
第四节“中国人民的死敌”。在整个社会被有意识的动员起来全力对付美国的大环境中，“认识美帝国主义，仇恨美帝国主义，反对美帝国主义”，成为那个时代最迫切的政治性服务。在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史学家以研究“怎样从历史上认识美帝侵华”做为配合，说出“为着祖国，就必自恨美帝开始；如不恨美帝，就是思想有问题，神经有问题！”的话。而国际问题专家也煞有介事地指出，美帝国主义“不仅是一只最嗜血的大恶狼，而且是一双披着羊皮的大恶狼，对于它，人们特别要提高警惕”，“不把美帝国主义彻底埋葬，我们的斗争决不罢休”。真是慷慨激昂，伟哉斯言！
第四节“民主乎？自由乎？”狠话说过，下一步便是集中在如何将美国假民主、缺乏自由的面貌，赤裸裸地揭开，然后戮穿它、撕碎它。北京有一批法学家集会，声援对美国的斗争，当时大家共同的认识是，“标榜自由世界最民主国家的美国，实际上是一个连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的最不民主、最不自由的国家”。一小撮亿万富翁实行残酷的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处于奴隶地位，这就是号称“民主、自由、全民福利国家”的美国的真相。
第五节“纸老虎：一天天烂下去”。从政治上的假民主无自由，到经济危机、社会问题，更可证明“纸老虎”的没落。七十年代初的美元危机，被当成是“金元帝国腐朽没落，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的本质”，美国的社会盗匪横行、黑道猖獗，美国的科学发展正在走下坡路，美国的军事外强中干，美国的文化表现出资本主义末日的一切腐败现象，凡此都是美帝每况愈下，一天天烂下去，而且越烂越深的明证。
第六节“赶超美国的画外音”。在全社会几乎一面倒的对美国骂倒骂臭的同时，出现一股空谷足音，正面承认美国的某些长处，希望“赶超”美国。于是中共领导人从周恩来、邓小平到刘少奇，发起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国（包括美国）的经验”，毛泽东提出“赶上”、“赶超”美国的历史任务。1958年的“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便是此一声浪的回应，无奈结果适得其反。
作者在这重要的一章，有痛定思痛的反省。他语重心长地说出，“多少年来，对美国只能说丑，不能说美。在‘左’倾当道的年月，谁把美国说得越丑越行时；反之，则要倒霉。其实这是一种闭关自守，失去信心的表现。”诚哉斯言，“左”倾误中国二十多年，不但延迟了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机会，更阻碍了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进步！
第十一章“面向大洋彼岸”，副标题为“美国热的省思”。中国人对美国看法的改变，开始于七十年代初。不过，直正的相对彻底的转变则是七十年代末以后的事。与五六十年代相比，那种八股式、情绪性的文字基本上消失了，理性的审视与探索精神奠定了中国对美国重新认识的新基础。
本章共分五节，第一节为“乒乓球转动了地球之后”。轰动一时的“乒乓外交”启动了中美关系迅速转变的巨轮，两国最终实现正常化，为这一重新认识提供了理想的国际环境。
第二节“重新发现新大陆”。1979年初，邓小平第一个率领政府代表团正式访问美国，从此打开了美国的扇窗，外交官、新闻传播工作者、学者等各式各样的人物相继走出了国内，把对新大陆的观察与感受，包括那“富饶的土地、美丽的风景、进步的科技、发达的工业、丰产的农业以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还有美国人的乐观、开朗、扭率、热情、请求实际、富于进取精神等”，透过平面与立体两种媒体，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
第三节“天堂？地狱？”经过一番再接触之后，中国人终于发现，美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它既不是“伊甸园”，不是天堂，也不是阴森森的地狱，而是个复杂的世界。一方面它是西方政治民主与自由的样板，一方面也饱受暴力、犯罪、吸毒、色情、精神危机的困扰。
第四节“理性的审视”。要真正了解美国，需要透过理性的审视，要深入了解美国，更需要借重客观的学术研究！而非一如过去那种直觉式、浮光掠影的观察，或仅停留在感官的好恶阶段。作者在这一节中列举了许多学者们对美国历史、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美国社会以及中美关系等各方面有价值而扎实的论著成果，使得中国人对美国的再认识，有了更深厚的学术基础。
第五节“如实地探索美国”。改革开放之后，大陆学者已逐渐摆脱过去那种戴有色眼镜、用一只眼看美国的积习，更懂得不再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对美国活剥硬套。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也是一种质的提升。当然，要如实探索美国的理想境界，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作者举出两个基本条件：其一，坚持和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方针，坚持和发展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方法，其二，在倡导严谨学风的向时，应大力支持相互尊重的自由讨论，并真正杜绝多年来相沿成习的“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丑恶行径。
总共十一章的内容简介，已占用极大的篇幅。作者最后用结束语，试图解开美国这个谜。他画龙点睛指出，“从鸦片战争迄今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介绍和研究，已经经历了曲曲折折的惨淡行程。与此同时，中国人的美国观也留下反反复复的历史轨迹。‘花旗国’的形象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一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大约也很难说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定格’。或者说，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美国仍然是个未解之谜”。是的，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永远在变，但只要我们观察审视的方法随时代而进步，态度客观务实，不固步自封，不坐井观天，对美国将会有一个如实的看法和认识！
三、本书的特色
综观本书，它有许多值得称道的特色，兹分述如下：
（一）自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在“开眼看世界”、“走向世界”的大前提下，这是迄今为止所写的第一本比较有系统的认识外在世界的著作。
（二）以时间为经，以历史事件为纬，这也是第一本对美国从认识到观察，最言之有物的先驱性好书。论断一个国家或民族，不能单凭直觉的观察或主观的好恶，它必须奠基在扎实的资料上，所以这是一件吃力不见得讨好的工作，更是一件硬工夫的工作。对于作者的博览群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魄力和勇气，应给予肯定和鼓励。
（三）作者的硬工夫表现在附录所列的333种主要参考书目，没有这些渊博的书目知识，缺少这份扎实的前人业绩，相信作者即使是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也是不敢轻易下笔的。
（四）本书主题明确，宏观与微观均具，学术与通俗性兼备，文笔流畅，析理能力强，可读性高，尤其在字里行间将中国人从百年前的屈辱到当前扬眉吐气的爱国情感，随时表露无疑，从此一观点看，这应也是一本绝佳的爱国主义教材。
此外，书中偶尔也有含蓄性的自我省思工夫，表现出历史学家理性、客观，尊重历史，捍卫历史的真实，维护历史的尊严，不为过去历史所造成的各式各样的偏见和误解所蒙蔽，终能超越历史的史家本色。
四、值得商榷之处
本书开宗明义，主题是中国人的美国观，但作者一开始显然并未企图给中国人作一个文化上比较广泛的定义。观其内容所述，不自觉的仍有政治性和国籍上的考虑，完全以在大陆的中国人为限（尤其是1949年以后国共分治更为明显），这或许有它方法上或资料上的考虑，但如此不仅把境外的中国人或华人（包括在欧美、港澳、台湾的中国人）排除在外，而且将自己的研究局限在政治命题上，而不是一种客观性的学术研究，以致在格局上显得不够恢宏，在叙述上也失去了两岸四地相互比较观照的好处了。明白言之，在台湾至少有三分之以上认同中国，仍自称中国人的这一部分人，他们半世纪以来的活动和言论，对美国的爱恨情仇，在书中却完全呈现空白。
本书的叙述，大抵以时间为经（起自鸦片战前的林则徐，止于1990年代），以事件为纬（将洋务运动、戊戍政变、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美国新政、抗战、国共和谈、中美建交等主题交互穿插在内），有系统的回顾了中国人百余年来的美国观，从朦胧到清晰，从肤浅到深化，大致随着中美关系的起起伏伏而变化，而较少针对美国这个国家，从立国精神到民族性，从社会经济到教育文化，从政党政治的运作到新闻事业的发达，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到对美国文明的评价等方面，做较正面深层结构的剖析，予人有美中不足之感。
本书对华工一笔带过，可能是最大的致命伤，美国的排华与抵制华工，罄竹难书！1885年怀俄明州石泉镇（Rock spring）的大屠杀案，震惊全国，也为中美外交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华工离乡背井，远涉重洋，在美国凭藉劳力苦力含悲忍泪以谋生的奋斗史，李长傅 、刘伯骥 、吴尚鹰 、李本京 、梁静源 、黄和英 等人都有翔实的纪录，相信作者并不陌生，但似乎有必要给予较多的篇幅，而不应一笔带过，好似要为惯于“欺善怕恶”美国人脱罪。
本书的征引参考书目固然多达三百多种，但明显可以看出两种缺憾：其一，著作未稍做分类，作者既未依姓氏笔划排列，同一作者亦未按顺序排列，查阅甚感不便；其二，对大陆出版成果掌握较多而完整，而对于港台四五十年来的著作，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的出版品及李定一、孙广德、郭荣赵、汪荣祖、张存武等少数人的著作外，遗漏不少，涵盖面不够宽宽。就个人粗略所知，研究中美外交或美国华侨史的专家及其著作，尚有张忠绂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一）、梁敬镇的《九一八事变史述》《开罗会议》《史迪威事件》《日本侵略华北史述》，李抱宏的《中美外交关系》、郭荣赵的《中美战时合作之悲剧》与《美国、雅尔达密约与中国》，程天放的《美国论》、刘达人(Liu Ta Jen)：A History Sino-American以及前面所提的几本有关华工的著作，或可供作者之参考。
留学生的故事，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好题材。作者除了对早期幼童留美的一段略有描述外，对台湾1960年代与大陆改革开放後的大批留美学生的著墨似乎不多。这些负岌美国的莘莘学子，为了追求新知，他们逐奖学金而居，或是在餐厅打工于街坊里辛苦打拼，他们与各色各样的美国人接触，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内心的滋味，真是如“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他们自己动笔，把那种特殊的感受和经验留下来，构成了“留学生文学”，也是中国新的一代了解美国的最佳素材。
“有人说，移民就像是把一棵已经长成的树连根拔起，种植在另一块陌生的土地上；也有人说，移民像是把咸水鱼丢到淡水里去生存” 。不管如何，无论台湾或中国大陆，新的移民潮又已开始，固然“脚踏乡土、心怀中国、放眼世界”应该是新代的中国人的志向，但有谁不知，一次新的移植，这里面该付出了多少的血汗代价与生命的拼搏战斗？这些辛酸的故事， 不也是作者应该关照的题材吗？
当然，1979年美国卡特政府宣布与中国建交，这在两岸的中国人定有两极化的反应，从报纸的舆论到杂志的评论车载斗量，如果能做个归纳比较，看看两岸的中国人的美国观，在同事件上有河南辕北辙的反应，倒是很有趣的事情。
最后，本书校对仔细，错字不多，但仍有两处名字误排。页七四，注三，编《蔡元培全集》的是高平叔，而非蔡平叔。页一五五～一五七。注四所引的作者是李荣秋，而非郭荣秋。
五、本书的价值
法国年鉴学派（L’Ecole des Annales）有所谓心态史的研究。“心态”（mentalite）一词，是近来法国和欧美史学界经常谈论的，这也是一个相当含糊的词。心态史包括了社会文化的系列基本层次：人们对生活、死亡、爱情与性、家庭、宗教、政权等基本观念、态度及行为方式，口头传说、神话传奇、民俗民风、日常规范等也相继成为心态史的研究对象。心态史的领域还可扩大到人们对政权、财政制度、税收等各种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和观念。 准此，中国人的美国观研究，或可视为种心态史或类似心态史的研究。
近人研究外国，或可以戴季陶的《日本论》始。戴季陶从很多角度去分析日本，对日本民族的自负心及向土心有很高的评价，日本具有消除不掉的岛国根性，而且一味崇拜而侮蔑中国。是书出版于1928年，对日本的大陆政策有棒喝的作用，但却没有改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甚至变本加厉，终至演变成中日战争的悲剧。 不过，从戴季陶的《日本论》到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菊花与剑》（The Ch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 of Japanese Culture），在时间上都有“明日黄花”之感。 我们需要不断注入新质素，具现代版的“日本论”。
《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书为我们的西方认识，树立了新的典范，为美国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我们不得不承认，撰一本断代性专题式的中美关系论著易，要写部上下几个半世纪通论性的美国观难。不管如何，路子已经有人走出来。期待更多的中国学者以毕生的精力或透过与外国学者合作的方式，写出林林总总的“日本观”、“英国观”、“俄国观”、“法国观”、“德国观”等，如此我们对东西方列强的认识，当可案然大备，蔚为大观！
[原载台湾《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总第21辑，1998年。注释略]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