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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朱熹思想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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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理巴巴
(安徽大学哲学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2005年朱熹思想研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对其哲学思想、政治伦理思想、教育思想、文学美学思想以及朱子与朱子后学思想的研究等方面。对朱熹思想的研究作出一个综述,有助于了解研究的进展情况。 关键词:朱熹思想 研究 综述 朱熹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作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综罗百代”,后世学者对其思想的研究也是汗牛充栋。2005年,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朱熹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检索中国期刊网共获得论文九十余篇,其内容涉及朱熹哲学思想、政治伦理思想、文学思想、教育思想以及朱子与朱子后学 等各方面。本文试对2005年度朱熹思想的研究作一个综述,希望藉此“窥一斑而见全貌”。 一、朱熹哲学思想研究 蒙培元在《“所以然”与“所当然”如何统一——从朱子对存在与价值问题的解决看中西哲学之异同》[1]文中指出:朱熹用“所以然”与“所当然”这两个概念表达了儒学中“存在”与“价值”的问题,既区分了两者的不同意义,又将两者完全统一起来。“所以然”与“所当然”的统一关系,是在“理”的基本涵义的展开过程中实现的。整体论的要素分析和生命论的类比综合,是朱熹将“所以然”与“所当然”统一起来的重要方法。朱熹关于“天地之心”与“人心”的关系是生命目的性的关系。“理”是“所以然”之“生理”,而“生理”之中潜在地包涵着“所当然”之“仁理”,“生即仁”是对生命存在及其辩证式表述,是“所以然”与“所当然”亦即存在与价值何以能统一的基础。朱子哲学是“前现代”的,但其价值则是“超现代”的。 朱汉民在《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2]中指出:朱熹《四书》学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关于“修己治人”的儒家工夫论。他认为朱熹的《四书》学坚持了圣门第一义的实践精神,将儒学建构成如何成就内圣外王的儒家工夫论体系,体现了中国知识传统的实践特色。他在《论朱熹工夫论的知行体系》[3]中对工夫论的内在结构——知行关系作了系统地论述。魏立明在《朱熹“主敬”说过程研究——在修养工夫背景下的考察》[4]一文中指出朱熹主敬的学术思想的确立经历了两大转变:首先是南宋的衰弱使其深受佛老思想影响的“主悟”向儒家“主静”转变;其次是在他同佛老学说的论战和在对“主静”之说的修正中,对“主敬”的确立及超越。 朱松美在其论文《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朱熹<孟子集注>的诠释特色及其时代性分析》 [5]中指出朱熹《孟子集注》的诠释特色是既借助经典诠释创新哲学体系,又尽量重视古注,追求本义:前者是时代的呼应,后者是对经典的尊重。由此在诠释实践中弱化了“本体”与“方法”的紧张,强化了“原意”与“用心”的统一,发展了中国特异于西方的诠释传统。 张锡勤其论文《“天理”与“人欲”小议》[6]中对朱子理学中的天理、人欲作了辨析,他认为天理是指符合封建道德准则和自己等级地位的欲求,而人欲则是指违背封建道德准则和自己等级地位的非分欲求。任万明在《从朱熹到王阳明:理性自觉原则向意志自觉原则的转换》[7]里指出朱熹学说通过强化理性自觉原则,完善了传统道德的理论体系,树立了传统道德的绝对权威,但其绝对化倾向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传统道德的僵化和异化。王阳明心学力矫朱学之弊,通过“心即理”说和“良知”说,强化了意志自愿原则,突出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和意志自由,把外在天理内化为人的内心情感和良知自律,从而圆满地解决了朱学的理论缺陷。 李文波在《试论朱熹对<中庸>的发现与重构》[8]里指出朱熹对《中庸》的创造性解释的主要方面:其一,坚持以“平常”、“合理性”解“中庸”,摒除宋代禅学的影响;其二,对《中庸》全文结构的确定,使之具备经典所必备的文脉理路;其三,以“理”解经,对全文作出理学式的清理。郭齐在《朱熹对孔子中庸思想的继承和发展》[9]一文中指出,朱熹继承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又着重从子思的中和论的角度作了广泛地阐述和发挥。经朱熹的改造,孔子以来的中庸思想被完全纳入了理学的轨道,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中庸说。 对朱熹思想来源问题,高建立在《朱熹理学的新特色》[10]中指出朱熹一生与佛教往来密切,但朱熹习佛并非其主旨,佛学思想只是他改造、丰富并发展儒学的参考材料。从总体上说,朱熹是极力排斥佛学的,但同时又注意吸收佛学的精义,援佛入儒以改造儒学。刘少航在《朱熹理学的思想渊源》[11]一文中指出:朱熹理学在发展先秦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道教的心性修养内容,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丰富了我国固有的经学。朱惠嫣在《从题诗看朱熹与佛教之关系》[12]一文中考察了朱熹与佛教关系的历时性变化。苏敏、徐炳兴在《朱熹与<周易参同契考异>》[13]里以朱熹所作的《周易参同契考异》为切入点,从朱熹作文的缘由,道教与道家之宇宙论对朱熹哲学之影响,道教道家之阴阳五行理论对朱熹哲学思想的影响和《周易参同契考异》中体现的涵养本原工夫论等四个方面,探讨了朱熹思想形成与道教道家的关系。 史少博在《朱熹论“善”、“恶”与“禀气”》[14]一文中指出朱熹主张“禀气定数论”,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因为禀气不同而定的。人的命运是由气禀决定的,认为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是气质之禀各有清浊。但朱熹之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善恶来源问题。 朱人求在《朱熹哲学的生命意识》[15]中认为朱子哲学的形上建构、现实依托和历史文化传承都以生命为核心。他以为在朱熹精心构筑的本体世界、现实世界和历史文化世界中,人的本体生命意识、现实生命意识和文化生命相互贯通、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形态。朱子对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意识的理性反思,对形上形下、历史与现实的生命关切也形塑了其哲学的人学特质。 对朱熹与当时的思想家的关系,黄炳华在《陈朱之辩蠡测》[16]中考察了永康学派代表陈亮与朱熹就王霸问题以书信往来方式进行了三年之久的辩论。朱熹看重行为的动机是否出于道德,以此分析义和利、王和霸。而陈亮重视实际效果并试图将义和利、王和霸统一。 金春峰在《朱熹晚年思想》[17]中指出晚年朱熹以道心为道体,强调“道皆吾心固有,非外在之物,”主张“此心虚明,万理俱足,外面理会得者,即里面本来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达道耳。”他从而认定,朱熹晚年走的是孟子心学的路子,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心学,而非今人所谓的理学。 另外,詹石窗、陈文水在《朱熹理学文化养生及其现代意义》[18]中分析了“理学文化养生”基本涵义:一是标志着理学文化本身存在着养生的思想资源;二是标志理学文化可以转化为养生方法,生发养生功能。而朱熹在建构其理学体系时,也利用治学求知、道德修养的生活样式来保持身心健康、修身养性。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思想原则与操作方法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积极意义。 二、朱熹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朱熹的和谐思想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杨国宜在《朱熹和谐理念的现代诠释》[19]里认为:朱熹对传统思想中的和谐理念进行了全面的阐释。朱熹从自然和谐、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等方面论述了和谐的普遍性;从公平性、公正性、和平性、包容性、多元性、适中性、和睦性等方面论证了和谐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从宣传教育、建立纲纪、减轻负担等方面论证了实现和谐的方式和途径。 吴晓玲、鲁克敏在《传统儒家的德刑关系理论的传承和嬗变——论朱熹德刑关系理论》[20]一文中指出朱熹把道德伦理作为法的本体,把刑作为德、礼、政循环运动中承先启后的关键环节,而把严刑作为实现德的重要保障。朱熹的德刑关系理论既承袭了传统儒家的重德传统,又对儒家的轻刑传统作了修正,实现了从德辅刑主向德刑并重,从重德轻刑向重德严刑的转变。李翰锋在《论朱熹的法律思想》[21]中指出朱熹的法律思想表现在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因事制宜的变法理论;相为始终的德礼政刑理论以及“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的司法主张等方面。 王兵、张霄在《儒学发展史上的两面旗帜――董仲舒、朱熹伦理思想比较研究》[22]中从天人关系、人性论、义利论、伦理纲常等方面比较了董仲舒与朱熹伦理思想的异同,探讨了朱熹对董仲舒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关于朱熹的诚信思想的研究也很多。合肥学院的张体云、詹向红撰文《论朱熹伦理精神与当代社会诚信建设》[23],他们指出在朱熹的伦理精神范畴中,仁义为先、义中生利、忠信为本及敬事而信、节用爱人等伦理精神原则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他所倡导的公平正义、义利兼顾、诚实信用、取信于民、公正廉洁等价值取向和政治理念,契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对于建构当代诚信社会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吴凡明在《诚与信―体用的分疏与统合——朱熹诚信思想的理论建构》[24]中指出诚信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朱熹通过诚与信的分疏,把诚纳入到天理论的哲学体系当中,以诚为道德的形上本体,以信为诚体之用。以体用的统合,把诚信之德的合理性确立在天道和人道的基础之上,完成了天与人的合一和自然之理与人文之理的贯通,使人的生活世界在伦理的参与和干预下成为有意义的文化的世界。 李士金在论文《朱熹对皇帝职位道德素质能力严格要求探析》[25]中认为朱熹对皇帝这一职位要求极为严格。李士金在另一篇论文《朱熹对中国知识分子病态的剖析》[26]中指出:朱熹认为“躬行不力”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种很严重的病态表现。知识分子若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口是心非,不能务实而争虚名,则社会很难长治久安。朱熹对这种病态的危害性和层次性作扼要深刻的分析,指出知识分子必须切实追求理想、躬行力究。俞兆鹏在《从朱熹按劾唐仲友看南宋贪官与营妓的关系》[27]一文中从朱熹按劾唐仲友的奏状考察了南宋贪官与营妓的关系。唐仲友虽是个案,而其中却透露出封建政治体制的本质,蕴含着重大而深刻的理论问题。 三、朱熹的文学美学思想研究 李家树在《南宋朱熹吕祖谦“淫诗说”驳义述评》[28]里指出朱熹把声与诗混为一谈,认为“郑声淫”即“郑诗淫”,是程朱理学盛行下禁欲主义猖獗的产物。田恩铭在《论朱熹的唐诗批评》[29]指出朱熹的唐诗批评是以《文选》中的诗歌风格作为标准的,他在对唐诗作品的评价中有着现实的针对性,主要是针对当时江西诗人之学诗态度。从学诗角度出发,他在对诗人品格的认定上坚持了其道学的立场。 邹其昌在《“讽诵涵咏”“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30]中论述了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与拓展。陈丽在《朱熹的美学思想述评》[31]中评述朱熹的美学思想主要由“文道之辨”、“理象之辨”和“诗辨”构成。朱熹认为文与道是合的;在理与象问题上则认为理为象之根本,象为理之应用;关于诗,朱熹所论涉及诗学的方方面面,并特别推崇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古风古意。 张延成在《朱子说诗的语言学思想札记》[32]里认为朱子诗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诗集传》和《朱子语类》两部著作中,在语法学、篇章语言学和音韵学方面都有丰富的语言学思想,在汉语研究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朱熹的教育思想研究 周劲松、谢俊在《论朱熹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33]一文中论证了朱熹的哲学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源泉,对朱熹关于教育的作用、教育目的、教育阶段的划分、道德教育方法及其哲学基础的探讨,于今天教育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熊晶晶在《从白鹿洞书院的复兴想到的……》[34]中探讨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家的理学教育主张和教育实践,并阐发理学思想与宋代重要私学教育机构书院的关系。刘佩芝、冯会明在《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探源》[35]中论述了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的动机:补官学之不足,纠科举之弊端;以书院为基地,发展儒学,宣扬理学;与佛教争夺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上的领导地位;弥补失落的官学社会教化功能的缺失。 朱守良在《朱熹<家训>:从个人修养到民族文明》[37]中指出朱熹的《家训》是一篇关于治家、修身、处世的家教经典文章。其内容所包含的理性光芒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文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姚郁卉在《朱熹<小学>的蒙养教育思想》[36]中分析了朱熹为儿童编写的启蒙教材《小学》一书中蕴含着的许多合理的教育因素。 夏青在《论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38]中指出朱熹从理气一体的本体论出发,将宇宙界和人生界彻底打通,在确立“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教育目标的同时,设计了一套完备、慎密的心性修养方法。孟爱玉在《朱熹教育思想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启示》[39]中认为朱熹的教育思想对当今大学生道德教育仍有很大的借鉴价值:积极教导与防治并重;循序渐进,积善成德;致知、践行相结合。 五、朱子与朱子后学研究 郭武在《元代净明道与朱陆之学关系略论》[40]中指出朱熹对元代净明道的影响,净明道的宇宙观多吸取了朱熹之学。鞠巍在《魏了翁的理气观》[41]中论证了朱熹对魏了翁的影响。魏了翁以理性作为理的主要内容,以鬼神说在理气关系上坚持上现实层面上理气不离,逻辑层面上理离于气的观点。 李霞在《论新安理学的实践理性精神》[42]中论述了新安理学深具实践理性精神,表现在:首先,新安理学虽宗儒崇朱,却并不盲目,表现出求真求实的实践理性精神;其次,新安理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轻商观念有所超越,表现出儒商结合的实践理性精神;再次,新安理学对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有所超越,表现出义利统一的实践理性精神;最后,新安理学关心社稷民生,表现出经世济用的实践理性精神。 李海龙在《朱熹和王阳明对<大学>的不同解读》[43]中认为朱熹和王阳明对《大学》有不同的解读,比较他们的解读就能把握其不同的思想脉络,展示他们的思想归属和对中国文化方式的差异。 程林在《胡煦对朱熹易学的批评》[44]中通过在清初的学术背景下,辨析了胡煦与朱熹的差异,并以此理解胡煦易学的意义和价值。 黄山学院的白盾在《一个巨大的否定之否定——从朱熹到戴震、胡适的徽州文化发展轨迹》[45]中认为徽州文化中的朱熹、戴震、胡适这三个人物的出现正好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朱熹理学始点,戴震的反理学是对朱熹理学的颠覆,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则是对整体儒学的颠覆。它显示出徽州文化走向现代、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发展路线及其意义和性质。 另外,研究朱熹史学思想的有罗军风的《朱熹说<春秋>》[46]等,研究经济思想的有李广义、贺新春共撰的《朱熹的经济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47]等。总之,2005年是朱熹思想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相信在新的一年里,朱熹思想的研究会“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1]蒙培元.“所以然”与“所当然”如何统一——从朱子对存在与价值问题的解决看中西哲学之异同[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1). [2]朱汉民.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J].北京大学学报(哲科版),2005,(1). [3]朱汉民.论朱熹工夫论的知行体系[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4]魏立明.朱熹“主敬”说过程研究——在修养工夫背景下的考察[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5,(8). [5]朱松美.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朱熹《孟子集注》的诠释特色及其时代性分析[J].孔子研究,2005,(4). [6]张锡勤.“天理”与“人欲”小议[J].道德与文明,2005(1). [7]任万明.从朱熹到王阳明:理性自觉原则向意志自觉原则的转换[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5,(5). [8]李文波.试论朱熹对《中庸》的发现与重构[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9]郭齐.朱熹对孔子中庸思想的继承和发展[J].孔子研究,2005,(5). [10]高建立.援佛入儒:朱熹理学的新特色[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11]刘少航.朱熹理学的思想渊源[J].零陵学院学报,2005,(1). [12]朱惠嫣.从题诗看朱熹与佛教之关系[J].三明学院学报,2005(3). [13]苏敏、徐炳兴.朱熹与《周易参同契考异》[J].江西社会科学,2005(10). [14]史少博.朱熹论“善”、“恶”与“禀气”[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1). [15]朱人求.朱熹哲学的生命意识[J].东南学术,2005,(2). [16]黄炳华.陈朱之辩蠡测[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1). [17]金春峰.朱熹晚年思想[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18]詹石窗、陈文水.朱熹理学文化养生及其现代意义[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19]杨国宜.朱熹和谐理念的现代诠释[J].合肥学院学报,2005(3). [20]吴晓玲、鲁克敏.传统儒家的德刑关系理论的传承和嬗变——论朱熹德刑关系理论[J].河北法学,2005,(1). [21]李翰锋.论朱熹的法律思想[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5,(3). [22]王兵、张霄.儒学发展史上的两面旗帜——董仲舒、朱熹伦理思想比较研究[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1). [23]张体云、詹向红.论朱熹伦理精神与当代社会诚信建设[J].合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2). [24]吴凡明.诚与信―体用的分疏与统合——朱熹诚信思想的理论建构[J].天府新论,2005(3). [25]李士金.朱熹对皇帝职位道德素质能力严格要求探析[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26]李士金.朱熹对中国知识分子病态的剖析[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27]俞兆鹏.从朱熹按劾唐仲友看南宋贪官与营妓的关系[J].江西社会科学,2005,(2). [28]李家树.南宋朱熹吕祖谦“淫诗说”驳义述评[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1). [29]田恩铭.论朱熹的唐诗批评[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报,2005,(2). [30]邹其昌.“讽诵涵咏”“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31]陈丽.朱熹的美学思想述评[J].南昌高专学报,2005,(4). [32]张延成.朱子说诗的语言学思想札记[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1). [33]周劲松、谢俊论.朱熹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J].湖南师大教育科学学报,2005,(2). [34]熊晶晶.从白鹿洞书院的复兴想到的……[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05,(2). [35]刘佩芝、冯会明.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探源[J].江西社会科学,2005,(10). [36]姚郁卉.朱熹《小学》的蒙养教育思想[J].齐鲁学刊,2005,(4). [37]朱守良.朱熹《家训》:从个人修养到民族文明[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38]夏青.论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J].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2). [39]孟爱玉.朱熹教育思想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启示[J].中国科技信息,2005,(13). [40]郭武.元代净明道与朱陆之学关系略论[J].道教研究,2005,(2). [41]鞠巍.魏了翁的理气观[J].零陵学院学报,2005,(1). [42]李霞.论新安理学的实践理性精神[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43]李海龙.朱熹和王阳明对《大学》的不同解读[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44]程林.胡煦对朱熹易学的批评[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45]白盾.一个巨大的否定之否定——从朱熹到戴震、胡适的徽州文化发展轨迹[J].黄山学院学报,2005,(1). [46]罗军风.朱熹说《春秋》[J].史学史研究,2005(3) [47]李广义、贺新春.朱熹的经济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J].河池学院学报,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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