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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布罗茨基和哈维尔的一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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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一
1993年4月22日，哈维尔在接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授予其总统勋章时，发表了一篇演讲，接着将此题名为《后共产主义恶梦》，发表在稍后的《纽约书评》上面。针对哈维尔的演讲内容，俄裔美籍诗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1940——1996）很快写了一封公开信，也刊登在《纽约书评》上面，他以一种比较尖锐的口吻，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对于这位前同行的批评，哈维尔随后做出了自己的说明，又刊登在同年《纽约书评》上面。这场争论的内容实际上关乎文学和政治各自的身份、立场及意义，所以有必要重新回顾和加以讨论。
哈维尔从一段往事经历谈起：曾经有一段时间，朋友和熟人在街上碰到他时，都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哈维尔分析原因有二：第一、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把哈维尔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良心，如果碰面，他们就要解释为什么自己没有采取诸如此类的行动等等；第二、人们担心也许有警察跟踪，和哈维尔打招呼会成为一场不愉快的谈话的来源，会成为对他们进行迫害的一个理由。“简言之，我成了这些朋友的一种不便（inconveniences），对不便最好的办法是躲开。”哈维尔并且将这种感觉“不便”看做是人们回避现实、最终屈从现实的根源：“它导致了姑息，甚至是勾结。其后果也许是自杀性的。”在这篇演讲中，“不便”这个词贯穿始终，在西方听众面前，哈维尔呼吁不要把后共产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不便”从而回避它。当他指出后共产主义的恶梦主要是与民族主义有关的种种表现——它是此前完全抹杀差异性的一种惩罚——之后，哈维尔提出即使是西方社会也要正视由后共产主义社会提出的这个挑战，找出人类自我理解的新的形式，即促进人们、国家、民族、文化之间互相理解的新形式，以及在这个基础之上产生新的政治形式。该讲演的结束部分，哈维尔提醒人们不要以“不便”为理由来对待我们愚蠢地认为与己无关的事情。
二
布罗茨基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写这封公开信，是考虑到自己和哈维尔至少有两个共同之处：其一，都是作家，都属于使用文字的人，知道在下笔之前必须斟酌再三；其二，都曾经生活在警察国家，做过牢。尽管置身于俄罗斯边远地区充满屎尿的水泥牢房中，不同于文明的布拉格可以想象的干净的单独监禁室，但是都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布罗茨基认为他们早已经是“笔友”了。
需要将这个布罗茨基的情况稍微说几句。此人1940年生，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没有正式工作，他的日常生活主要是写诗和流浪，1964年被指控“社会寄生虫”受到审判，被判5年强制劳动。结果是包括阿赫玛托娃在内的许多作家诗人为他奔走呼吁，提前20个月获释。1972年苏联当局把他找去对他说，“欢迎”他离开苏联，随后被塞进一架不知所向的飞机，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在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布罗茨基同时用英语写作。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称布罗茨基“属于俄国古典主义传统。同时，是不断更新诗歌表现手法的高手。”
当布罗茨基强调哈维尔是一个作家，他将以一个作家的工作来衡量哈维尔在演讲中所谈论的内容时，他的前提是这样的：一个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寻找出最准确的表达的人。 这不仅因为作家具有某种出色的文字运用能力，而且在于作家还是一个洞察力深邃的人，他不会停留于对于事物的流行的见解，能够发掘事物更为复杂的方面和内在原因。某种洞察力更与一种诚实的品质有关，他将尽量忠实于一个人在私下沉思时已经掌握了的真理，避免因为在讲台上、在麦克风前而跑了调。如果发生这种不符的情况，他将比任何人都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按布罗茨基的意思，如果是换一个人对别人回避自己做出那样的解释，他就不足为怪也“不予追究”了，但是偏偏是哈维尔，做为一个作家他是有能力审视自己说得是否准确，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已经走样。于是，他结合自己的经验，进一步提供了为什么对牢里释放出来的政治犯采取回避的理由。
在担心可能的迫害之外，布罗茨基提出进一步的解释大致有三：其一、人们完全不认可这样的行为，压根瞧不起看上去像是拿着长矛冲向风车的堂·吉珂德式的人物，觉得少数这些人仅仅是一个错误行为的典范，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的倒霉蛋身上是完全不值得的。人们甚至还会产生一种类似幸灾乐祸的心理，他们看待少数这些人就如同健康人看待病人，感到某种心理上的安慰。当他们黄昏时分回到家中会对妻子说：“今天我遇到哈维尔了，这下够他受的了。
其二、人们之所以瞧不起哈维尔这样的人，认为他们是错误的，同样的标准也在这些曾经被关押者本人身上起作用，即他们本人也程度不同地、模棱两可地认为自己“有罪”。它不是摆在桌面上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是从这样的事实中可以得知：当警察来到自己家中时，这些人并不拒捕，而且还会将此事当做暗中期待的“狠狠一击”？“一个人可以完全深信国家是错误的，但一个人很少对自身的美德怀有信心。”如此，“一个刚刚从牢里释放出来的人，不会对有人回避他感到吃惊，也不会指望获得全人类的拥抱。”
其三、某种英雄式的行为超出了常人的行为之上，必然与他人保持了一段距离，也必然是孤独的。因而从一般人的眼光看来，多少感到遥不可及，觉得与己无关，乃至很不真实。在他们看来，太过邪恶和太过美德都是值得怀疑和敬而远之的。布罗茨基用了一个比喻说是“对他们来说，你是美德对抗邪恶的试管，而那些人不想干涉这个过程。”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当他们黄昏时分回家，对妻子说的是：“今天我在街上看见哈维尔了，他好得不像是真的。”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看起来更为实在和普通的考虑：“相对主义的”和“为自身利益所吸引”。而正是这些人在那场温和的革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新的环境下同样感到如鱼得水。
总之显然，布罗茨基提出诸如此类一系列理由，不仅仅是补充哈维尔的担心“潜在的迫害”的说法，而毋宁看做对哈维尔所提供的解释的一种挑战。这种挑战的潜台词是：用制度的迫害去解释一件事情是最容易不过的了，听上去似乎是最为合理的，尤其是宜于消化的。比较起此前提到的“不便”（inconveniences）来，这样做是比较方便（conveniences）的。而在布罗茨基看来，哈维尔曾经遭遇到的冷遇，不是因为人们感到“不便”，直接地说就是因为“人心之粗俗。”把问题引向有关人性的解释，引向人性中深藏的恶及其脆弱，是布罗茨基提供的视角。“但这样一来，总统先生，你就无法为你的讲演下一个响亮的结论。有些事情是随着讲台而来的，不过我们应该抵制它，无论是不是作家。”布罗茨基以讥讽的口吻说道。
把事情归结为有关“共产主义”制度的解释而不是基于人性的本源有什么好处呢？提供一个道德慰藉，这一点，不管是对于西方世界的人们，还是对于曾经和这个制度作斗争的人们来说，都一样。那些生活在民主工业国家的人们，可以通过“共产主义”这个词来“把邪恶具体化”，将它当做人类一个坏的榜样而庆幸自己没有生在那样的地方，抱有一种类似富人对待穷人那样的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拥有一个道德方面的制高点上，还有那些曾经与共产主义制度做过斗争的人们，“因为一个与邪恶作斗争或者抵制它的人，几乎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如此说来，“共产主义”这个东西，实际上提供了认识上的简单化和自我美化的“方便”来源。事实上，在世界上的这些地区发生的事情，远远不是以一个“共产主义”就能够勾销的。“大体上，口号得不偿失。”
不能不说，作为诗人的布罗茨基的目光是深刻犀利的，他进一步引申开来的问题尤为复杂纠缠。但是在做进一步的分析评论之前，还是让我们再来看看哈维尔本人如何回答布罗茨基的“挑战”。基本上，哈维尔的答复比较简单。他坚持自己“不便”的看法所提供的依据是：捷克和俄国有着不同的民主传统，从中形成的对于民主、自由的感知因而有所区别。哈维尔指出，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实际上享受了某种程度的现代自由和民主，而斯洛伐克人在他们的第一共和国期间则享受得更多；虽然重新获得自由是那么地不易，但是人们对于自由保留了关于自由的记忆和欢欣鼓舞的经验。哈维尔为此用了复数“我们的斗争”。比较起来，与布罗茨基有关的，却是“为了获得思想和行动自由而进行实际上是私人的斗争（同时也是先驱式的斗争）”，这当然是民族的民主传统不同所致。
如果从民族的民主传统出发，从一个民族对于民主、自由认知的整体水平出发，哈维尔所说的他本人如何成了别人要回避的一个“不便”，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因为曾经有过自由经验的人们，内心里是认同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那种堂·吉珂德的做法的，清楚地知道除此而外别无它途，不管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如何。哈维尔回顾说当时有一个称呼叫做“灰色地带”，指的就是那些过着双重生活的人们，一方面，他们认识到从各方面来说，不改变是没有出路的，但是他们自己并不想直接加入到抗争的行列中来。哈维尔等人出现在这些人面前，无疑让他们感到了某种羞耻，感到一种自责。哈维尔承认，这批人主要还是受过教育的阶层。应该说，哈维尔的解释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布罗茨基在此公开信一再以惊讶语气表现出来的反诘：“莫非我理解错了捷克人的特性”，不是没有可能的。
问题似乎解决了。但实际上并非粗粗的一瞥所看到的那样简单。撇开民族的民主传统区别的问题，哈维尔和布罗茨基至少还表现出这样的差异：前者对于周围世界、周围的人们似乎抱有更多的信任，更加乐观一些；后者则采取更多的怀疑，更加悲观一些。而这个区别是否还意味着另外一些区别？比如说，一个政治家和一个诗人不同的对待世界的态度？而问题的缠绕还在于，哈维尔本人曾经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剧作家），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因为身份改变而改变了某些看待世界的立场？
了解这种改变，有必要稍稍审视那个未经改变的起点。
三
应该说，布罗茨基在公开信中进一步表述出来的对于共产主义制度看法，并且借此构成对于哈维尔的诘难，正是哈维尔本人曾经多次表述过的，看来布罗茨基这位老兄对于自己的论战对象并不是十分了解。
在布罗茨基看来，“共产主义”不是单方面的事情，不是仅仅发生在地球上的某些地区的奇闻，不是从不知名的某处强加给人类身上的一个错误、一次骇人的政治偏离，而是这个世界当今危机的一个信号，“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倒退”，用“人性的崩塌”来称呼这个广泛存在的危机更为恰当。由“共产主义制度”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人性缺失、道德和精神方面的灾难性图景，不能仅仅被看做政治问题，而是一个“人类问题”，是我们人类这个“种属”挥之不去的本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它提供了当今人类的“一面镜子”。“把我们在世界上的这场灾难，看成是群众社会的第一声叫喊——一声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个世界的未来所发出的叫喊，把它看做不是一个主义，而是突然出现在人类中心的裂口，它吞噬诚实、同情、教养、正义，并以此为满足，展示了一种看上去完美而单调的外表，这将是真正的不便，尤其是对西方民主工业国家的牛仔们来说。”
哈维尔有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表达，对于简单地用“主义”来称呼某种复杂的现象，哈维尔多次表示深深厌倦。将“共产主义制度”放到现代社会危机的背景中去，这是哈维尔最初就采取的立场。其实，类似的看法我们在许多艺术家那里可以看见。哈维尔本人多次用“人类个性的危机”（“identity”，按李慎之先生的建议，应该是“自性”）来称呼这种普遍的危机。作为一个荒诞派剧作家，他这样描绘自身所处的焦虑：“‘处于危机状态中的’现代人——失去了对先验的把握、失去了绝对的经验、失去了和永恒的联系、失去了对意义的感知。换句话说，就是失去了根本。”（《去捣捣乱》）由现代文明所产生的某种技术化的匿名的官僚权力，“攫取和吞噬了每一个人，将所有的人都结合到其中去，至少通过他的沉默。没有人真正拥有这种权力，因为这种权力拥有每一个人，它是一头怪兽。”在这个意义上，哈维尔多次重申“极权主义是对当代文明的一个巨大的提醒。”（《政治与良心》）对于后极权主义消费社会的捷克斯洛伐克，哈维尔强调“这种灰色空间的生活，难道不是一般所说现代生活的言过其实的讽刺画？事实上，我们正处于一种警告西方的立场之上？”而如果有人（比如身处白宫的那些要人）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将这种制度从地球表面铲除，然后便万事大吉。但这无异于一个相貌丑陋的女子通过打碎镜子来摆脱她的窘境一样。”（《政治与良心》）其中所谓的“讽刺画”，所谓“镜子”的比喻，恰如哈维尔在回答布罗茨基的那封信里中肯地表述的：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误解的分歧”而不是事实上的分歧。
将“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放到统一的语境下去加以考察和得出结论，在这里是从某种精神的、道德的、人类个性的维度进行的。应该说，这个维度并不为中国读者十分熟悉，就像人们在理解哈维尔时，更多地看到了他作为一个人的英雄主义行为，或者他不妥协的社会批判立场，甚至更多地着眼于他最后的“成功”，但是往往忘记了他的批判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可以说，这个起点比一般人们想象的要更为“内在”得多。也许从这样一个事实看得更为清楚：极权主义的高压手段，把什么样的人送进了监狱或者置于死地？一方面，是那些敢于说出真话的人，另一方面，是那些无法统一剪裁、富有个性的人。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极权主义是最为敌视作家和艺术家的。在极权主义的土壤中，最不适宜真理和艺术的生长。哈维尔多次用了“贫瘠”这个词。
1975年哈维尔在给当时的捷克领导人胡萨克的公开信中，有一段十分晦涩但不应忽略的表达，涉及了那些更为隐藏的人类意识的层面：有这样一些人的工作几乎不为人所知，谁也不能说出他们头脑中擦出的火花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影响整个社会，甚至“它们从来没有在社会的前头照亮其道路”，然而从整体上看也有其深刻的社会重要性。仅仅通过它们产生这个事实，它们实现了社会的一个潜在的领域，帮助和维护了一种文明的气氛。没有这种气氛，便没有更亮的闪光的东西出现。哈维尔举例说，取消一本戏剧研究的杂志，它的读者也许只有两位数，对整个社会来说算不得什么，但是考虑到一个社会做为一个有机整体，取消一个杂志如同取消一个特殊的器官，这种损失就变得无法估量了。谁知道在这杂志上将擦出什么样的火花？这种火花将具有怎样的潜能，来引导人类社会的前进？同样，如果没有一本新的捷克小说，这件事情肯定不会产生明显的社会影响。读者不会上街游行，人们最终还是可以找到什么东西来阅读。但是，谁敢估价这个事实对于捷克社会的真正意义？谁知道在以后的几年内，这种中断将怎样影响精神和道德的氛围？它将怎样削弱我们了解自身的能力？对那些自我了解仅仅从今天或者明天开始的人们来说，这样一种文化的自我了解的缺席将会产生多深的烙印？存在着如此的漠视和扼杀，哈维尔对胡萨克政权提出了这样的强烈置疑：“在今天的这种文化阉割之后，明天这个民族将忍受多么深刻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软弱无能？”有谁能够估算“为了今天的稳定所付出的帐单的最终规格？”
布罗茨基实际上就是一个最手边的例子。他远远不是那种典型的“持异议者”诗人，他因此获罪的诗歌写作很多是有关自然和田园风光的，或者是阅读经典诗歌所产生的人类悲剧命运感。1963年他有一首诗叫做《挽约翰·邓恩》，邓恩是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为T·S艾略特特别推崇，于其中布罗茨基和这位久远年代的异国诗人进行了一场精神对话，他有时设想自己的灵魂便是邓恩的灵魂：“不，约翰·邓恩，是我，是你的灵魂在说话。天堂之高怎能不叫我伤感！”这样的句子听上去也许是十分遥远了，在一个被描述成危机四伏的社会里，完全显得可有可无，大多数人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别拿这种无关痛痒的东西来烦他们。但不管怎么说，为了这样的句子坐牢，永远是一件令人迷惑不解的事情！其实远远不只是极权主义当局，而是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地不喜欢或不习惯诗人出现在他们身边，诗人们那种无所事事的神态、飘忽不定的目光，便已经构成了对于他们生活轨迹的一种挑衅和威胁，甭说那些看上去悬浮的、飘忽的诗句。希腊圣贤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就拒绝给诗人的任何位置，他认为对付诗人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们戴上羽毛、撒上香水，请他们到别的国度去。”这句话的现代版本是将他们塞进一架飞机！对于更重要的有关国家社稷的大事来说，诗的存在简直就是一种不合作、干扰，如同噪音一般。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比取消一个诗人的存在更为“正当的取消”了，取消一个诗人会成为一切取消的开始，这样的做法也最能够赢得广大群众的欢迎。由此也可以见出，“极权主义”并不仅是二十世纪才出现的现象，而是用布罗茨基的话来说是人的本性使然，人的天性中就有这样黑暗的种子，要求排斥和剪除“异己”。当然，在意识形态能够成为统治基础的现代社会，才得到第一次全面的实现。
回到哈维尔和布罗茨基的争论上来。起码，当哈维尔做为一名在野的艺术家，他和布罗茨基并无本质的区别，他们的视角、声音是一致的。别忘了，哈维尔所出版的第一本书正是一本诗集《反符码》。
从这个起点看过去，哈维尔后来的立场肯定有所调整。要描述这种调整，问题或许稍微修改一下才更为恰当——并不是一般所说的政治家和诗人的区别，而是什么使得身为诗人、剧作家的哈维尔最终走上了政治家的道路，这是同为诗人的布罗茨基既不敢想、也根本不愿意去想的。
四
布罗茨基继续咄咄逼人地发挥自己的观点。
他说被誉为“哲学家国王”的哈维尔你本人，是应该知道发生在他们民族身上的事情，与启蒙运动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从那时候起，便存在着一种看法，即人在本质上是善良的，但是始终遭到恶劣制度的摧毁，而改变那些制度就可以使人恢复其最初的善良。将这种有关制度的神话发挥到顶点，就是建构一个万无一失的“警察国家”。与此相反，布罗茨基认为把“把社会建筑在认识邪恶的这个承诺之上，比建立在人是善良的承诺之上来得慎重”。以那种挑衅性的口吻，布罗茨基毫不隐晦地指出“人是危险的”，他远远不是做为“让·雅克·卢梭的注脚”。同样，对于哈维尔始终向之祈求的“形而上的秩序”，布罗茨基认为它“如果存在的话，也是颇为黑暗的。它的结构性惯用语就是它各个部分之间的互相冷漠。”
至此，某种真正的分歧才显露出来。在这位诗人身上，怀疑主义完全占了主导地位，对于人自身、人类的历史、人的理性以及超越性，布罗茨基否决的成分居多。联系哈维尔本人的英雄主义行为，联系他当总统之后所说的——“一次又一次地相信，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有着巨大的沉睡的善意”，哈维尔和布罗茨基的真正分歧在于各自对于人性的估计有着不同的取向。比较起来，哈维尔对人性估计得稍高一些，而布罗茨基对于人性的估计更低一些。当布罗茨基在俄罗斯充满屎尿的水泥牢房中，面对同样的问题进行思考和作出结论时，比处于布拉格文明牢房中的哈维尔更加阴郁，所得出的结论更加绝望。
现在能够解释为什么哈维尔能够从一个诗人、剧作家走向一个政治家。一个行动的人之所以那么做，一方面是相信自己行为本身的意义，另一方面是相信自己行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意义，能够增加这个世界上“善的总和”，如此，他所站立的那个立场是一个稍高一些的位置。而决定了布罗茨基之所以永远是一个诗人，即使受尽迫害，他也不可能直接投身到改变这个世界的行动中去（像他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在于他所站立的是一个比较低矮的观察世界、观察人性的立场上，对于现实的人性、人们的现实行为，他们持有足够程度的不信任，甚至认为即使制度改变了，人性或者人们的现实行为都不会有根本的变化。事情或许从另外一个方面着手才行。当然，在这两者之间——政治家和诗人、对人性估计的高还是低，不存在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他们从自身的角度出发，看出了人性或世界的某一个侧面，表达了对于这一个侧面的认识。
诗人于是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警钟”。他们报告人性的不良行为，揭露现实世界的腐败和人心的黑暗，有时候以一种可怕的预言的方式，给这个世界和人们头上浇浇凉水，像陀斯托也夫斯基、康拉德、卡夫卡。康拉德出版于1899年的小说《黑暗的心》，描述了一个名叫库尔兹的人，出身于文明社会，却以丛林为伍，其中有关文明仅仅是一层脆薄的外衣的揭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于随后到来的二十世纪灾难的巨大预言，对于当时正在出笼的各式各样的救世方案，不啻是沉重一击。当然，要听进去这些诗人预言家们所说的话，是在人们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七十年代末制作的美国影片《现代启示录》，重新发掘了康拉德的这部小说，同名的库尔兹同样成为一个丛林小社会中任意专断的现代君主，他临死前喉咙里再次发出“可怕，可怕”的含糊声响，把矛头又一次对准人类自身：最可怕的是人类自己身上的恶及其疯狂。
五
对于人性持一种相对乐观的立场，使得哈维尔从一个艺术家走上现实政治的道路，这也许仅仅适合哈维尔本人，适合于某种特殊的环境——人们于其中感到完全的沮丧、无力、虚无。他们需要不断地被告知，如果事情还有一线希望，那么这个希望首先存在于他们身上，至少肯定不是存在于外部的某个地方。但也并不是像布罗茨基所认为的那样，所有政治家都对人性报有一种乐观的立场，以及他们若是表明他们乐观的立场就是为了赢得听众的欢迎和掌声。相反，另外有一些政治家持有和诗人相接近的关于人性恶的立场，正是着眼于人性不可根治的弱点和缺陷，才坚持认为必须要建立制度性的防范，比如洛克、马基雅维里。将制度看做主要是用来防范人的和将制度用来实现人的理想，是两种根本不同对待制度和人性的态度，结果发展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和现实。至少，运用制度来“加工过滤”人性恶，比现实中运用人与人“残酷斗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要可取得多。在这一点上，布罗茨基们包括当哈维尔将“东西方”世界相提并论时，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尽管在与此相关的表述中所揭示的那个“内在”立场是有相当道理的。
谈论诗人们所提供的济世方案，不能不佩服他们的想象力之精微。1987年布罗茨基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学乃伦理之母》的演说，在充分谈论了诗歌如何培育、捍卫了个人立场、是“一个人抵抗奴役的事业”之后，他老实承认类似 “以图书馆来代替国家的想法，不时地造访他。”在这封公开信中，面对自己原先的同行，他觉得自己可以把这个观点大大发挥一下。他说你哈维尔想想看，把你变成今天这样一个人，并不在于你坐牢这样的经验，而是你曾经读过的那些书籍。你并不是在一所法律学校里学习道德训示的。那么好，现在你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位置，你可以从你书架上取下一部分，那些曾经给予你以巨大影响的人们比如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加谬或者乔依斯，你可以通过颁布总统法令，让这些人的著作到大报纸上去连载，帮助人民成为你这样的人。而且你的议会也不会反对你这样做。你至少可以在欧洲的中心，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有教养的民族。一个读者看到这里，即使对于这个方案本身哑然失笑，也不能不佩服布罗茨基作为一个诗人的立场是如此透明和决绝，从而转换为一个会心的微笑。
六
做了总统的哈维尔当然不自由，他要出席各种场合，面对许多“外在关系”，会见多得难以计数的人们，即使在完全不想说话的时候，也不得不开口。他曾经做为诗人的这件事情，只是给当总统添加了烦恼。1991年他在接受过去的战友、波兰报人米奇尼克的访谈时说，当我把自己看作一个创造性人物的时候，这意味着痛恨重复、痛恨简单化、痛恨陈词滥调。但是我现在担当的角色，却需要千百次的自我重复。在一个演讲中，我必须尽量简洁和结束在一个容易理解的呼吁上面。而任何一个有原创性的句子，在重复表述三遍以后，就变得陈腐。我从前整个的生活都在反对陈词滥调这件事，但是现在我自己却“面临职业性的重返陈词滥调的诱惑之中。”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但是身为总统的哈维尔并没有简单地放弃自己过去的立场，他萦绕于心的是怎样把一种更为复杂精巧的尺度带进政治之中，避免政治生活中的粗鄙化，——然而不是说谎。他发现在政治生活中处理“忠诚”或者“真实”这类问题，自有一套办法而并不违背原则。这取决于如何把握说话的分寸，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什么时候不该说、或只能说出部分。既要避免太笼统，也要避免太具体，前者会让听众感觉不知所云，后者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争执。“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趣味、直觉和想象力，这是比任何政治科学都更加重要的事情。”
在某种意义上，诗人就像孩子，他们对世界、对他人提出孩子般固执和不切实际的要求。布罗茨基一再指出哈维尔的作家身份，仍然拿一个作家的要求去衡量他，多少有些冲动和孩子气。但应该感激这种孩子气的存在，让人们可能一再返回到事情的源头，返回到最初的立足点，审视自己是否远离了初衷和起点，而不至于因为年长、环境的因素而变得脸厚、心冷。布罗茨基不赞成用政治上的“不便”来解释人们绕道而行，他所指出的另外三个理由，虽然听起来不那么响亮动人，不能博得听众热烈的响应，因为正是冲着他们而去，而不是把责任推向任何外部环境。从一个更为隐晦的地方进行深入挖掘，揭示那些尚未挑明的事情的真相，不仅是直奔事情的核心、同时也将它的周边存在不断地明朗化，这才是“真实”的要义。而我们周围有人越来越将“真实”庸俗化，将它变成一句响亮的口号，用来迎合听众，从而推行彻底的“粗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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