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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梦阳
摘要：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精神革命家，以他深刻的精神力量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好几代人。对于他的反响、评论和研究，也几乎横亘了整整一个世纪。对鲁迅研究这一学术景观，作一番世纪玄览，能够从一个侧面透视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现象史的变迁。
关键词：鲁迅；世纪；学术景观；精神文化现象。
鲁迅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来到了。这位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精神革命家，以他深刻的精神力量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好几代人。对于他的反响、评论和研究，也几乎横亘了整整一个世纪。对鲁迅研究这一学术景观，作一番世纪玄览，能够从一个侧面透视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现象史的变迁。
一、最初的反响
1913年4月，鲁迅的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以周逴的笔名在《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上发表。当时的《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对小说大为赞赏，作了十处随文评点和一篇《焦木附志》，这是对鲁迅作品的第一次见诸文字的反响。不过，并不能算是鲁迅研究的开始。
鲁迅研究的开始，是1919年2月1日出版的《新潮》一卷二号上，出现的一篇署名记者(傅斯年)的《书报介绍》，向广大读者推荐《新青年》杂志，文中首次对《狂人日记》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就文章而论，唐俟君的《狂人日记》用写实笔法，达寄托的(Symboism)旨趣，诚然是中国第一篇好小说。”这就是五四时期的中国精神文化界对鲁迅作品的第一次评论，应该看作是鲁迅研究的发轫点。
二、张定璜的《鲁迅先生》
1925年1月24、31日《现代评论》1卷7、8期连载了一篇全面评论鲁迅的长文----张定璜的《鲁迅先生》。
这篇论文无疑是中国鲁迅学史上第一篇有分量的鲁迅论，是鲁迅映象初步形成的标志。其最重要也最有意义、最深刻之处，是首次非常形象、准确地描述了鲁迅出世前后中国精神文化界所发生的质变。认为“读《狂人日记》时，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极为敏锐地感悟到鲁迅出世的意义，并将这种对精神文化现象的感觉形象、准确地描述出来，从而确定鲁迅及其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的历史地位，认识到鲁迅是中国精神文化从中世纪跨进现代的转型期的文学家，张定璜是第一人。这在中国鲁迅学史上具有首创的划时期的意义。
三、茅盾的《鲁迅论》
1927年11月10日，茅盾以方璧名义在《小说月报》18卷11期上发表了长篇论文《鲁迅论》。
茅盾《鲁迅论》最可贵之处，还是在于更为深刻地指出了鲁迅小说中所描写的“老中国的儿女”在中国的精神文化意义：这些“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上，负着几千年的传统的重担子，他们的面目是可憎的，他们的生活是可以咒诅的，然而你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并且不能不懔懔地反省自己的灵魂究竟已否完全脱卸了几千年传统的重担。当然，最令人反省自己灵魂的还是阿Q，阿Q是“乏”的中国人的结晶。由阿Q而看到自己的影子，从中开出反省的道路，是鲁迅在中国所引发的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文化现象。生动地描述这一现象，加以简明的概括，道出其中意义，茅盾是第一人。
四、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1933年3月5日至10月25日，瞿秋白与鲁迅密切相处，成为知己。4月间，瞿秋白在认真研读了鲁迅杂文以后，编成《鲁迅杂感选集》，选收1918至1932年间具有代表性的鲁迅杂文75篇，并加长篇序言，于1933年7月以何凝名义由上海青光书店出版。这篇著名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就正式问世了。
这篇《序言》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鲁迅在中国精神文化史上独特价值有了更为科学的分析与确认，进一步回答了鲁迅是谁的问题：鲁迅是具有“为着将来和大众而牺牲的精神”、不断冲决和批判“皇帝和奴才的经验”与“奴隶规则”、坚持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和“韧”的战斗、充分表现了反自由主义和反虚伪的精神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序言》对这一问题的论析，至今仍然保持着无可辩驳、无比强大的逻辑力量。二是对鲁迅杂文文体特征及其精神文化意义的概括与总结，指出鲁迅杂感作为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是在当时的外在条件与内在根据相互撞击、融合的情况下自然产生的。
五、毛泽东的鲁迅论
1937年10月19日是鲁迅的周年祭日，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到校作了一场专门论鲁迅的演讲。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而全面地评价鲁迅。
毛泽东称鲁迅“在中国的价值”，“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又称赞鲁迅在整个革命队伍中也是一个“很老练的先锋分子”，这就提升到整个革命史的高度去体会鲁迅“老练”的特征。因为作为成熟革命家的毛泽东，是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与鲁迅心心相通的，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层面。从“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这一大前提出发去评价鲁迅，正是毛泽东论鲁迅的最为重要的特点，也是他与一般学者的鲁迅研究的最为本质的区别。
中国刚进入40年代，毛泽东就在1940年1月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对鲁迅作出了新的高度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等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鲁迅论，远远超越了中国鲁迅学史上以前的所有鲁迅论，把中华民族对本民族伟人的认识提升到了最高境界，长期成为中国鲁迅研究的宗旨，笼罩达半个多世纪。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中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对鲁迅作出远远超越前人的最高评价，就在于他当时是站在科学的理论思维的高峰上，代表民族的大多数和先进力量从历史进程的宏观角度审视鲁迅的。
六、陈涌的鲁迅论
在50年代产生巨大影响，至今保持着理论魅力的鲁迅研究论文，出自当时还很年轻的理论家和鲁迅研究家陈涌之手。
他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1954年11月《人民文学》11期)，以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参照系，对鲁迅小说所反映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艺术画卷进行了卓越的分析，分析了中国的农民，肯定了他们的革命性，又揭示了他们的缺点。同时也分析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与中国的农民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的，既出身于农业社会，又具有农民式的个体性，具有农民式的性格和弱点。把握了中国的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两个社会成分，其实也就从根本上懂得了中国。这篇论文以深刻、单纯、明晰的理论风格，完整、系统地概括了鲁迅小说所反映的历史时代，从而确定了鲁迅小说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及其产生这些价值的根本原因，在鲁迅小说综合研究中取得了空前的整体性的突破，比以前的鲁迅小说综合研究论著具有更高的理论思维水平和更深的历史渗透力，代表了当时《呐喊》、《彷徨》研究的最高水平。
七、唐弢、王瑶的鲁迅论
唐弢是一位艺术气质很浓的书话和杂文作家，他的鲁迅论的最大贡献是以自己的创作经验为基础，从文学艺术美学的视角研究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和鲁迅的美学思想。
《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1956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的核心论点是认为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在于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相互结合，这一论点并非作者的独创，然而唐弢的写作却很独到，简直是把鲁迅杂文的艺术风貌活灵活现地和盘托出了，之前没有人做到，之后也无人企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唐弢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就在于他本身就是一位杂文家，具有长期的丰富的杂文写作经验，并且对杂文的艺术技巧情有独钟，特别以杂文艺术手法的灵活、秀雅见长，兼之多年潜心学习以至模仿鲁迅杂文，对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心领神会，因而虽然从核心论点上受到当时主流文化的禁锢，却能在具体论述中显示出活力与底蕴，勃发出一派生机。
唐弢又于1961年在《文学评论》第五期上发表了著名论文《论鲁迅的美学思想》。这篇论文的论述语言也很有特色：灵动、秀雅、峻洁，不是干巴巴地摆道理，而是富有诗意、引人入胜地描述，使读者在明了理论的同时，又获得了美的享受。
王瑶鲁迅论的突出特点，是以广博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探讨鲁迅作品的历史渊源，对鲁迅作品进行深广的历史和文学的双重透视。
王瑶写过多篇关于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而最有代表性的是1956年9月为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作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1956年10月15、30日《文艺报》19、20期)。这篇论文，擅长宏观地把握研究对象，从整体上全面、深入地揭示了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成为这一专题研究的经典之作，是中国鲁迅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性论著。王瑶先生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借助于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底蕴之外，还在于他善于从具体的文学实例入手，由小处发现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内在联系。例如嵇康文章“长于辩难”、“析理绵密”的议论性质与表现方式，确实与鲁迅杂文有着相通之处，王瑶先生长期浸润于魏晋文章与鲁迅杂文之中，潜心涵养，烛幽发微，自然而然地揭示了这二者历史联系。
八、王得后、王富仁、钱理群等80年代新人向精神文化视角的转移80年代初，王得后首先在《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1981年12月《鲁迅研究》第5辑)一文中提出鲁迅思想的核心是“立人”并作了精辟的阐释，是鲁迅研究视角向人的精神领域转移的开始。80年代中期，王富仁在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版)中，提出了鲁迅小说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一面镜子的命题，把理论锋芒直刺入人的精神领域。尽管他的阐释存在种种不足，但是倘若从中国鲁迅学史扩大到整个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的视域，就会更加看到反封建思想革命这一命题的巨大意义及其在20世纪80年代被重新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从中也可以看出鲁迅在中国的真正价值----鲁迅是始终站在中国精神文化战线的前沿，他的灵魂是和中国的反封建思想革命共存永在的。这也正是20世纪中国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
80年代后期，钱理群出版了他的《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一书，以崭新的研究态度、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开辟出了一个全新的鲁迅世界，把经过自己生命体验和热血浸润的全新的鲁迅意象传递到了广大青年心中。而他在中国鲁迅学史上的功绩，则是开始了鲁迅研究从外向内的视角转移，在鲁迅心灵的探寻中，与鲁迅毕生所致力的为使中国人民(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结束精神奴化状态”的事业相接续，将鲁迅研究与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的精神自觉紧密联系在一起。
九、林非著《鲁迅和中国文化》与精神文化视角的深化从精神文化视角探索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自80年代就已开始了，而林非著的《鲁迅和中国文化》(学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2000年1月再版)一书出版之后，才使这一视角大大地深化了。
林著之所以能够使精神文化视角大大深化，并耐得住时间考验和反复品读，就在于林先生的这本书既有沉重、厚实的历史积淀，又有锐利、透辟的思想锋芒和老练通达而又充满朝气的逻辑分析与圆熟文体，让人愿意往复细读，往复品味。
林著的老到与深沉，首先表现在对历史的熟稔，其次表现在思维方式上，是以鲁迅精神正视鲁迅自身的矛盾，把鲁迅放到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进行全面的辨证的具体分析，从而达到了与鲁迅及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的深度契合。
十、汪晖所提出的历史“中间物”概念及其精神哲学意义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一书，努力以悖论的思维方式探索鲁迅精神结构的复杂性，显示出了独特的深广的思考和非常锐利的思辨性，精彩之处很多，而最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中间物”意识这一概念，后来日益显现出了汪晖这一贡献的巨大意义。
从中国鲁迅学史的学术发展角度来看，“中间物”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鲁迅研究的重心从客体方面内移到主体方面，从而展现鲁迅作品的心理内容，是鲁迅研究从外向内移位的转折点。就这一点来看，其意义已经很重大了。然而，“中间物”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它还有更为深广的精神哲学意义。
“中间物”这一概念标示着鲁迅个人是处在“进化的链子上”一环的历史位置上，并非是坐在凝固、永恒的神庙或圣殿里，这样就从哲学基础上解构了对鲁迅的种种神化和圣化。然而，“中间物”概念所标示的绝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位置，而且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意识，一种把握世界的具体感受的世界观。汪晖从鲁迅的话语系统中提取出了“中间物”这一概念，由此升华为一种把握世界的世界观，反过来审视鲁迅的精神结构和文学世界，并以悖论的思维方式探索鲁迅的复杂性，就打破了鲁迅研究史上长期存在的那种单一、静止的思维模式和阐释方法，还原出了鲁迅文化哲学的双重历史文化基础，再现了鲁迅世界的内在矛盾，鲁迅研究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些疑问也就顺势而解了，自然而然地显示出了“中间物”这种把握世界的世界观与悖论的思维方式所蕴含的巨大的活力。
而汪晖的意义又绝不仅仅局限在鲁迅研究领域，而是在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上以先锋的锐气和科学的方法冲决旧有思维模式的一大动作！从中也可看出鲁迅研究的确处于中国精神文化战线的前沿阵地，中国精神文化的冲决常常是从这里开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和精神独立，也往往是在这里首先萌动的。
十一、形而上研究的突破----王乾坤著《鲁迅的生命哲学》青年哲学家王乾坤的新著《鲁迅的生命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7月版)，是鲁迅研究发展到世纪末出现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对于扭转以往的习惯性思维定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学术是一环扣一环地不断发展的。王乾坤没有否定前人的作用，他坦然承认自己与汪晖是相衔接的：“用‘中间物’三个字作为借代，用以‘标示……鲁迅个人的客观的历史地位’和‘深刻的自我意识’，用以概括鲁迅的‘一种把握世界的具体感受世界观’，是汪晖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但是，汪晖“没有明确地把‘中间物’作为鲁迅世界的原点来肯认，来规定，因而也没有将这个命题辐射到该达到的角落和领域。”这样，王乾坤既肯定“‘中间物’概念的提出，是中国鲁迅研究思路的一个转变”，又没有止步不前、就地踏步，做起重复前人模式的学术游戏，而是针对既往鲁迅研究忽视元性质或元基础问题的理论缺陷，紧紧抓住“中间物”这个鲁迅思想的原点(元点)，追根求源，盘根诘底，以一种新的视野、新的话语方式和新的学术规则推动学术的发展。他以“中间物”为鲁迅的生命轴心，以“有限”为理论切入点，打开了鲁迅的各个思想扇面，“还原”了鲁迅与古今中外精神文化的内在源渊关系，呈现出鲁迅思想的原真性，澄清了许多过去模糊的概念，实现了鲁迅研究中的形而上研究的突破。
鲁迅的出现，是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上一个奇特而殊异的现象。对鲁迅的反响、评价、争论与研究横亘近一个世纪，其势头不仅不衰反而更盛，同样是一种奇异的精神文化现象。这一现象的变化、发展是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紧密相关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人文精神由萎缩、奴化到觉悟再到独立成熟的过程。三百年前明亡之后，黄宗羲寄愤懑于巨著《明儒学案》，以学术史的形式总结了中国学人思想探索的得失；20世纪初叶，梁启超又写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归理了清代学术变迁之大势，使学人从中深省中国精神文化之利弊。通过对鲁迅研究世纪玄览，我们可以透视出中国学人精神独立过程中的种种内在的认知逻辑、思维方式、内心动因、学术范型及其变迁的原因与规律，从而获得深刻的启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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