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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先生”的文坛“芭蕾”
——访《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作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刘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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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自余秋雨在《山居笔记》里就科学理性问题给他的一封信公开后，一下子忙起来的刘为民不得不“疲”于“应付”。许多圈里、圈外认识与不认识的朋友与他讨论“科学理性”。他刚刚出炉的《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之一，在前不久的图书订货会上被安徽教育出版社倾力推出。此书的理念与当年他和余秋雨探讨科学理性话题是否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刘为民坦言道：“应该说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当时我在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读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我指出《道士塔》一文中没有区分斯坦因盗运文物和额尔金军事侵略火烧圆明园的区别，完全无视斯坦因文化探险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科学理性，其实这是西方逻辑实证主义的一种社会表现。余秋雨先生能接受我的批评并给予鼓励说明他理解了我的主张，后来他西行欧亚作‘千禧之旅’，用东方文化的视点感受地中海文明，可谓具有深长的历史蕴味。”
《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首次展现了过去很少挖掘的一些文学史料，总结了五四以来的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崇尚的经验得失。“五四”一代作家的知识结构中，很多人都是自然科学出身，如鲁迅、郭沫若、冰心、郁达夫、胡适等，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科学理性的批判精神，以至半个多世纪后他们的书还十分畅销。
聊起这本书的现实意义，他说：“做为一项学术研究，在五四以来的现代化历史过程中，我想尽量成为传播科学文化与现代化文化建设的基石。文学在社会传播过程中担负着塑造国民性格和改良时代风尚的重要使命。总结五四以来有关科学思想与文学的种种联系与得失成败，对于我们今天民族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推动科教兴国战略的具体化、知识化、形象化传播是一次有益的探索。五四前夕，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曾轮流主编《新青年》杂志。他们协同作战的第一仗就是批灵学。当时上海成立了一个宣传鬼神迷信的灵学会，用今天的观点看就是伪科学。这说明本世纪反对愚昧迷信的历史任务由来已久。提高国民素质、战胜超自然崇拜仍然任重道远。而整个现代文学的根基同样离不了科学知识的营养和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做为其理论基础。看看鲁迅全集卷首的科技哲学论文就能感受到‘赛先生’的强大人文魅力。这有助于我们反省今天文坛为什么陷入低谷，走向冷落和分化。”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提及到了一些平时大家很少涉猎和鲜为人知的文学史事实和作家史料。1921年徐志摩写了关于“相对论”的万字长文刊登在梁启超主编的《改造》杂志上，徐志摩还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应用于诗歌创作。诗里曾提到“光速”、“四维空间”等。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刘为民深有感触：“五四”作家的科学思想、科学理性的修养，是他们尽其一生的追求，并渗透到创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成为一种人格意识、人格力量。如实全面地反映中国现代作家在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方面给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贡献，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欠缺还很多”。
谈起写这本书的感受和今后的出书打算，刘为民教授表示：“这本书使我树立了科学理性的思想崇尚，今后我还会继续从事文艺批评，下一步打算写《科学与新时期文学》。”
刘为民由研究科学思想与科学理性对文学的影响，到参与科普法规、科普工作的研究，眼下正转向研究公共关系与公安文化。
（《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定价：2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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