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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文学发展道路——波兰战后文学创作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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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丽君
波兰战后文学以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反映社会变革的迅捷锐敏、艺术上的流派纷呈、表现手法的丰富多彩而在世界当代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战后波兰文坛涌现出了一大批国内外闻名的小说家、剧作家、文学评论家，尤其在诗歌创作领域更是群星璀璨，引人瞩目。在相距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就先后有两位诗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是C z·米沃什（1980）和W.希姆博尔斯卡（1996），而诗人T.鲁热维奇和Z.赫贝特也多次获此奖项的提名，他们都是诺贝尔文学奖很有实力的竞争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人民开展了英勇壮烈的反法西斯斗争，因而可歌可泣的事例俯拾皆是，战争题材的作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波兰文学中自然也就长盛不衰。波兰作家从不同角度描绘了波兰民族所承受的空前劫难，在文学的主题思想上经历了从英雄主义到反英雄主义的演变，在创作手法上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到荒诞和黑色幽默的变迁。仅是战争题材的小说、诗歌和戏剧创作的厚度便足以写就一部波兰战后文学专论，但波兰战后文学的厚重还远不局限于战争题材作品的异彩纷呈。
波兰战后文坛的另一大特点是反复出现“清算文学”。第一次是1945年在官方号召下进行的思想清算。战前一切美学上的创新和形形色色的现代文学流派都随着“知识分子的思想清算”统统作为“旧社会的流毒”而被清除。1956年后再次出现的“清算文学”，矛头所指已不是旧制度，而是战后头十年，即清算所谓“斯大林时期”的错误，这是在苏联“解冻”文学的影响下由作家们自发进行的，带有暴露文学和伤痕文学的特点。
波兰文坛是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中对苏联创作模式最先加以拒斥的发难者。1956年后波兰文坛出现的一代新人，自称是叛逆的一代。他们认为作家是天生的怀疑派，是最有忧患意识的人，有权对现实保持一种不安分的审视和挑剔的态度。他们的创作带有冲破苏联模式的思想禁锢的“造反”性质。不过这种造反仅是温和的，有限度的，后来被人称之为“跪着造反”。希姆博尔斯卡和赫贝特都是在这个时期崭露头角的。这一代人中最极端的代表人物是小说家M.赫瓦斯科和M.诺瓦科夫斯基以及诗人G.比亚科夫斯基和S.格罗霍维亚克。
到了六七十年代，波兰文坛逐渐形成了群雄逐鹿的局面。在更广泛的美学天地里，创作者的想像力自由驰骋，对发展的现实生活的认识在不断加深，对题材、体裁的选择也日益多元化，在表现手法上，除现实主义外还借鉴了名目繁多的非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心理分析、意识流、荒诞和黑色幽默都得到广泛的采用。享有世界声誉的剧作家S.姆罗热克就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创作的顶峰。七十年代上半叶出现的新浪潮派自称是“不妥协、不信任、不客气的一群”，他们中的代表人物S.巴兰恰克、A.扎加耶夫斯基等日后都成为波兰文坛的主将。
七十年代下半叶波兰政局动荡，一再爆发工潮，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成立了保卫工人委员会，许多作家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活跃成员。当局对他们的制裁就是禁止官方出版机构出版他们的作品，从此便出现了第二出版业，文学分成了官方文学和非官方文学两大类。文学创作也因此带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
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强调文学要讲真话，要有敏感性，在对社会和历史，对人和事件作出评断时要敢于追求真理。但由于出发点不同，在对待真理、讲真话和作道德评价的态度上是很不相同的。肯定社会现实、要求维护社会现存秩序和否定社会现实、鼓励造反精神的作品都在极力影响社会舆论。这种现象充分反映在当时兴起的政治、历史题材小说以及荒诞派小说和戏剧中，但即便是那些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家，也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对由于政策的失误而造成的种种悲剧进行揭露和批判。八十年代，随着团结工会的兴起，文学政治化的倾向愈来愈强烈，即便是团结工会被取缔时期，地下出版活动仍然十分活跃，大批直接反映工潮和战时状态的作品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一批作家在读者中赢得了声誉，如T.孔维茨基、J.格沃瓦茨基等是。到了八十年代末，波兰文坛便几乎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摆脱苏联控制的阴影，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那些为团结工会擂鼓助威的政治化传单诗、诗报告在团结工会执政以后很快便被人遗忘，真正艺术生命力强的诗歌都比较超脱，而且富于深刻的哲理，探讨的是人类的生存意义。米沃什如此，希姆博尔斯卡亦如此。离政治化的文学距离较远的还有农村题材小说，这类小说总是沿着自己独特
的轨迹向前发展，哪怕整个社会都在沸腾，农村却始终保持着一片净土，一派田园风光。土生土长的农民关心的只是自己家族的传统。
由于波兰文学的演变早于政治制度的更迭，1989年后在波兰否定社会主义时期文学的呼声远不如欧洲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激烈，文学界似乎并不以政治的成败论英雄。J.伊瓦什凯维奇自1959年至1980年长期担任波兰作协主席，政治制度剧变并未影响他在波兰文学中的地位，他的著名长篇小说《名望与光荣》依然被视为波兰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在九十年代被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九十年代的波兰文学脱离了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对历史也表示冷淡，它回避历史而逃进神话和怀旧之中，政治小说也失去了1989年前的那种批判的尖锐性，迄今也未曾出现过对人民波兰时期进行全面揭露和批判的“清算文学”。老一代的作家中不少人都在努力改变自己前期作为“政治上积极参与的作家”的形象，如K.奥尔沃希的《蓝色的玻璃匠》（1996）和J.科恩豪塞尔的《房子、梦和儿童游戏》（1997）都是深入到童年的经历，是一种有关成熟过程、有关跨越成熟的门槛、抛弃天真无邪状态进入罪恶和体验人生滋味阶段的叙述。M.诺瓦科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视觉暂留》（1995）也少了一些作家过去那种辛辣的风格，而多了一些幽默和调侃的韵味。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诗歌创作都涌现出一批新秀，构成了九十年代文学的主流。诗歌创作
偏重于个人抒怀，反映出一种对物欲横流的时代的厌弃；小说创作保持了一种客观、公正的批判精神，以不带派别偏见和不简单化的标准看待当前的社会，非但不以炒作的方式对昔日的造反者大唱赞歌，反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一些居功自傲、追求特权和物质利益的人。不少作品都是揭露在野蛮的自由市场经济冲击下，作为共同家园的一切联系如何断裂，社会陷入分化、争吵、小党派层出不穷的政治躁狂，揭示部分人选择犯罪作为生存模式和夺取金钱的道路。在一些作家笔下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形象是反面的，讽刺性的，几乎是黑色的。在表现手法上的新的特点是散文家常运用诗歌的修辞技巧将长篇小说的形式和叙事诗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不是以主人公的离奇经历来支配情节，而是一种无拘无束的文字的联想。90年代的波兰文学走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同时也在极力“回归欧洲”。可以说，波兰战后文学充分展示了波兰人追求自由民主的豁达大度的民族性格，而要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社会各种力量的兴替，则再也没有什么能比一部《波兰战后文学史》所能提供的更便捷、更具体的途径了。
（《波兰战后文学史》易丽君著外研社即将出版）
《中华读书报》2001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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