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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再次充满政治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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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人
虽然诺贝尔奖在物理、化学、生理医学等自然科学项目，评奖过程和条件相对客观，得奖的都是无可非议的科学大师，但是西方人士纷纷指出，文学及和平奖的评选，就无法避免各种主观的文化和政治因素。
作者认为，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这次获得的殊荣，更恰当的名称是政治文学奖，或者是文学政治奖。
特立尼达出生的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再一次证明诺贝尔文学奖，应该正名。至少奈保尔这次获得的殊荣，更恰当的名称是政治文学奖，或者是文学政治奖。
诺贝尔奖百年来的威望，得自其物理、化学、生理医学等自然科学项目，评奖过程和条件相对客观，得奖的都是无可非议的科学大师。但是连西方人士纷纷指出，文学及和平奖的评选，就无法避免各种主观的文化和政治因素。
尤其是“和平奖”的评定，主观政治因素的成分更大，而且包含极大的价值观念。一个简单事实是和平奖五人评奖委员会由挪威议会选出，而挪威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发起者和始终不渝的成员国。
长期非议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
文学奖亦然，评奖委员会由清一色欧洲人组成，作者的作品必须有传神的欧洲语言文本之外，很难避免欧洲文化和政治价值的影响。就以去年为例，文学奖因百年来将人口和文化大国中国排除在外，影响了文学奖的“世界代表性”，但是因为北京政府在西方的“专制”形象，评奖委员会又受到“政治表态”的压力。于是“流亡法国”的高行健得以躬逢其盛。
奈保尔这次得奖，也有深刻政治含义，不妨称之为“反恐怖、反回教”奖。原来奈保尔出身于印度教印度移民家庭，对伊斯兰成见极深，公开提出“回教是殖民主义”论，认为“反回教即反殖”，被次大陆的伊斯兰人士认为是印度沙文主义者。
奈保尔长期非议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颇受西方部分读者青睐。但是除了印度之外，他的作品在第三世界恐怕难有市场。奈保尔得奖，与九一一事件只差一个月，连《印度快报》也认为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时间选择骇人听闻，法国《国际信使》周报也表赞同。
就在得奖的前一个星期，奈保尔在伦敦演讲，还念念不忘批判伊斯兰的所谓灾难后果。如果读者以为他讲的是九一一，那未免对他过于低估。原来奈保尔所称的灾难后果，指的是人们皈依伊斯兰以后的结果。他认为皈依伊斯兰的先决条件，就是自我洗脑，心服口服，承认自身原有文化传统一无是处。
奈保尔最有名的两本书，即《信徒之间》和《信仰的尽头》，都以痛斥伊斯兰为特点。作者说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生态，使各个回教社会都陷入瘫痪落后、毫无希望的状态。
阿拉伯世界对奈保尔的言论，一向十分反感。这次他获得瑞典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认可，充分证明他的著作在欧美知识界的影响和作用，引起阿拉伯舆论的不满。例如在伦敦出版的阿拉伯文《生活日报 》（Al-Hayat）就指出奈保尔以广大穆斯林为嘲弄对象，他对伊斯兰的敌意不仅病态，而且根深蒂固。
奈保尔的基本立场是伊斯兰属于阿拉伯人，非阿拉伯人皈依回教，“必须放弃自己传统文化”，以及民族属性。他的上述两本名著，基于他所谓在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伊朗的旅途见闻，而这些都是非阿拉伯的以穆斯林居多的国家。
世上众多皈依伊斯兰的民族，是否都像奈保尔所说，失去自己的文化？其答案十分明显，而伊朗、阿富汗和中国回族便是显例。
缺乏民族学和宗教史的基础
伊朗文化源远流长，绝对不是阿拉伯文化所能替换的。伊朗标准语（即波斯语Zaban Farsi）虽然有60%的词汇是阿拉伯借词，语法纯粹属于印欧语系。以塔利班Taliban一词为例，便是阿拉伯文Talib（义为学生）的波斯文复数，严格阿拉伯文的复数应该是Tullab和Talaba，但是谁也不会说阿富汗有个“塔拉巴”政权。
再举历法为例。阿拉伯世界传统用阴历，永远不闰，举世皆知。但是伊朗和阿富汗都用阳历，四年一闰，与公历同步。伊朗和阿富汗均以春分为岁首，大约是公历3月21日。伊朗和阿富汗的正月，相当于公历3月21日至4月20日，伊朗自有传统的名字，阿富汗则一反回教对动物形象的负面态度，按黄道十二宫星座命名，称之为Hamal，意指白羊月。其他月份也一样，例如伊朗的二月在阿富汗叫做金牛月，三月叫做双子月等等。总之，传统文化显然占了支配地位。
中国回族文化的传统属性，无可质疑。明末清初的回族思想家，诸如王岱舆、马注、刘智，既懂伊斯兰教义，又懂中华传统文化。他们决定走“以儒诠回”的道路，主张革新亲儒。到了现代，达浦生等学者继承回族前贤的改革事业，更把他们的中国中心思想，提升到崭新的阶段。近代中国回族中的民族主义特别旺盛，使不少外国战略家十分失望。
1990年8月，伊拉克攻陷科威特，当时旅居两国的台湾人，在一名精通阿拉伯文的回族率导之下，毅然申领北京发出的护照，以中国公民身分，高举阿拉伯文As-Sin（中国）标志，鱼贯越境进入约旦王国脱险，使许多西方“台湾通”跌破眼镜。
目前藏独阵营对中国回族特别仇视，达赖喇嘛根本不愿承认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存在，凡此种种，正好为中国回族的本土化成功，提供了雄辩的注脚，也证明奈保尔的反伊斯兰立场，缺乏民族学和宗教史的基础。
另外，奈保尔本人特别喜欢攻击同行，其狂热已经超出“文人相轻”的传统恶习。1950年代，他的小说主要描述加勒比海，于是加勒比海的文人成为他大施挞伐对象。1960年代，他写次大陆，于是次大陆作家饱受抨击。1970年代，他的笔锋转到阿根廷，于是南美作家成为他的打击目标。以后他写非洲，于是非洲作家又遭殃。
近年来，伊斯兰在西方世界越来越被看成是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根源，是“文明冲突”的主要敌手。九一一之后，伊斯兰更被有意无意地与恐怖主义划上等号。长期公开诟病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奈保尔，因势承运，终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难说是时间的巧合。
但是九一一之后不久，美国已经认识到西方这种文化偏见对其反恐怖主义努力的危害，特别是危及美国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中的宣传战。布什纠正“十字军远征”的提法、访问清真寺等等，都是企图改变这种形象。从这一角度，诺贝尔委员会今年选择奈保尔得奖，固然符合西方的政治文化潮流，却加深穆斯林世界对西方的敌视，实在并非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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