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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续写《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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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曾宪
当我在98年第3期《文学自由谈》上读到阎纲的文章《临终前的忏悔》时，很有些激动──终于听到乔典运《命运》的反响了，尽管阎先生文章是以摘抄《命运》原文为主，但它依然传达了《命运》的真精神。
我是半年前读的《命运》。其后，便一直期待着，期待着听到《命运》在文学界、知识界的反响。可能早已有人给予《命运》以充分关注和极高评价了，只是因阅读视界局限，我不知晓；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命运》的“命运”运不及《尘埃落定》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因为在我同样狭窄的阅读视野中，有关后者的信息已经不少了。当然，我这里并没有从文学角度将《命运》与《尘埃落定》或《张大民》作比较的意思；作为九十年代的文学，《尘埃落定》与《张大民》各自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相比之下，《命运》太质朴无华了，太老实巴交了，你既无法把它嵌入任何新潮“主义”之中，也无法从它身上捕捉到“后”什么的影子──《命运》的文学“命运”似乎在它诞生之前就已决定了。
但我却非常看重《命运》。
我不知道乔典运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写《命运》的，也不知道他是否预料到自己《命运》问世后的“命运”──但据阎纲文章介绍，他是“顽强地顶住了多次手术的残暴，病塌上，临终前，支撑着，强忍着，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留下”《命运》的，因此，我相信，作家乔典运是深知他这部作品的价值的，而我也坚信，《命运》是会流传下去，成为21世纪人们回首20世纪中国时阅读的“经典”导读作品。之所这样说，倒不是因为20世纪中国文学早已被经典完，而是我认为，《命运》的独特意义是超出文学界、超越九十年代的，其几乎大于各种时髦“主义”之和的精神与历史价值，可能要到21世纪才显露出来。
《命运》的价值首先是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虚担其名，内在精神品质和人格的弱化非一日矣。有人说，20世纪以降，中国就极少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并非虚言。譬如前些年重建人文精神的响亮倡导，却被结束于某种排斥异端非人文的话语霸权争吵中，便是令人心冷的一例。这并不奇怪。在中国，只要读了一点书的人，就有了些资本，要么是当官，为王，要么则作儒，师帝。官作不成，师帝不能，却依然好为人师──似乎总要获得某种知识霸权，话语霸权，以显示自己的优越，装点自己的面子，确立自己的权威，有人甚至不惜抓住别人的缺失作为自己地位荣升的脚蹬，先天便缺少科学、民主、自由、理性等人文精神。因此，中国文人极善于文过饰非，难得作自我批评，更难有自我忏悔意识和精神，总是想把自己的过失罪责推诿的一干二净。回首前改革年代，在那么多不堪提及的狱难中，其直接间接责任人大多都是知识分子。但每每运动一过，众多责任人却如水银泻地一般，顿时无综无影，只剩下一个“左”的政治名目。“这是一座漂亮的拱门，那些理应承担责任的人物，一个个堂而皇之地，都打从这里给开脱出去了。”（林贤治：《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中华文学选刊》1998年第3期，156页）没有人在良心上受到谴责，偌大的中国似乎只有巴金老人一人在真诚忏悔和倡导忏悔。
记得三年前，在与一位德国学者座谈时，有人向他提出一个“跑题”的问题：如何看待日本对“二战”罪行的掩饰。这位德国学者毫不迟疑地回答：“对于日本的态度我不作评价，但德国在“二战”期间给人类带来灾难却是事实。虽然我是战后出生的，但如果在座的各位需要我表态的话，我愿意在这里代表德国表示忏悔。”这出乎意料的回答，使在场的中国学者无不受到震撼。去年，我在一篇纪念鲁迅的随笔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一个民族具有庸人气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人自卑自负又自慰的阿Q精神。德国在普鲁士时代曾经是庸人气息弥漫的民族，连歌德都不例外。但经过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代代思想家哲学家的批判，经过贝多芬这样伟大艺术家的陶铸，百年过后的德意志民族已是世界上最有自信和自尊、最有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的民族之一”便是由此感发的。知识分子作为民族的良知，他的力量并不来自其外在的统治或教化身份，而来自他自身的理性、自尊和独立的人格力量。中国知识分子要启蒙大众，首先便要启蒙自身，从头接受人文精神的洗礼；要批判社会，首先便必须批判自我，敢于直面历史，从思想和精神上承担和清算自己的历史责任。“文革”结束二十多年了，中国知识分子依然保持群体沉默。对于那段历史，不是倾诉自己的苦难里程，便是揭露控诉他人罪行，各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尤其是一些重大事件的重要当事人和那些直接摧残各界文化精英的打手，几乎没有真正自我忏悔的（在此需要申明的是，可能已经有人作出过真诚的忏悔并写出类似或超越《命运》的作品了，因自己被“砖著”所埋而不知道。若是这样的话，我愿意更正自己的说法，并向其作者表示敬意）。包括笔者归属的“老三届”，大家永恒的叙说主题似乎只有上山下乡的悲壮史，半生磋跎的华盖运，似乎忘了，“老三届”所遮蔽的正是“红卫兵”，一个至今令一些人闻声而惧的称号；我们中有些人的手上的确曾经沾着自己老师、同学或无辜者的鲜血！这使我感到深深失望甚至绝望── 一个没有忏悔精神的知识分子，怎么会有力量高扬人文旗帜、重铸民族精神呢！而《命运》给我的感动，正是由此产生的。
其实，乔典运并没有严重伤害过人。他的主要“罪责”是在大跃进时代，自觉或遵命写些吹牛诗歌和吹牛文章而已。比起当时著名、今天依然著名的那些论证小麦亩产可以超万斤的科学家来，他实在算不得有什么大过失。但乔典运没有为自己开脱，因为在很多时候，他毕竟丢掉了良心，跟着说了假话。他特别提到，自己一篇《王老汉游西峡》的文章，因介绍了用木柴炼钢的“先进经验”而“加快了砍伐树木的速度，多少青山绿林，一夜间成为光秃秃的荒山。……树木有灵也不会饶我。”而从反胡风开始，历次运动中，我们的文人用自己的笔和文章，所伤害的并不是树木，而是人，是自己的同事、老师和朋友！这种伤害，无论有怎样的客观背景和原因，主观上我们也是不能为自己开脱的。余生也晚，反胡风反右运动没有赶上，但“文革”中，我也用大字报深深地伤害过老师。一位生物老师，曾为《十万个为什么》撰稿，其中有一段话生动地描述了大黄鱼的生活习性：“春天到了，大黄鱼，咕咕叫，向北方游去了”。我竟然上纲上线，说这位老师是在号召右派向党进攻！这种渊源有自的大批判技巧，我是如何无师自通的，今天想来都有些不可思议（附带说一句，一位青年学者，对于有人批评他有“文革”体颇不服气──自己没经过“文革”，怎么会有“文革”体呢？其实，根据我的经验，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承袭这种文体似乎并不需要经验），但当时给老师带来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文革”后，对于受到我大字报伤害的老师，我口头表示了道歉。但我知道，这种道歉并不能抚平老师心灵的伤痕。它真正的意义只是告诫我自己，今生今世决不能再用笔伤害任何人了。我真诚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留下自己的《忏悔录》，告戒我们的后代，知识只能用作造福人类的理性工具，而决不能用来作为伤害无辜的武器！
《命运》的价值也是历史的，《命运》是解读前改革时代历史的文化“化石”。恕我用“化石”这样一个词汇来形容一部鲜活的文学作品。但我这里决没有贬义，我们太缺少因而太需要这样的“化石”了，因为它能把那段让人刻骨铭心但又几乎被人忘却的历史物化下来，留给后人，防止后人对这段历史的误读，当然，更可防止这样的历史重演。
虽然告别那段历史不过才二十多年，但对当代人、尤其是对青年一代来说，五、六十年代事情仿佛已经过去很久很久，而三、四十年代的历史却离我们仿佛很近很近。原因无它，就在于后者好理解，而前者却无法理喻。无论是先烈们前赴后继英勇就义，还是反动派严刑拷打斩草除根，还原到当时历史中，都很自然。但为什么解放后，同样那些革命者，却突然被他们昔日的同志宣布为阶级敌人，并进行更为残酷的斗争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土财主“夜半鸡叫”，动机很清楚，就是要让长工多干活。而“大跃进”时代，全国上下几亿人披星戴月地瞎忙活，把上千斤的麦子倒到地里烂掉，搞的日后连麸皮都吃不上，把上万件铁家什砸碎炼成废渣，搞得日后连口锅都没有──这究竟是为得什么！图得什么！如果说大炼钢铁的闹剧是因为搞工业外行的话，但相信亩产万斤、十万斤的各级领导大都是农民出身，鼓噪和传播这种神话的大都是受过科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啊！土改时，苦大仇深，或苦不大仇不深但渴望富裕的农民，斗地主，斗着斗着发生过火行为，尚好理解。无法理解的是文革中的红卫兵，头一天见到老师还要行礼，第二天就把老师“揪”出来批斗，斗着斗着便抽出皮带将其殴打至死。中国可是历朝历代都尊师重教的国家啊！老师，那是多么神圣的称呼啊！
而这一切的确都发生过。笔者算是半个过来人，像大跃进年代，到处挖废钢炼生铁，好端端的学校操场一面给挖成废墟一面是炉火红红的情景历历在目，其后吃槐树叶和花生皮的滋味也犹在舌边。然而，今天回想起来只是感到那些事情荒唐之极，甚至恐惧不已，但却难以解释，有时连自己孩子的简单质疑都难以回答。历史曾经是这样，没人否认；但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却难以拎清。那些负有重要罪责的当事人，拒绝忏悔，掩饰历史，是一方面原因，但似乎并不是主要原因。因为那段历史即使在一些无辜或受迫害者的笔下，也往往是被简化归整和歪曲了的。譬如从著名的《芙蓉镇》、《天云山传奇》开始，那段历史便被套进“好人/坏人”、“真话/谎言”二元对立的模式中去。而巴金、萧乾先生自己在回顾那段往事时，同样把敢说真话、不说假话作为知识分子人格的标准。这种简单化的模式和标准，放到常态的历史环境中，放到共同设定的人性尺度下，还是有效的；但把它放到前改革年代，放到特殊的“革命”年代里，却未必是适宜的。因为，那场“革”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资产阶级思想的“命”的“革命”，正是从解放前知识分子积极参加的那场正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延续下来的。其“革命”所指的滑动、“革命”性质的异变，以及“崇高”背后的阴谋，只是今天才被所有人完全看清楚的。而在当时，在神圣的“革命”名义之下，所谓“好人/坏人”、“真话/假话”，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标准的；同样一句“革命”口号，在一些人听来是假话，在另一些人那里则可能是真话。用这样简单的模式和尺度去套裁那段异常复杂的历史，不仅难以把握历史的真面目，更将造成后人的误读。
这种误读其实已经多次发生了。几年前一位青年学者对萧乾先生是“过于聪明”的谴责就是典型的一例。萧乾先生认为，在对胡风的批判中，能不跟着说假话便很不容易了。那位青年学者质问道：“如果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象吕荧那样跑上台去说真话；如果当时全中国的书生，都象吕荧那样说真话，情况又会怎样呢？”所以，吕荧的灾难正在于萧乾们的沉默；萧乾们应当为“前改革”年代悲剧承担道德责任！事情果真是这样吗？稍微了解当时真实情况的人当然都知道，决非如此。但根据“真话/谎言”的二元对立模式，这位青年学者的推理却是很有力的。这里的关键在于，萧乾的“真话”，不仅不为当时人们所公认，而恰恰是当时“革命”青年所深恶痛绝的“假话”或反动言论。笔者曾有文章对此公案作过详尽分析（《历史的误读与道德的偏执》见96年第2期《人文杂志》），并将参加批判胡风的人划分为两大类若干种。不同年龄背景地位的人，根据其当时的知情和觉悟情况，其批判胡风的动机是多种多样，其人格评价标准也是不同的。我得出的结论是，在当时的若干种情况中，萧乾是除吕荧外，最不该受谴责的了，而那位青年学者若处在当年环境中，则很可能加入到积极批判胡风捍卫“崇高”原则的热血青年行列中去了。
我这样说，决没有对那位青年学者不敬的意思，因为在整个前改革二十多年“改造”知识分子的“不断革命”运动中，绝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或着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青年时代都积极充当过“先锋队”的角色。按今天的标准来说，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只有假话说得多少、坏事做得多少的区别而已。而那些没说或少说假话、没做或少做坏事的人，也只是由于客观出身的限制或内在良知的约束而已，并不是由于真正的觉悟。像文革，我便积极地参加了。我曾为自己有幸像革命前辈一样参加一场伟大的革命而兴奋不已。只是由于家庭的教养，由于非红五类出身，我没有打过人。当我看到红卫兵们将狂热的政治热情瞬间化为暴力随意污辱毒打老师时，我的反应是惊诧恐惧；但恐惧的同时，我却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而自责──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遗憾的我不是作家，那段历史的细节和情感记忆统统模糊了，但我却一直期盼着有作家们能把那段历史真实地、令人信服地记述下来、再现出来。
《命运》的可珍贵处正在这里。近年来，已有不少中青年学人在潜心进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研究了；前改革时代的若干重大事件也有人正在一件一件地梳理。但搞清了事实、揆清了事理，并不等于理顺了情理。当事人的情感逻辑是理解真实历史的最重要的根据。因此，历史的考证、学理的分析，都不能替代文学的描述。《命运》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它不仅还原了历史，而且用作者自己亲历的细节和体验的情感，真实地诠释了那段荒唐的历史。从合作化、反右、到大跃进、三年灾害再到“文革”，乔典运自始至终参加，自始至终“积极”却又时时处于被“革命”的位置上。这使他个人的思想经历了从单纯真诚相信“革命”到明哲保身提防“革命”的演变过程。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前改革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一个缩影。
在前改革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对青年知识分子来说，“革命”本身便是神圣崇高的。只要能参加“革命”，就是最大的幸福，包括向组织汇报一切，甚至出卖和背叛自己的亲人，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乔典运听到自己一个远房姑夫对统购统销发牢骚，他马上汇报了。“后来想想，出卖亲戚朋友，我也不是好东西。你说图个什么？什么也不图，当时兴这个，觉着应当，无事不可不对党说，瞒了党就良心不安得睡不着觉”。对神圣事业这种近乎宗教般的信仰，的确是当时许多反常行为发生的合理根据。大跃进大吹牛，亩产不断翻番，“信不信？报上登的还能假了？信。也没有不信这个贱毛病。”今天看去荒唐，“当时可没这样想过，每天都在紧张热烈新鲜中度过，每天都有一种神圣快乐的感觉。”大炼钢铁，拉着风箱，小土炉便喷吐出熊熊火舌。“如今想起来未免觉得荒唐可笑，当时可真心实意认为很神圣很伟大。”作个不一定贴切的类比：对今天仍不信气功的同志来说，看到气功大师的种种表演，不同样荒唐吗？但在大师的信徒那里，一招一势，都神圣的很呢！《命运》，让我们回到并理解了那个荒诞的年代！
但宗教的神圣并不能替代世俗的生存。眼看着以神圣名义把一个个同志送上审判台，乔典运懂得了“三十六计，不说是上计”。这使他躲避了一场又一场灾难。大跃进牛皮吹破之后，在一场四天四夜反瞒产查找粮食下落的批斗会上，有大胆揭发被戴上红布条的，有受到揭发被戴上白布条的，结果，有被逮捕的，有当场吊死的。乔典运却一言没发。“是我有先见之明？是我正直正确？我没揭发别人是我不昧良心？直到如今我都怀疑，假如当时给我戴了红布条，我会不会为了表示积极去揭发别人？假如当时给我戴了白布条，我会不会为了立功去出卖别人？我想我可能也会，也可能比别人更积极，因为我也是一个极普通的人，也想生存，必须要保护自己，何况我还是个不如人的弱者。这样想了，我就不责备群众不坚持实事求是，从不认为自己高明。”我想，《命运》中的这段“心理独白”，对于理解当时“运动”中大多数普通人言行是一把极好的钥匙。但实际上，在那个年代里，知识分子是难以保护自己的。乔典运不去主动迫害揭发别人，别人却要主动迫害揭发他。这其中一类是属于“自觉革命”的青年人。像文革中押乔典运参加批斗会青年民兵，是他好朋友的弟弟，在大会上他恶眉瞪眼情有可原，但当乔典运被他单独押送请求歇一歇时，“他竟踢我一脚，破口大骂，还扇我一巴掌。我才知道我错了，他积极不是让人看的，是真革命”。另一类则是要故意表现“革命”的同类人。乔典运文章第一次惹祸，祸端就是一位出身比他更坏的“同志”。因为对方拿他祭刀，风险最小。中国的知识分子正是这样主动或被动地互为刀俎、互为鱼肉，在“伟大”导演设定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自相残杀的火爆剧。即使台上的打手胜利了，或者觉醒了，也不容许你光荣下台或消极退场，“革命”自有后来人，会上台来再把你批倒斗臭，打入十八层地狱！当初出卖胡风的人后来不都被打成右派了吗？当初积极反右派的人后来不都被打成走资派了吗？《命运》中那位置身“文革”之外的真正革命者郭银，一句话道破了人们争相“革命”的原因：现在“革个命太容易了，不用枪不用炮不用流血不用牺牲，嘴一张一合把手无寸铁的人打成反革命，自己就成了响当当的革命派”。但结果，每个人都想当革命派，每个人都在劫难逃！乔典运在“文革”中东藏西躲，最终也没有逃脱被批斗的下场，便是极具典型意义或象征意义的结局。
在前改革那段历史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便是红卫兵了。他们批老师、批干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最后，已经没有“革命”对象可供批判了，便也回到互相攻击对方“反革命”的老路上来了。不幸的是，这些初生牛犊们，已经没有乔典运们的“原罪感”而只有神圣的优越感了，他们娴熟的上纲技巧并不能把对方吓倒，“矛”锐“盾”坚，矛盾难以解决，便只能不断激化升级；传统的批判武器失效了，便只有求助于武器的批判。于是，为了确证自己的“革命”，捍卫“崇高”的理想，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将大刀长枪乃至机关枪砍向射向自己昨日的同学、同志、恋人！早期的伤痕文学《枫》，对此曾有过真实的描写。我至今仍保存着一张手按短枪英姿洒爽的徐州女红卫兵照片，她可能也“牺牲”在后来的武斗中了。这是一代人用自己青春和鲜血书写的悲剧。这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悲剧最后的尾声。学校派驻了工宣队，红卫兵被赶到广阔天地里去了，所有积极革过命的人统统都被革了命，整个中国政治舞台上已经没有知识分子可扮演的“革命”角色了，那段历史的帷幕才终于落了下来，中国才终于摆脱了非理性的轨道，拨乱反正，回到正常的历史发展道路上来。
《命运》是乔典运的遗稿，没有写完，到知青下乡便截稿了。但已经接近尾声了。对乔典运来说，这已经是他所作出的最大贡献了。令人感到深深遗憾和困惑的是，无论是与乔典运同代作家，还是老三届作家，除了早期的所谓伤痕文学外，作家们自己似乎也都将这些“伤痕”从记忆中抹去了。至此，我们便不能不回到文学，回到对当代文学的思考上来。
近20年来，“写什么”早已不成为问题，题材禁区早已打破了。但描写前改革时代的作品无论在质或量上都不能使人满意。这是为什么呢？我曾经认为，这是因为作家们已经不屑于写这段历史了；对于当代作家来说，看重的只是“怎么写”，是追随或开创什么“主义”。但现在看来，情况似乎并非完全如此。对于那些拒绝深度、拒绝沉重的年轻“后”主作家来说，拒绝写这段历史，的确是与他们对文学“本体”价值认识相关。但对大多数作家来说，其真正的原因恐怕是因为他们根本写不好或因种种障碍难以写好这段历史。你看，我们一些“玩文学”的青年作家，无论是写解放前写民国前，写娼妓写土匪，头是头尾是尾，故事是故事，人物是人物，“玩”的的确漂亮。但几乎没人去“玩”前改革时代那些重大事件。在一些作家笔下，无论是反右还是“文革”，不是一场闹剧、就是一场谑剧，怎么读怎么不像。而更可悲的是，明明是反右“文革”过来的作家，回头写出来，自己读着也感到隔，让人不相信那是历史的真实。那段沉重得令常人难以承受的历史，曾给大多数知识分子留下梦魇一般的回忆。我认识的一位作家的母亲，是退休的小学校长。两年前一天，她在马路上看见了“文革”中的学生，一个“革命小将”，竟“站在那里，两条腿发软，两只脚怎么也抬不起来了”。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年了，而那位“小将”当初不过才是个十三岁的孩子！但我们从那些描写“文革”的小说甚至影视作品中，却很难体验到那种历史的沉重和梦魇的感觉。原因何在？就在于那段历史的特定历史氛围和人们的心理感受太难准确地把握和表现了。以“文革”十年为例，不仅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群体的心理体验有天壤之别，而且这种心态从66年开始，几乎每年都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不变的只是灰绿兰的服装和红色的标语。因此，稍微有些小聪明的作家，从解放前抓来一个故事，就能敷衍出一篇甚至一部小说；但对于文革中的故事，即使有大智慧的作家，如果想单靠卖弄聪明就把它敷衍成小说，也是危险的：不仅情感逻辑搞不清，艺术逻辑难以展开，而且编出的细节都是假的──创造不出艺术真实的氛围来，你纵有十八搬“主义”也白搭！
但换一个角度讲，前改革时代恰恰正是历史赐给我们的真正文学沃土，是含金量极为丰富的文学金矿。不是说文学是人学吗？前改革时代，正是构成人性的三要素──知、情、意，最真实又不可复及的实验场，它像炼狱一样，使人性中的许多因素都极限性地发散出来。诸多理性认知不可思义、情感体验无法接受、意志行为难以想象的事情，都在中国大地上合乎逻辑地展开来，并最终合乎逻辑地终结。我常常联想到毕加索，“文革”便仿佛是一幅用各种强烈色彩垛成的现代油画：灿烂阳光下、圣洁祭坛上各色人等都被开肠破肚，捧着赤裸裸的五色心脏，在与牛头马面一起进行着狂热舞蹈或者生死格斗；左侧，地狱之门大开着，一些孩子正用鲜血写着标语；右侧，茅屋的门紧闭着，赤裸的母亲为失去最后的乳汁而哭泣------。可以说，人类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永恒主题和审美意象，都可以在这幅历史画面中找到。行文至此，恰好读到何兆武教授论及“文革”的一段话，深为赞许，特抄录于后：“对于文科来说，它却是一次无比的收获，它使得我们有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体验到人性的深处，这是任何太平盛世所梦想不到、求之不得的机会。几千年全部的中国历史和在历史中所形成的人性，都以最浓缩的形式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迸发出来。如果今天的历史学家不能运用这样空前（或许也绝后）的优异条件，写出一部或若干部文革史、中国史乃至世界史、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书来，那就未免太辜负自己所经历的时代了。”（《南方周末》1989.6.12.16版）同样，中国当代作家，尤其是亲历过前改革时代的作家，如果不能开掘这一文学的富矿，创作出传世之作，那也就太辜负这段历史，辜负千千万万被伤害者（包括被伤害的自己和被自己伤害的他人）了。而表现这段历史，你根本不需要借助一个傻子的视点，故意去颠倒时空，制造非理性；只要你能把颠倒的、非理性现状真实地传递出来，让后人真正体验到那种“崇高”中的卑鄙、阳光下恐怖，你便成功了。
当然，前文说过，这实际上是更难的。但难能方可贵、难能斯为美，唯“难能”才是对作家良知和人本精神、作家历史觉悟和艺术功力的考验。多年来，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难以解脱，这并无可指责。但问题在于，没有深厚的民族和历史内涵，缺乏人本精神的沉思和对人性的拷问，只靠花样翻新的“主义”，甚至介入商业运作，我们的文学是永远难以走近诺贝尔的。如果中国文学真正要走出中国，走向诺贝尔奖台，我想，最有希望的恐怕就是表现前改革历史的文学了。这种文学需要作家杜鹃啼血般地用他的全部良知和整个艺术生命去完成。而这种文学，无需刻意追求，便属于唯中国特有的主义──“梦魇现实主义”。
《命运》仅仅只是个开篇，我非常关切，谁来续写《命运》？
刊载《文学自由谈》 ９８年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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