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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三姐》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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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曾宪
关于反思《刘三姐》的文章我早就想写了，但却迟迟没有下笔。我知道，《刘三姐》那优美的民歌旋律和艺术形象，已经凝聚成为智慧、爱情和美的化身，深深地埋藏或积淀在文革前数代人的心中了。《刘三姐》音乐形象的永恒魅力是任何流行歌曲所无法比拟的。但理性告诉我，这个《刘三姐》，却也是极“左”时代里轻蔑知识、践踏文化、文化人自我否定的产物；《刘三姐》作为社会形象，它还有着非常不美甚至丑恶的一面。尽管正视这一事实可能是痛苦的，甚至要付出某种美学代价，但却是值得的，因为它有助于廓清文革中践踏文化的闹剧所由以产生的文化逻辑。
《刘三姐》中有一场刘三姐与与秀才“对歌”的戏。莫财主请来一船秀才与刘三姐对歌，最终却惨败在刘三姐的歌声中，并被辱骂为一群无用的“走狗”。用文革的语言说，这场戏真是大长了“劳动人民”的志气，大灭了“秀才们”的威风。只是其“灭”的手段不太光明。
诚然，中国的儒生自有其酸朽的一面，民间也有嘲笑秀才的文学，《刘三姐》中的这场戏有多大成分来自民间，笔者无从考证。但显而易见的，改变者是完全站在刘三姐立场上的，所嘲讽的也并非是腐儒酸朽的一面，而是秀才们的知识谱系。剧中的刘三姐之所以能轻松地将秀才们击败，不是因秀才们“掉书袋”，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掉书袋”，所提的问题没文化。平心而论，如果真是酸儒们从典籍中寻找一两个偏僻题目，别说击败刘三姐，就是难倒当今一大片文科教授也是易如翻掌的事情。但在《刘三姐》中，满船秀才，翻遍满船典籍，提出的却要么是常识性的问题，像“开天辟地是哪个？哪个把天补起来？”，要么是民间智慧性问题，像“出个迷语给你猜，什么长年土中埋？一旦出头惊天地，谁不知我是高才”。这样，一面将秀才的学问贬到小儿科水平，一面再让代表“劳动人民”的刘三姐痛快淋漓地加以驳斥，秀才们的“臭老九”无用形象怎能不被观众的嘲笑声，牢牢钉在耻辱柱上！
决不能小看这种这种嘲笑声，如同后来观众对“著名”的“马尾巴的功能”的嘲笑一样，它将知识分子的内在价值给彻底否定了。失去内在价值的知识分子便如同一堆不值钱的盆盆罐罐，那么，到了文化革命时代，一声号令，将其打碎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因此，文革中的文化闹剧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刘三姐》便构成这舆论准备的一个小小组成部分，尽管当时它的改变者和接受者都并非自觉，甚至后来它的创作者还付出沉重的代价。
当然，笔者在这里“清算”《刘三姐》，绝没有对其重新讨伐封杀之意。毕竟时代不同了，观众对艺术的接受心理不同了，今天我们大可不必再对艺术作品“反动”功能过敏了。人们尽可以放心，今日重演样板戏也罢、戏说乾隆也罢，都决不会导致文革重演或封建复辟了。尤其是现代青年， 听通俗听的早就习惯于将歌词高高悬置了，所以，《刘三姐》完全可以照唱不误。然而，在前文革的历史上，《刘三姐》之类文艺形象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却值得深长思之，这是我们今后听《刘三姐》时，不妨思考的问题。
《刘三姐》的反思
曾 宪
关于反思《刘三姐》的文章我早就想写了，但却迟迟没有下笔。我知道，《刘三姐》那优美的民歌旋律和艺术形象，已经凝聚成为智慧、爱情和美的化身，深深地埋藏或积淀在文革前数代人的心中了。《刘三姐》音乐形象的永恒魅力是任何流行歌曲所无法比拟的。但理性告诉我，这个《刘三姐》，却也是极“左”时代里轻蔑知识、践踏文化、文化人自我否定的产物；《刘三姐》作为社会形象，它还有着非常不美甚至丑恶的一面。尽管正视这一事实可能是痛苦的，甚至要付出某种美学代价，但却是值得的，因为它有助于廓清文革中践踏文化的闹剧所由以产生的文化逻辑。
《刘三姐》中有一场刘三姐与与秀才“对歌”的戏。莫财主请来一船秀才与刘三姐对歌，最终却惨败在刘三姐的歌声中，并被辱骂为一群无用的“走狗”。用文革的语言说，这场戏真是大长了“劳动人民”的志气，大灭了“秀才们”的威风。只是其“灭”的手段不太光明。
诚然，中国的儒生自有其酸朽的一面，民间也有嘲笑秀才的文学，《刘三姐》中的这场戏有多大成分来自民间，笔者无从考证。但显而易见的，改变者是完全站在刘三姐立场上的，所嘲讽的也并非是腐儒酸朽的一面，而是秀才们的知识谱系。剧中的刘三姐之所以能轻松地将秀才们击败，不是因秀才们“掉书袋”，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掉书袋”，所提的问题没文化。平心而论，如果真是酸儒们从典籍中寻找一两个偏僻题目，别说击败刘三姐，就是难倒当今一大片文科教授也是易如翻掌的事情。但在《刘三姐》中，满船秀才，翻遍满船典籍，提出的却要么是常识性的问题，像“开天辟地是哪个？哪个把天补起来？”，要么是民间智慧性问题，像“出个迷语给你猜，什么长年土中埋？一旦出头惊天地，谁不知我是高才”。这样，一面将秀才的学问贬到小儿科水平，一面再让代表“劳动人民”的刘三姐痛快淋漓地加以驳斥，秀才们的“臭老九”无用形象怎能不被观众的嘲笑声，牢牢钉在耻辱柱上！
决不能小看这种这种嘲笑声，如同后来观众对“著名”的“马尾巴的功能”的嘲笑一样，它将知识分子的内在价值给彻底否定了。失去内在价值的知识分子便如同一堆不值钱的盆盆罐罐，那么，到了文化革命时代，一声号令，将其打碎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因此，文革中的文化闹剧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刘三姐》便构成这舆论准备的一个小小组成部分，尽管当时它的改变者和接受者都并非自觉，甚至后来它的创作者还付出沉重的代价。
当然，笔者在这里“清算”《刘三姐》，绝没有对其重新讨伐封杀之意。毕竟时代不同了，观众对艺术的接受心理不同了，今天我们大可不必再对艺术作品“反动”功能过敏了。人们尽可以放心，今日重演样板戏也罢、戏说乾隆也罢，都决不会导致文革重演或封建复辟了。尤其是现代青年， 听通俗听的早就习惯于将歌词高高悬置了，所以，《刘三姐》完全可以照唱不误。然而，在前文革的历史上，《刘三姐》之类文艺形象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却值得深长思之，这是我们今后听《刘三姐》时，不妨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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