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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斋居士
前 言
一直想写篇有关文学与文化的文章，也想写篇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影响的文章，但总觉得自己的功力还不够，迟迟不敢下笔。前一阵子曾看到人民网读书论坛有“五四与传统文化”的征文，我也没有胆量写一篇文章应征。最近，看到人民网读书论坛要在明天（2001年12月8日）晚上，举行“五四与传统文化”的现场讨论会，而明天我正好有其它活动，不能参加讨论会了，错过与网友的现场交流很是可惜。因此，我现在硬着头皮写一篇文章，谈一点自己的不成熟的看法，也算弥补自己不能参加现场讨论会的遗憾吧。
一、文学、文化与政治
不知什么时候起，人们把文章写得好的人，也就是文学家与文化大师等同了。记得小时候，在乡下，人们把能够识字的人称为文化人。我想这也许是标准不同造成的吧。我最初知道文学好的人不一定有文化，是从苏东坡的故事开始。苏东坡文章写得很好，文学造诣很高，据说曾把另一文学家他的阅卷老师欧阳修蒙得一愣一愣的。但从种种故事来看，苏东坡在文化方面是比较浅薄的。有一个故事曾说道，苏东坡有一次与他的朋友佛印开玩笑，说他眼里的佛印是个臭狗屎；佛印却笑着说，他眼里的苏东坡是个菩萨。苏东坡以为占了大便宜，回去向他的妹妹吹嘘自己如何如何戏弄了佛印。苏小妹却说，兄长差矣，佛的眼里都是佛，臭狗屎的眼里都是臭狗屎。由此可见，苏东坡在佛学方面的修养与佛印有很大的差距，甚至还不如他的妹妹。苏东坡是文学家不是文化大师好象已经得到文化家的共识，陈思和就曾提到他的老师朱东润拒绝给苏东坡写传记。当然，苏东坡虽然文化比较浅薄明显不能胜任文化大师的角色，但他的文学作品确实不错，依然可以成为文学家。如同识字者不一定是文学家一样，文学家不一定就是文化家。很明显文化的内涵要远远大于文学，文学只不过是文化的一个分支而已。
上面谈了一点本人理解的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现在谈谈它们与政治的关系。好象除了曹操与毛泽东等几个有限的人物在文学与政治两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大多数文学家都在政治上好象不太得志，才投入到文学的创作中去，比如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也许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政治上投入过多就影响了文学的创作，而文学的创作又会影响政治上的投入。好象文化也是如此，许多文化大师都是在政治上很淡薄的。俞樾在担任科举主考官时，因拒绝上司塞条子的舞弊行为，而丢了官。俞樾先生辞官以后，开始专心讲学著书。曾国藩曾说过：“李荫甫拼命做官，俞曲园拼命著书。”这句话很形象地刻画了与他同时代的政治家李鸿章与文化家俞樾的人生态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太热中名利或许可以成为文学家，但绝对成不了文化家。
二、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七十年代出生的我，从小所收的马列主义教育，其实早已全盘西化了。这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好象从小学开始，我就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因此，马克思研究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另一家伙的唯物主义等德国哲学，经过毛泽东等共产党的大力推广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国学。大学以前，我与大多数同学一样，课堂上主要接受的是辩证唯物主义教育，课外看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与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等等，这些教育基本上都是以西方文化为主，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我们的脑海里一直是腐朽没落的形象。只到大学时，偶尔接触了蔡志忠先生的漫画《菜根谭》，我才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很优秀的一面。后来，我又读了一些南怀瑾先生的著作，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可以这么说，在传统文化方面，蔡志忠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南怀瑾先生是我的授业老师。我到大学才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好象中国传统文化成了我的第二外语，“这都是五四惹的祸”。
我最近正在读网友推荐的陈鼓应的《老庄新论》，初步翻阅一下，什么论证老子在孔子前面等等。我觉得老庄本来就是如此，陈鼓应同志为何还声嘶力竭地来新论？仔细读下去，才知道五四时新文化运动，反封建时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孩子与洗澡水给一起倒掉了，陈鼓应同志正在拨乱反正呢。联想到上次我在人民网读书论坛做有关老庄话题的现场讨论会嘉宾时，确实有人质疑过老子与孔子出生年代先后的问题。看来，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摧毁真的到了打到一切的地步。其中，比较有名的人物就有真政治家伪文化大师梁启超。梁启超宣传宪政，并且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中国政治民主化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五四时期比较著名的政治家。但他对文化的议论确实荒唐透顶，贻害深远。真如文学家不同于文化家，政治家更不同于文化家。五四时期，那帮新文化运动鼓吹者，所搞怀疑一切的否定古籍运动，正如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打倒一切封建遗毒运动，都是盲目冒进的破坏主义，对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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