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兴君
一．文艺能否大众
文艺是否能大众，是否能通俗，最近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韩少功和张炜都有过关于文艺能否大众化的一些精辟见解。大概也可以代表两个流派：韩少功在《读书》《哪一种“大众”》上将大众和精英一起定位，其中有对于精英文化的怀疑和对大众文化的肯定。是的，文艺若过于精英化，甚至反大众化，文艺的命运和前途都是令人担忧的。任何文艺作品，离开了大众，没有大众作为市场，就当然没有生命。文艺精英、文化沙龙和贵族气十足的文艺，也并没有脱离大众这个背景。文艺精英、文化沙龙和贵族气十足的文艺更像蜜蜂的生产方式：虽说蜜很甜，但它离不开百花的绚丽多彩，也离不开蜜蜂的辛勤劳动。文艺精英、文化沙龙和贵族气十足的文艺却失去了蜜蜂对于百花的最为珍贵的特点，那就是一片真情。事实上，文化精英们都或多或少地对大众这文艺的百花怀有一种怜悯、同情、甚至蔑视，这种怜悯、同情、甚至蔑视造就了观念等级。对于精英来说，大众永远是文艺的贫民。这种观点在现在来看，是极端错误的。任何等级观念，都具有唯心主义的特点，在消灭等级制度的中国当代社会，是应当批判的。
但是，这种精英文化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精英文化中的精英，要么是王公贵族，要么是他们门下的一些文人墨客。在中国封建社会，精英们创造的文体甚至一度成为文艺的主流。如《诗经》里的《雅》和《颂》，汉朝的赋。就是到了资本主义的欧洲，文艺也是以贵族和沙龙为主的，就文艺的生产者来说，本身对于大众也表现出了一种排斥情绪。虽然，一些文坛上的巨著反映了大众的生活，也刻画了一些大众的主题。雨果和托尔斯泰对大众不可为不真诚，但是，他们的作品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带上一些阶级色彩，其中的原因就是其生活本身对大众具有一种排斥性。他们伟大，是他们意识到了这种排斥性，并且在努力克服。作为文艺家中的大众思想实践者，他们永远令人尊重，其成就也永远照耀人类。
目前，还需不需要这种实践？回答是肯定的。但是这种实践又与雨果和托尔斯泰的实践有着根本的区别，这就是社会背景。如今的实践应是大众自身的思想实践，从这种意义上讲，文艺家必须是大众文艺家。大众文艺家是文艺家，也是大众。
而张炜在他的《葡萄园畅想录》里多次提到文学与通俗的对立观念，这对于当今的一些文艺现象具有批判意义。但是，作为文艺的长久定义，这未免有些不恰当。张炜是大家，在文艺界享有崇高地位。最近读他的作品，发觉其中含有一种英雄主义情绪。对于文艺家来说，揭示人类的大命题具有很重的责任，英雄主义也是这些命题中的一种。张炜的小说在命题上进行着这种实践，这是他成为大家的内容。而他《葡萄园畅想录》中的文论和随笔则因为具有太鲜明的思想性，这种思想性更多的是对社会的思考，带有很多的批判内容。他和张承志不同，张承志在他的著作当中，批判别人的时候，也批判自己。所以，张炜总是让人不是折服，就是批判。
是的，其中关于通俗与文艺的对抗内容，是值得商榷的。这种对抗的分析，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但它并没有解决我们文艺的根本问题。张炜是用文艺的现实去分析现实的文艺，这是他产生偏颇的根源。不可否认，这种观念代表了相当一崐部分人。这种理论的成立，是建立在文艺的现实与现实的文崐艺这两个概念的混淆的基础上的，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文艺崐理论的混乱。
从建立社会主义文艺的角度上，文艺的反大众和拒绝通俗也是应该批判的。社会主义文艺是为大众服务的，如果坚持以上观点，这种服务功能就有可能被削弱，甚至发生文艺方向上的偏离。文艺为大众服务，关键是看哪一种大众，通俗如何通俗。
二．哪一种“大众”
此节与韩少功的文章同题，多少有些探讨的意味。文化的定义，主要是指它的意识形态内容。这在一些文艺家的理解中，并不占上风，王蒙就有过相关的怀疑。文艺的大众化，不能够抛开意识形态下的大众概念。尤其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更应该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进行文艺的总结和探讨。
三人为“众”，这是辞典上的含义。这个“众”在封建社会背景下，一直处于愚民政策的摆布之下。这个“众”是与精英相对立的，不仅封建统治者谓之“愚众”。就其文化修养来说，也处于劣势。科举制度、门客风气，也成了造就精英的机制。因为“愚众”观念，所以这种精英具有了一种反大众的特点。
而欧洲资本主义的兴盛，首先起自文化运动，即文艺复兴。这种复兴也是由当时的精英发起，由于他们不能够代表大众的利益，所以资本主义的革命具有不彻底性。就是颇具大众特点的巴黎公社运动，也因为精英的影响，没能够取得胜利。虽说，资本主义文艺具有了一定的大众特征，但是，其行为的精英化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所以，他们有贵夫人们的沙龙等等。
到了今天，资本主义的发达，白领阶层的人数上的绝对增加和比例的绝对加大，使文艺的消费特征愈来愈明显。这种消费使许多的创作也成了白领的事，文艺的大众化形势成为现实。实际上，在一些资本国家，文艺工作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但是，资本主义的繁荣并未改变其社会的阶级现状，也未改变社会等级差别。这是与我们的文艺现状根本不同的。
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今天，人们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主导。从文化的定义讲，在这种制度下，大众应该是各种文化建设的主体。社会主义社会，大众是国家的主人，大众的定义范围已经广泛到一种意识形态下的群体，大家不仅有共同的社会理想，也有共同的物质、文化追求。这样，我们所有的共和国公民，都属于这个大众范畴。既然提高物质生活是我们的追求，文化生活的提高也是我们的追求。
提高大众的素质和文化水平，是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文艺虽然不能同文化划等号，但是文艺毕竟是文化建设中最为活跃的内容。今天的大众不再是作家的大众，而今天的作家却是大众的作家。任何将大众置于文艺发展之外的做法，甚至怀有一种“愚众”观念、反大众的文艺观点都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应该受到严厉批判。
三 大众的文艺资源性
文艺的资源性往往是文艺无法脱离大众的根本原因。纵观诸多的文艺作品，无论从题材、情节、甚至一些具体的文艺手法，都摆脱不了大众化的痕迹。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已经成了一个公认的文艺创作原则。这种生活，归根到底还是大众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文艺家的生活。真正的文艺家，其思想亦应该是大众的。
判断文艺的标准，是文艺作品的内容是高雅还是媚俗，而不是欣赏文艺作品的群体是“大众”，还是“精英”。文艺虽然是一种个体的生产过程，同时也是思想、美产崐生的过程。大众文艺必须是一种具有大众标准的文艺，所以崐说，大众文艺不等于大量文艺，也不等于通俗文艺。大众文崐艺是以大众的思想和大众的美为标准的一种文艺活动。这种崐美和思想必须是和大众结合紧密的，来源于大众的，服务于大众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文艺家不就成了文艺工匠了么？我记得有这样一片文章，题目叫《作家，时代的淘金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文艺资源不同于其它物质资源，作家也不应等同于其它生产者。作家似工匠而非工匠，似艺术家而非艺术家，应该说是一种极高的境界。这当然要以深刻的思想内涵作为基础的。
一位作家曾经问到：你读过和现实生活感受一样的作品么？我摇头。文艺家在创作过程中有深入生活一种说法，脱离了文艺资源意义上的大众，这种深入就好比井中的葫芦，沉在井里，却浮在水上。
这几乎是当代作家的通病。
四．文艺家的使命
当代作家中，理想主义成了主流，这是令人欣慰的事。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当代作家所受到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一会儿是下海热，一会儿是颓废热，高烧不断。这种热就像伤风和感冒一样随风而来，但是，感冒能单单的怨风么？我看，大多还是还是怨人。
文艺家过分强调创作的个体性，使文艺作品过分地从属于个人。目前，我们的文艺家可以说还没有产生真正的文艺。一方面是“庸俗文艺”，一方面是理想主义的“精英文艺”，单单缺乏表现大众国民性的文艺，而这种文艺才是真正的文艺。
“庸俗文艺”自不待说，理想主义已经表现出了它的不足。对“爱、恨、生、死”等命题的把握是理想主义的长处，但从诸多此类的作品中却发现这些命题过于人类化，人类成了这些作品真正的大命题。这种命题的国民性、人民性（大众性）一直得不到充分的体现。
回到文艺家的使命这个问题上来，文艺家应该为表现大众服务。这些“大众”可以成为现实的大众，或者未来的大众，但独独不能够成为文艺家自己意念里的大众。表现大众的国民性，大众的“爱、恨、生、死”，应该是我们的文艺家最重要的使命。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自己的米兰·昆德拉，自己的托尔斯泰，更会有自己的鲁迅。
否则，中国文艺将很难在世界艺术之林里巍然耸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