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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青河
要进一步了解“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最好的材料当属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发生在上海滩的那场曾经震撼了整个中国文坛的笔墨论战之争。从1927年到1936年长达八年的论战之争，虽然斗转星移，时光流失，可是鲁迅先生和梁实秋先生文来笔往、笔底风雷所用来斗争的近200篇文章，却为半个世纪以后出生的我们能更好地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文学上的革命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当时由于“五四”新文化的运动刚刚发生短短的几年，所以具有敏锐洞察力的梁实秋先生在1926年3月25日首次发表在北京《晨报副镌》上的那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的文章就对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文学上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完全细致的剖析和归纳，梁先生在文中是这样说的：“凡是文学上的重大变动，起初必定是文字问题，我们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也是如此，其初步即为白话文运动。”
白话文的运动便把中国的文人带到了一个新的自然文化的领域，首先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不再有那样烦琐的文言文规矩的束缚，也就是曾经被称为“制艺”的“八股”的限制。虽然白话文并不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因为最典型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四大名著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就已经开始用白话行文，但是正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文人才开始实实在在生活在一种文笔解放的时代，由于受外国先进文化的影响以及国内报刊业的迅速发展，以致一夜之间使一种闲散式的小品文兴盛起来，所以，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白话文的到来，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就涌现出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小品文作家。
小品文没有固定的文章格式，是从中国古典散文演化而来的一种随感式的短文。其实中国的古典散文自先秦发源，经唐宋到明清的时候，已经进入了其终结期。在晚明阶段，曾经伴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文坛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此时没有再出现像先秦诸子、唐宋八家那样的天才巨子，没有出现《庄子》、《韩非子》那样以理见胜的议论文，《左传》、《史记》一类以叙述见长的史传文，以及韩柳欧苏散文一类文质兼胜的作品，但在其独创方面也有新的开拓和发展，那就是散文的题材更加丰富，形式更加自由，从对政治、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关注，更多地转向对人生处世、生活情趣的关注，为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小品文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其实小品的名称并不自明清始，“小品”一词，来自佛学，本指佛经的节本。”刘孝标注云：“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可见，“小品”本来是就“大品”相对而言，是篇幅上的区分，而不是题材或体裁的区分。小品一词，后来运用到文学领域，同样也没有严格的明确的定义，凡是短篇杂记一类文章，均可称之为小品。题材的包容和体裁的自由，可以说是小品文的主要特点。准确地说，“小品”是一种“文类”，可以包括许多具体的文体。事实上，在明人的小品文集中，许多文体，如尺牍、游记、日记、序跋，乃至骈文、辞赋、小说等几乎所有的文体，都可以成为“小品”。尽管如此，从阅读和研究的习惯来说，小品文还是有比较宽泛的界定，通常所称的小品文，主要还是就文体而言，指篇幅短小、文辞简约、情趣盎然、韵味隽永的散文作品。把小品文作为一种文体加以定名也不为过，有大量作家就以主要精力创作小品文，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后的作家大都以小品文的集结成书而成名立业。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小品文，就象卢梭在欧洲十八世纪振臂高呼的那样要“皈返自然”，并在独创方面比明清时候更有了进步，引用卢梭在《忏悔录》开端自述的话很是恰当：“我也许不比别人好，但我和别人是不同的”，文章的自由活动性比以前更大，更具个人的性格特色，也不受任何文学制作的局限，且在众多的文学体裁中，极能突出反映和揭示作者的思想、情感、心灵和个性，使读者在了解作家情感屐痕、心路历程的时候，能更丰富、更全面、更真诚地理解作家的人格性情，因此，新文化运动时候的小品文已经发展到了其文化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由于小品文是一种随意快乐的文体，可以嬉笑怒骂，可以恬淡文静，一般都是信手拈来，是当时作家们比较崇尚和爱好的一种写作，所以新文化运动后的几十年间，除过大量脍炙人口的小品文的不断诞生，几乎没有出现什么大型的小说版本。
但是由于当时民族危难当头，主张小品文的发展方向，鲁迅先生和梁实秋先生在论战之中又有不同看法。鲁迅先生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这样认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是修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而梁实秋对鲁迅先生主张以“挣扎和战斗”为小品文的生存的理由的见解看法不同，他在《小品文》的文章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文章是不能清一色的。鲁迅先生的几卷杂感，固然‘有不平有讽刺，有破坏’，然而中国又有几个鲁迅呢？不擅讽刺的硬要讽刺，不擅幽默的硬要幽默，其丑有不堪言者。文无定律，还是随着各人性情为是。并且，文章里之能否容的讽刺，也要看题目的性情而定。譬如吊亡的短文，写景的短文，内中便很难插进讽刺去。”
以我们事后看待鲁迅先生和梁实秋先生的这场文坛公案，虽然经历了无数岁月的敲磨跌打，但是在一些文化观点上的熟是熟非，仍然是一个解释不清的话题。因为他们研究和笔战的论题，都是文学理论中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不仅在他们论战的当年，就是在今天，以至将来，仍然是一个值得文学界加以讨论和研究的问题。
笔者窃以为在当时的小品文的论战中鲁迅先生和梁实秋先生因为观点不同，那也是因为他们的侧重点不同，鲁迅先生注重的是时代性，是横向思维，而梁实秋先生注重的历史性，是纵向思维，但是不争的事实是，由于他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笔墨之争却给“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文化发展带来繁荣兴旺的生机，就是在那时候，小品文的发展就象星星之火，在短短的几年间成为燎原之势。
但是在当时国难当头的时候，无疑鲁迅先生的小品文更夹杂着深切的爱国思想和关心劳苦大众的情素在里面，以致我们这些晚辈在以后研读他的文章时，无不带着万分的崇敬心情。老舍先生就曾经对鲁迅先生的小品文有高度的评价：“鲁迅先生的最大成就便是小品文。小品文，在五十年内恐怕没有第二把手来与他争光。他会怒，越怒文字越好。文字容易模仿，怒火可是不易借来。他的旧学问好，新知识广博，他能由旧而新，随手拾掇极精确的字与词，得到惊人的效果。”
其实在当时成名的作家中，除过鲁迅先生以外，大部分也是以小品文为主攻方向，他们不象以往的以一部或两部小说巨著奠定自己在文化领域的地位，所以当时的小品文也成了代表那个时代的特色文化，所以在以往我们以文概史的说法中，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后，就可以再加上新文化运动后的小品文作为对当时时代的特点描述，而在这之后就是现在的被称为网络文学的网话文了。
总的说来，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小品文的特点，大都很深刻的渗透着一种浓厚的时代气息和文化意味，恬淡中包含激情，雅致中又有郁愤的情结，使人多多少少能看到一些社会现状的痕迹。而且当时知名作家们的小品文既有诗情，又有哲理，即使写一些“喜柔条于芳春，悲落叶于劲秋”的风花雪月，笔调中仍不乏趣味、情调、色彩和幽默。我曾经看过鲁迅先生的一篇谈风情的小品文《阿金》后，就觉得很是回味无穷，我大概研读了有数十遍，寥寥两千多字的文章就把一个貌不惊人的仆妇阿金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惹人可气可叹的形象描写的淋漓尽致，以致阿金的影子好象是在我心里扎下了根，让我直到现在还念念不忘。
由于上个世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品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繁盛时期，又因为小品文在写作上十分贴近实际人生，所以在材料的选择上俯拾皆是，最近我在读到周作人先生的一篇小品文《上下身》时，就觉得很有生活意味，文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人的肉身明明是一整个，……中间并无可以拆卸之处，而吾乡的贤人必强分割之为上下身，……上身是体面绅士，下身是“该办的”下流社会。这种说法既合于圣道，那么当然是不会错的了，只是实行起来却有点为难了。不必说要想拦腰的“关老爷一大刀”分个上下，就未免断送老命，固然断乎不可，即使在该办的范围内稍加割削，最端正的道学家也决不答应的。平时沐浴的时候，要备两条毛巾两只盆两桶水，分洗两个阶级，稍一疏忽不是连上便是犯下，紊了尊卑之序，深于道德有防，又或坐在高凳上打盹，跌了一个倒栽葱，更是本末倒置，大非吉兆了。……
读了之后是不是让人在回味之余拍案称妙呢？
虽然新文化运动后的小品文曾一度辉煌，可是建国后的小品文文化却开始走入低谷，这时候出现的大部分的作品，是直叙较多的散文，比之小品文来，一是在篇幅上大大增长，二是直白叙事较多，缺少趣味，在看过的人的内心总是引不起波澜，看完之后就象吃了水分流失的柑橘一样，寡淡少味，没有美感和快意。
所以说，只有优秀的小品文才能把读者带到幽雅的意境中体验一种人生，领略一种心境，给人一种美的享受。现代小品文名手梁遇春在《〈小品文选〉序》中指出:“小品文的妙处也全在于我们能够从一个具有美好的性格的作者眼睛里去看一看人生。”所以，一篇精制有寓意的小品文更能引起读者和作者的互动感，尤其在现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和这样互动循环的结构中，小品文更符合了现代新媒体所要求的短（七八百字）、快（反应快，传播快）、软（个人化写作）、幽默诙谐、优雅精致的特征，所以发扬和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小品文的发展更是我们今天非常迫切的任务，如果在今天回顾“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新世纪的我们带来纪念和反思的同时，大力提倡广大作家共同努力，把小品文的发展再一次引向一个新的高潮，那么由其引起的吸引力、影响力和读者覆盖面将会在人们以后的文化生活中大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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