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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苇
说到现代诗歌，就不得不谈新体诗。这种体裁的形成，其实是误会和才力不足的结果。看过现代诗的人都知道，新体诗不太讲求押韵，体例也没有一定的格式，从传统诗词的角度来看，简直是乱七八糟了，会把乾嘉那帮老夫子们气死的。
新体诗的大行其道，与西洋文学的传入大有关联。中国人最早翻译西洋诗，也多是把其意译为绝律一类，但这种译法，需要有相当深厚的古诗文底子，非大家不能为。好在当时人物，多是先读书出仕，再学外文以致用，倒也敷衍得来。到后来，国门渐开，需要的翻译人才多了，学得也比较专业，再没有闲工夫去读古诗文——且当时学外文的也多瞧不起古诗文。于是搞得懂外文的不懂古文，懂古文的不懂外文，对于西洋诗歌的翻译，就开始出现新的变化。由于自身文化的缺陷，翻译家们没有足够的才力把西洋诗如以前一般意译成绝律，于是就直译，更有甚者，译出来的诗连韵律都不符合，只是一个个意思玄怪的单句。偏偏清末民初就是一个媚外崇洋的时代，蹩脚的翻译家们粗糙的作品，使得年青的文学青年们以为洋人写诗就是这样，遂大加提倡，痛加学习，搞得不伦不类了。其实，西洋诗歌，并非就不讲韵律，也有一定的格式可循，只是翻译家们翻得不好，不能译出其中味道而已。所以说，这是一个误会和无才搞出的笑话，只不过是因为生逢其时，遂得风云际会。
读过《围城》的朋友们看看那个曹元朗，就知道所谓“新体诗”的肇始和毛病了。但是，不能因为新体诗的来由蹊跷，就瞧不起她。新体诗的限制少，发挥的空间大，也算是一种文体，自有其安身立命之所，好古诗者大不必要赶尽杀绝而后快。本来，新诗也就是在古诗的夹缝里求生存——只有写古诗的敢说不看新诗，绝没有写新诗的敢说不看古诗。但是，在那个思维活跃的八十年代，出了一堆名气很大，但成就寥寥的新诗人，如顾城之流，把诗歌的风气带到了一个极端，看看现在出诗集的，有几个是古诗词？顾城他们做错的另一件事，就是提倡了朦胧，让天下看不懂他们的诗的人，都以为他们写的是好诗，人人学朦胧，个个四不象。
“诗言志”，孔夫子如是说。如果诗歌是写给自己看的，那么，请你不必拿出来骗傻瓜的喝彩；如果是写给世人看的，那么，写得连你自己都看不懂有什么意义？因为过分强调自我的感触，以冥思苦想为能事，所以他们的精神都很容易崩溃。诗人的目的是以诗歌去陶冶天下人，“此上古先王作乐之雅意也”！自己都没有博大的胸襟，何以化天下风气？诗歌的作用在教化，在启发，在激励，在陶冶，不在于出言幽险，哗众取宠。新诗旧诗都是一样，忘记了诗歌的目的，就注定写不出好诗来。但这一点上，朦胧派所创导的新诗更为甚之，看看诗风上，新诗旧诗的阅读率，就知道民心之所向了。诗歌的特点是不能简单效仿。陈田在《明诗记事·庚签》中说：“然公安之失曰轻曰俳，竟陵之失曰纤曰僻。其始作之俑者，中郎（袁宏道）俊脱，尚有才颖可惜；伯敬（钟惺）幽秀，尚有思致可贵。极其放矢，轻佻变为俚音，纤僻流于鬼趣，亡国之音，为有识者所叹”。袁宏道和钟惺分别为公安、竟陵两派的创始人，但两派都有大毛病。作为创始人，他们自有超人的才力，如此写来也不为过，但后人简单效仿，就是画虎类犬之流了。
作为一种体裁，新诗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新诗抛不开的，是朦胧派的诟病。这不是体例之争，而是内容之辩。我个人喜欢古体诗词，但绝不反对新诗，但反对言不及物，作废人语，化天下以颓废的做法。所谓“亡国之音必靡靡”，诸君当有以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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