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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本山东人
暧日满阶看古集，只应陶集是吾师。
——郑谷
古人云：“书非借不能读也。”然我所看之书却以买者居多，不过，买来之书中不看者又居多，如果我能把蒐罗到的“经史子集”，诗词曲话及域外小说，细细读过，领略其中星点滋味，看来还真得如古人所说：“必三百岁而后可。”（张潮《幽梦影》卷上：“昔人欲以十年读书，十年逰山，十年检藏。予谓检藏尽可以不必十年，只二三载足矣。若读书与逰山，虽或相倍蓰，亦恐不足以偿所愿也。必也如黄九烟前辈之所云，人生必三百岁而后可乎？”）——我理解力太差，总不肯迎面攻坚，往往寻条裂缝，绕到背后流走。至於记忆力，我相信，除了已作古的蒙田，这世上难得有比我更坏的了。可叹，我不但不能因此而享有某种稀世的声誉；相反，还将“遗忘的罪恶罂粟一样四下撒开”。谈到学问，我比别人整少两部“百科全书”，那些“闻所未闻的美酒与激情”与我无缘，我生活中不仅缺少“一个阴凉苍翠的想头”，更缺乏——总之，在这“贫乏的时代”里，我比一只被捕鼠器夹住的毛皮动物自在不了多少。……有联云：“造百亩园，交天下贤士；得十年暇，读古今奇书。”又曰：“得好友来如赏月，有奇书读胜观花。”又曰：“好花四时，明月千古；远山一角，奇书半床。”……总誉读书的好处，但仅得十年之遐，即勤勉如西汉时的织工“一月得四十五日”（颜师古注：昼为一日，夜为半日。）又能读得几许？苏轼早就哀叹“书富如入海”，现在只怕海也对书望而生畏了。有些（报纸、杂志、通行小说等）自然可以一目十行，草草掠过；可也偶尔遇到一两本精深幽微，发前人未发之思，启后人无穷之想的大作，纵然玩味再三，放於高压锅中蒸溜，也未必能深入而浅出（叔本华说：“欧洲一个世纪中所产生的这样的作品不超过十部。”美国一位学者断然认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充其量不过十六本而已）此等书最好别去问津，若冒然以进，寻不到活水的源头，兴尽而返，纵为“武凌人”所笑，犹不失见机者，倘途穷犹驾，坠如泥藩，不但闹得面目可憎，且大有失其故步、中其魔障的危害（人言《红楼梦》得意淫之旨，事实上，读书也与通奸相似）。因此，笔者认为於书无所不窥并非理想的养生之道，那些“一事不知，引为深耻；逢人便问，少有宁日”者，多是坠入“求知狂”的魔域，不但自己受累无穷，还要兼图别人的性命——试问，世间有几个诲人不倦者，有几面不疲於屡照的明镜？除非高才捷足，有怒而飞、啸而隐的功力，然秉此卓异天赋者，又何必读书——“灵机一动，自有奇思妙想联翩而来，这也就尽够他自己受用的了。”
我因深悉读书无益，想专心致志享受“无知的乐趣”，故把“经史自集”近千册分送诸人，剩下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诗词曲话，也付之一炬，果觉清静许多，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往来耕作，并怡然自乐”——惟有一本薄薄的《陶渊明集》竟无肯要之人，想来，这过时的“荷锄翁”已然託体山阿，几首小诗又何必布在乐府，当此有井水饮处皆歌流行词的时代，他的古拙实在让人消受不起，他在世之时本无意为诗，我辈又何必咬住他的履跡不放！当初，郭沫若寓住东瀛，为他与庾子山淋了一身夜雨，后专门写小品文叹其晦气，还要骨化成灰，肉化成泥时，神魂藉着他们而永在。现在，再无此类痴人了，当路诸公，同学少年，弄潮下海，轻车肥裘且不暇，又安肯听此“老鬼头”聒噪，有“长腿姐姐”、玉面哥哥“努力劝加餐”足矣。
关於渊明行止，见於颜延之《陶征士诔》，《宋书》本传，萧统《陶渊明传》、《莲社高贤传》（《晋书》、《南史》亦有传，皆袭《宋书》，小有详略而已。）我既是写在陶集边上，不便去作繁琐考证，只想就其人其诗谈一点，算是补白吧！陶渊明之名与字，各书记载不同。《宋书》本传：“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萧统《陶渊明传》：“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莲社高贤传》：“陶潜，字渊明。”《南史》本传：“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晋书》本传：“陶潜字元亮。”按颜延之《陶征士诔》（李善《文选》卷五十七注引何法盛《晋中兴书》曰：“延之为始安郡，道经寻阳，常饮渊明舍，自晨达昏。及渊明卒，延之为诔，极其思致。”）云：“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渊明乃其本名，可无疑也。潜乃入宋后之名（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按先生之名渊明，见於集中者三；其名潜，见於本传者一。集载《孟府君传》及《祭程氏妹文》，皆自名渊明。又按萧统所作传及《晋书》、《南史》载先生对（檀）道济之言，则自称曰潜。孟传不著岁月，祭文义熙三年所作，据此先生在晋名渊明可见也。此年对道济，实宋元嘉，则先生至是盖更名潜矣。山谷《怀陶令》诗云：‘潜鱼愿深渺，渊明无由逃。’盖言‘渊明’不如‘潜’之为晦，此尤深得先生更名之意。至云‘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此则承《南史》之误耳。延之作先生诔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先生为晋臣，则用其旧名宜矣。延之与先生厚善，著其为晋聘士，又书其在晋之名，岂亦因是欲以见先生之意也耶？……本当曰‘陶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如此乃为得其实。”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逯钦立《陶渊明事跡诗文繋年》、龚斌《陶渊明年谱简编》亦持此说；梁启超《陶渊明年谱》则谓“渊明其名，而潜其小名”，古直《陶靖节年谱》称“名潜字元亮，小名渊明”，其论似不及吴说有据。）其曰深明者，唐人避高祖李渊讳，故云。江州寻阳柴桑人。（陈舜俞《庐山记》：“江州在山北二十里，本在大江之北，寻阳之阳，因名寻阳。”《晋书·地理志》：“永兴元年（304），分庐江之寻阳，武昌之柴桑二县置寻阳郡。”“安帝義熙八年（412），省寻阳县入柴桑郡，柴桑仍为郡。”）宗祖陶侃，晋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卒谥桓。（《宋书》本传：“曾祖侃，晋大司马。”萧传同；《晋书》本传：“大司马侃之宗孙也。”《南史》同。）祖陶茂，武昌太守。父陶敏。母孟氏。孟嘉第四女。渊明生年，各书不载。《陶征士诔》仅书卒年，谓“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宋书》本传：“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古直《陶靖节年谱》：“案：《挽歌》曰：‘早终非命促。’《与子俨等疏》曰：‘吾年过五十。’颜诔曰：‘年在中身。’三文如一。《宋书》本传六十三岁之误，灼然无疑。然沈约生时距先生卒才十三载，即撰《宋书》成时亦仅后六十四年耳，时代相接，何以致误？意者《宋书》残阙，不知而补者误之乎？”）萧统《陶渊明传》、《晋书》本传同。《南史》本传、《莲社高贤传》只书卒年，不记年岁。故其年龄多说并行。兹从龚斌《陶渊明集校笺》附录之《陶渊明年谱简编》所据邓安生《陶渊明年谱》，定其生年为晋废帝太和四年（公元369年）。终年五十有九。
萧统《陶渊明传》：“潜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穎脱不群，任真自得。”（《晋书》本传：“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穎脱不群，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其母乃东晋大名士孟嘉之女（《晋书·孟嘉传》：“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龙山，僚佐毕集。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叹。嘉好酣饮，愈多不乱。温问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杜甫诗“笑遣旁人为整冠”就是反用他龙山落帽典故。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亦云：“始自總发，至於知命，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温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於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渊明能文而乐酒，其源在此。当时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专尚清谈，精研佛理，整个思想界陷入一片无根之虚浮状态，然江州因地理特殊，亦有为难能之事於不可为之时者。《晋书·范宣传》：“少尚隐遁，加以好学，手不释卷，以夜继日，遂博综众书，尤善《三礼》。……言谈未尝及《老》《庄》。……虽閒居屡空，常以讲诵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太元中，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亦儒博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恆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由於家庭（《晋书·陶侃传》：“（侃）曰：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及“二范”影响，渊明亦精研六经，於经史诸子之外还涉猎一些诸如《山海经》之类的异书（《与子俨等疏》：“少年来好书，偶爱閑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饮酒》十六：“少年罕人事，逰好在六经。”《饮酒》二十：“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塗口》：“史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读山海经》一：“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又：“汎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他少怀大志（《杂诗》五：“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拟古》八：“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逰。谁言行逰近，张掖至幽州。”）颇有李白“仗剑赴山东”的豪侠气概。虽身处江南匡庐、彭蠡间，却向往着“铁马秋风塞外”的豪迈生活。
《五柳先生传》约作於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395），时年二十七。《宋书》本传：“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閑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裋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不戚戚於贫贱，不汲汲与富贵”，较那些“冰炭满怀抱”的当世之士（《杂诗》四：“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可以说，他更得人生的况味。文末云：“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其义同《与子俨等疏》所云之“羲皇上人”（《宋书》本传：“与子书以言其志，并为训戒曰：……尝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孔子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论语·季氏》）如渊明者近之矣。此篇用“不”字颇多，钱锺书《管锥篇》第四册一四六条曰：“按‘不’字为一篇眼目。……重言积字，即示狷者之‘有所不为’……‘不’之言，若无得而称，而其意，则有为而发。老子所谓‘当其无，有有之用’，王夫之所谓‘言无者，激於言有者而破除也。’（《船山遗书》第六十三册《思问录》内篇）如‘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姓氏’，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於世之卖声名、誇门地者而破除之尔。”按钱说末句似拘泥太甚，渊明作传以自况，与为己作传究有不同。且此二句与后“无怀氏”、“葛天氏”相合，因不知其为何须人，更不详其姓字，故疑其为无怀、葛天之民耳。此文另有“好读书，不求甚解”二句值得注意，前人多有论及。杨慎《丹铅杂录》：“《晋书》云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此语俗世之见，后世不晓也。余思其故，自两汉以来，训诂甚行，说五千之文，至於二三万言，陶心知厌之，故超然真见，独契古初，而晚废训诂，俗士不达，便谓不求甚解矣。”方宗诚《陶诗真诠》：“渊明诗曰：‘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盖深嘉汉儒之报残守缺及章句训诂之有功於六经也。然又曰：‘好读书，不求甚解。’盖又嫌汉儒章句训诂之多穿凿附会，失孔子之旨也。是真持平之论，真得读书之法。”钱锺书《管锥篇》第四册曰：“仇兆鳌选林云铭《挹奎楼稿》卷二《古文析义序》：‘陶靖节读书不求甚解，所谓甚者，以穿凿附会失其本旨耳。《南村》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若不求解，则义之析也何为乎？’窃谓陶之‘不求甚解’如杜甫《漫成》‘读书难字过’也；陶之‘疑义与析’又如杜甫《春日怀李白》之‘重与细论文’也。”龚斌《陶渊明集校笺》：“谓读书不过分执着於字句，以致穿凿附会失其本旨。《晋书·阮瞻传》：‘读书不甚研求，而默识其要。’颜延之《五君咏·向秀》：‘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按魏晋玄学主得意忘言，以致读书不求甚解，重其会意。”按愚疑诸说仅睹其皮相，而未探其精髓。渊明读书乃为了生活，其生活非为读书也。其於书不求甚解之时，正其得生活真谛之日，故云：“每有会意，欣然忘食。”“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少学琴书，偶爱閑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復欢然有喜。”）《饮酒》五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非仅“见南山”而然，第读书亦当作如是观耳。
晋安帝隆安元年（396），渊明二十八岁，始仕江州祭酒。《宋书》本传：“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饮酒》十九：“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龚斌《陶渊明年谱简编》：“此时，渊明已得长子俨与次子俟，正所谓‘亲老家贫’、‘母老子幼，就养勤匮’，故出仕以救穷乏。”其“不堪吏职”之原因，史无明言。逯钦立《陶渊明事跡诗文繫年》：“按《宋书·百官志》，江州自晋成帝咸康中始置别驾祭酒，职位较高，陶任此职，何以多所耻而‘不堪吏职’，似不易理解。（江州）刺史王凝之乃一五斗米道徒，晋传云：‘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可见陶确实不屑事王凝之。”按《晋书·范宁传》：“补豫章太守，……在郡又大设庠序，遣人往交州采磬石，以供学用，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千餘人，资给众费，一出私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续五经。又起学台，功用弥广，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奏之）……（宁）以此抵罪。……初，宁以《春秋谷梁氏》未有善释，遂沈思积年，为之集解。其义精审，为世所重。”若范宁，正渊明所谓“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饮酒》二十）者也，凝之因所奉之道不同（《晋书·王羲之传》：“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以右军之高明有识，不溺於老、庄之虚浮，而不免为天师所惑。……而东晋士大夫不慕老、庄，则信五斗米道，虽逸少、子敬犹不免，此儒学之衰，可为太息！”）而奏罢之，宜其为渊明所不取也。
隆安三年（398），孙恩陷会稽。卫将军谢琰、辅国将军刘牢之发兵击之。十二月，桓玄袭杀荆州刺史殷仲堪，南蛮校尉杨佺期，自领荆、江二州刺史。渊明漫逰至此，依桓玄门下。渊明何以入桓玄幕府，史未明言。龚斌《陶渊明校笺》：“隆安三年末，桓玄袭杀殷仲堪，荆、江二州入桓玄之手。《资治通鉴》载，玄至江陵，‘荆州人士无不诣玄’。颇有民望所归气象。此时渊明离丧妻已过一年，且渊明外祖孟嘉生前受桓玄之父桓温赏识，当过他的参军和长史，而渊明本人壮年亦有远志，故极有可能於隆安三年十二月仕玄，开始继江州祭酒之后的仕宦经历。”按《晋书·桓玄传》：“桓玄，字敬道，一名灵宝，大司马温之孽子也。……及长，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常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众咸惮之。”（《隋书·经籍志》一：“《周易系辞》二卷，晋桓玄注。”《经籍志》四：“晋《桓玄集》二十卷。”）隆安四年三月，“表求领江、荆二州。诏以玄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后将军、荆州刺史、假节。……玄上疏固争江州，於是进督八州及杨豫八郡，復领江州刺史。”渊明此时出仕，舍桓玄更无他人。“玄於是树用腹心，兵马日盛，屡上疏求讨孙恩，诏辄不许。其后恩逼京都，玄建牙聚众，外託勤王，实欲观衅而进，復上疏请讨之。”其入建康上疏者，疑即渊明。渊明奔波荆湘、江陵之间，郁郁无聊，为此很有些恼悔，作《庚子岁五月从都还阻风於规林》二首（“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隆安五年七月，渊明由江陵往寻阳休假，假满还江陵，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塗口》：“閒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夙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投怀不遑寐，中宵尚孤征。”他思念故乡的园林，颇有“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的愿望。他明以虑前，相机而动，冬，因母孟夫人卒，即归寻阳居憂（《祭程氏妹文》：“昔在江陵，重罹天罚。”）诗中云：“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好爵”用於此处，颇有味。
晋安帝元兴元年（402）正月，骠骑大将军司马元顯率军讨桓玄。二月，桓玄东下，三月，玄入京师，杀司马元顯、司马道子，总揽朝政。改元大亨。次年十二月，玄篡位，以安帝为平固王，迁於寻阳。渊明仍因母丧居憂。元兴二年作《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古直《陶靖节年谱》：“皆写躬耕之情景也。终之曰：‘聊为陇亩民。’则大有终焉之意矣。盖先生公相之后，少年猛志，非无意於家国，及至出为镇军参军，见朝政日非，方镇日肆，内无王、谢之伦，外无陶、温之侣，大厦之倾，吾未如何，所以望绝当年，心存往古，愿与沮、溺为徒也。”中有“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句子，苏轼极推崇之，《东坡题跋》云：“非古之耕种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予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陶此题凡二作，，其一有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为古今所共欣赏。‘平畴交远风’，信佳句矣！‘良苗亦怀新’，乃生入语。杜陵得此，遂以无私之德，横被花鸟；不兢之心，武断流水。不知两间景物关至极者，如其涯量亦何限，而以己所偏得非分相推，良苗有知，宁不笑人之曲谀哉！通人於诗，不言理而理自至，无所枉而已矣。”沈德潜《古诗源》卷九：“昔人问《诗经》何句最佳，或答曰‘杨柳依依’。此一时兴到之言，然亦实是名句。倘有人问陶公何句最佳，愚答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亦一时兴到也。”按《幽梦影》卷下云：“文有不通而可爱者，有虽通而极可厌者。此未易与浅人道也。”若渊明此诗，於物理有不通，於情理却相通，此间妙处，浅者不易解，高者方能致也。后世得其神机者，当以杜子美为最。
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率何无忌、刘毅等自京口（今江苏镇江）举兵讨伐桓玄，三月，刘裕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诸军事。四月，桓玄挟安帝至江陵，刘裕诸将与玄战於湓口，大破之，进居寻阳。加刘裕都督江州诸军事，刘敬宣（刘牢之之子）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渊明服丧而毕，值此风云际会之时，也离家起程，入刘裕幕府作镇军参军，东下赴京口。五月，桓玄兵败被杀。晋安帝义熙元年（405）三月，转为刘敬宣建威参军，三月，敬宣“自表解职”，渊明奉命使都。古直《陶靖节年谱》：“是年三月帝还建康，刘毅与刘敬宣有隙，使人言於刘裕曰：‘敬宣不预建义，奔亡之餘，为郡已幸，何至便为方伯。’敬宣不自安，三月，自表解职。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经钱溪》诗一首，当是为敬宣奉表辞官。敬宣已去，先生当亦罢归也。”龚斌《陶渊明集校笺》：“《归去来兮辞》序叙家贫境况后云：‘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糜途。会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於小邑。’文中‘小邑’非指镇军将军府京口，当指江州刺史、建威将军府寻阳。诸侯指刘敬宣。义熙元年三月，‘会有四方之事’即敬宣欲上表解职，渊明既为陶侃之后，又曾为刘裕参军，且此时正‘耕植不足以自给’，故敬宣特示‘惠爱’，辟为参军，遣其奉表使都。”桓玄自起兵至被诛，时间虽不长，但为祸甚重，乃东晋历史上的大事，从此，东晋政权渐入刘裕之手，司马王朝名存实亡。渊明周旋其间，对当政者逐渐失去信心。《杂诗》九：“掩泪汎东逝，顺流追时迁。”其十：“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均写行役之苦。自太元二十一年（396）初仕江州祭酒，至义熙元年（405），前后凡十年，此乃渊明仕宦、归隐间徘徊不定烦恼丛生的时期。
晋安帝义熙元年八月，渊明为彭泽令。十一月，程氏妹卒於武昌，作《归去来兮辞》，弃官归里。萧统《陶渊明传》叙之甚详：“后为振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得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岁终，会郡县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陶征士诔序》云：“初辞州府三命，后为彭泽令。道不偶物，弃官从好。”渊明《归去来兮辞序》说他是因为“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才“见用於小邑”的。明白直率，没有“至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的豪语，也没有“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的“天将降大任於斯人”的历史责任感。由此也可看出他“任真无所先”的天性。“於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於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梁启超《陶渊明年谱》：“欲求则求，欲去则去，将心事率直写出，最足表现先生人格。‘质性自然……深愧平生之志’云云，实彻底觉悟之自白也。”又曰：“与子书，文虽简短，霭然仁者之言，可见先生博爱襟抱之一斑也。”（罗原《陶令祠堂记》：“在县日浅，事虽不具见，然初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助其子，而慈祥缱绻之意，与视俨等不殊。只此一语，便可祠之百世。”）《陶征士诔》亦云：“赋诗归来，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适非心。汲流旧巘，茸宇家林。晨烟暮霭，春煦秋阴。陈书辍卷，置酒弦琴。……非直也明，是惟道性。”归去来，即归去之意。《后汉书·光武帝纪》：“恐士大夫绝望计穷，则有归去之思。”来，语助辞，无义。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就彭泽言谓之归去，就南村言谓之归来。篇中从思归以至到家步步叙明，故合言之曰‘归去来’。”其说虽巧而实非。
渊明辞官之由，《宋书》本传：“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萧统传、《莲社高贤传》、《晋书》、《南史》本传同。然前人多有异说，洪迈《容斋随笔·五笔》：“观其语意，乃以妹丧而去，不缘督邮。所谓矫厉违己之说，疑必有所属，不欲尽言之耳。”王祎《自建昌州还经行庐山下记》：“（义熙三年）刘裕实杀殷仲文，将移晋祚。陶氏世为晋臣，义不事二姓，故託为之辞以去，若将以微罪行耳。”（《王忠文公集》卷六）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先生之去彭泽也，不知者以为为女弟之丧也。乃若先生之意，则有在矣。方是时，刘寄奴自以復晋鼎於桓氏窃居之餘，规模所建渐广，决非臣事晋者，故先生见机而作耳。其诲颜延之曰：‘独正者危，至方者碍。’然则先生不为苟去，岂非得明哲保身之道也哉。”陶澍《陶靖节集》注同王说，谓渊明之归，“初假督邮为名，至属文，又迂其说於妹丧以自晦耳。其实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巌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之节也。”古直《陶靖节年谱》：“案先生去官之原因，史传以为因督邮，自述则以为因妹丧。以愚观之，皆託辞也。……盖先生少年尝有於用世矣。……其出为镇军参军，即欲乘时得志，以救宗国，乃府主非人，一饱兴叹，朝端昏乱，尚歌岂闻，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閒居，盖在镇军幕中已作山林长往之计矣。躬耕甫践，耒耜旋投，斯不过聊为禄仕以活幼稚，先生所耻，当在於是。所以深愧平生，怅然慷慨，督邮不来，妹氏不丧，行亦敛裳宵逝。督邮已来，妹氏復丧，则适有辞可藉矣。”龚斌《陶渊明校笺》：“《感士不遇赋》云：‘卒蒙耻以受谤。’渊明曾仕桓玄，玄篡晋失败，餘党率受诛连，疑渊明或亦蒙耻受谤；加之‘质性自然’，‘违己交病’，适值妹丧，便託辞远遁。史传言因督邮而去，固属皮相之见，序因妹丧，亦为託辞。王祎、陶澍‘将移晋祚’云云，更不足信也。”按渊明《晋故征西将军长史孟君传》：“温从容谓君曰：‘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御卿。’”陶澍注《陶靖节集》引洪迈《容斋随笔》：“孟嘉为人，夷旷冲默，名冠州里，称盛德人。仕桓温府，历征西将军从事中郎长史，在朝隤然仗正，必不效郗超辈轻与温合。然自度终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龙山落帽，岂真不自觉哉？温至云：‘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驭卿。’老贼於是见其肝肺矣。嘉虽得全於酒，幸以寿终，然才享年五十一。盖酒为之累也。渊明实其外孙，傷其道悠运促。悲夫。”孟嘉才德冠绝一时，犹为桓温驾驭，不得不退隐於酒，若渊明所处之世，其乱逾前，所仕之人，更不如昔，且刘裕等新贵与过去之世宦把持朝政，为东晋王室效力已不可能，欲不为当势者驾驭，惟有辞官一途耳。《后汉书·逸民传序》：“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他人归隐，违其本心，渊明归隐，遂其本心，此其不同也。诸家所论，疑似之说，恐不足据。
《归去来兮辞》可与《兰亭序》媲美：“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以心为形役，悉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他无疑也受到庄子的影响，但与庄子的悲观主义哲学不同，他是“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因此，字里行间充蕴着一种令人悠然神往的愉悦之情。林语堂《爱好人生者：陶渊明》：“也许有人以为陶渊明是‘逃避主义者’，但事实上他绝对不是。他要逃的是政治，而不是生活本身。……他是爱好人生的。在他的眼中，他的妻儿是太真实了，他的花园，那伸到他庭院里的树丫枝，他所抚摸的孤松，这许多太可爱了；他仅是一个近情近理的人，他不是逻辑家，所以他要周旋於周遭的景物之间。……所以，结果是和谐，不是叛逆。”（《生活的艺术》）欧阳修曰：“晋无文章，唯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李功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这样说也许有欠公允。王楙《野客丛谈》：“《漫录》云：渊明《归去来辞》云‘临清流而赋诗’，盖用嵇康《琴赋》中语。仆谓渊明胸次，度越一世，其文章率意而成，不应规傚前人之语，其间意到处，不无与古人暗合，非有意用其语也。倘如《漫录》所言，则‘风飘飘而吹衣’，出於曹孟德；‘泉涓涓而始流’，出於潘安仁。此类不一，何独嵇康之语哉。”陈知柔《休斋诗话》：“陶渊明罢彭泽令，赋《归去来》，而自命曰辞。迨今人歌之，顿挫抑扬，自协声律。盖其词甚高，晋宋而下，欲追蹑之不能。汉武帝《秋风词》，尽蹈袭《楚辞》，未甚敷畅。《归去来》则自出机杼，所谓无首无尾，无终无始，前非歌而后非辞，欲断而復续，将作而遽止，谓洞庭钧天而不淡，谓《霓裳羽衣》而不绮，此其所以超然乎先秦之世，而与之同轨者也。”此言是也。孙月峯云：“风格亦本楚《骚》，但《骚》侈此约，《骚》华此实。其妙处在无一语非真境，而语却无一字不琢炼，总之成一种冲泊趣味，虽不是文章当行，要可称逸品。”（闵齐华注《文选》卷十三引）刘熙载《艺概·赋概》：“《离骚》不必学《三百篇》，《归去来》不必学《骚》而皆有独至处，固知真古与摹古异也。”亦为知言。单从文体论，可称之为今日之散文诗。——“它是如此地诗意化因此像诗一样珍贵”。
《閑情赋》当作於《归去来兮辞》之后，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閑情’之‘閑’即‘防閑’之‘閑’，显是《易》‘閑邪存诚’之‘閑’，绝非《大学》‘閒居为不善’之‘閒’。”龚斌《陶渊明集校笺》：“閑：道德、法度。即赋序‘终归閑正’之閑。《论语·子张》：‘大德不踰閑。’《广雅·释诂一》：‘閑，犹法也。’或训閑为防閑，或训为悠閑，皆不确。”按何晏《论语集解》：“孔（安国）曰：閑，猶法也。”朱熹《论语集注》：“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宋书·王僧达传》：“（上表）本忘閑情。”《弘明集》卷七引朱昭之《难顾道士夷夏论》：“閑情开照。”“閑情”亦当时之常言也。萧统《陶渊明集序》：“白璧微瑕者，惟在《閑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云：“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全梁文》卷二十）《閑情》一赋，以萧统之见，正所谓“丽亦伤浮”者，所以《文选》不取。附和萧统者如杨慎《升庵诗话》卷三云：“陶渊明《閑情赋》‘瞬美目以流盼，含言笑而不分’，曲尽丽情，深入冶态。裴硎《传奇》、元氏《会真》，又瞠乎其后矣。所谓词人之赋丽以淫也。”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八云：“如渊明《閑情赋》可以不作。后世循之，直是轻薄淫亵，最误子弟。”王闓运《湘绮楼日记》称“《閑情赋》十愿，有伤大雅，不止微瑕。”按渊明此文，亦非孤立者。《拟古》三：“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從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非石，君情定何如。”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十四云：“此拟春闺怀远之诗。”其七：“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歌竟长太息，持此感人多。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则大有繁华落尽，美人迟暮之感。渊明此文，亦拟古而作，陈沆《诗比兴笺》：“《閑情赋》，渊明之拟《骚》。从来拟《骚》之作，见於《楚辞集注》者，无非灵均之重儓，独渊明此赋，比兴虽同，而无一语之似，真得拟古之神。”斯言是也。序云：“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淡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閑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於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復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其“讽谏”之意，已言之甚明，故文中不再述及也。赋末云：“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於归波。尤《蔓草》之为会，诵《邵南》之餘歌。”即曲终奏雅，“终归閑正”之意。昭明未解渊明文体之妙乃尔，妄生异议，宜乎东坡讥之也。《东坡题跋》卷二《题文选》：“渊明《閑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书事者。”王观国《学林》卷七亦云：“观国熟味斯赋，词意宛雅，伤己之不遇，寄情於所愿，其爱君忧国之心，惓惓不忘，盖文之雄丽者也。昭明责以无讽谏，则误矣。古之言美人佳人，皆以比君子。《诗》曰：‘西方美人。’《九歌》曰：‘望美人兮未来。’张衡《四怨》诗依屈子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故其诗曰：‘美人赠我金错刀’、‘美人赠我金琅玕’、‘美人赠我貂襜褕’、‘美人赠我锦绣段’。《閑情赋》之寄意远矣，以为微瑕者，其不见知也。”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彦周诗话》谓退之诗‘银烛未销窗送曙，金钗欲醉坐添香’，殊不类其为人。余谓铁心石肠，工赋《梅花》，《閑情》一赋，何伤靖节？”近人钱锺书弥缝异说，首鼠两端。《管锥编》第四册：“昭明何尝不识赋题之意？惟识题意，故言作者之宗旨非即作品之成效。其谓‘卒无讽谏’正对陶潜有助讽谏而发；其引扬雄语，正谓题之意为‘閑情’，而赋之用不免於‘閒情’，旨欲‘讽’而效反‘劝’耳。流宕之辞，穷态极妍，澹泊之宗，形绌气短，诤谏不敌摇惑；以此检逸归正，如朽索之驭六马，弥年疾疢销以一丸也。”其言虽辩，亦所谓“小知閒閒”者，欲解渊明胸次，微东坡难与及之矣。
《閑情赋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何孟春《陶靖节集》注云：“赋情始楚宋玉、汉司马相如、平子、伯喈继为《定》、《静》之辞。而魏则陈琳、阮瑀作《止欲赋》、王粲作《閑邪赋》、应瑒作《正情赋》、曹植作《静思赋》、晋张华作《永怀赋》。此靖节所谓奕世继作，並因触类，广其刺义者也。”按张衡《定情赋》残佚，《艺文类聚》卷十八引其片段：“夫何妖女之淑丽，光华艳而秀容。断当时而呈美，冠朋匹而无双。叹曰：大火流兮草虫鸣，繁霜降兮草木零，秋为期兮时已征，思美人兮愁屏营。”又《文选》卷十九《洛神赋》注引“思在面为铅华兮，患离尘而无光”二句。蔡邕《静情赋》，今名《检逸赋》，亦残佚，《艺文类聚》卷十八引其片段：“夫何姝妖之媛女，颜炜烨而含荣。普天壤其无俪，旷千载而特生。余心悦於淑丽，爱独结而未并。情罔象而无主，意徙倚而左倾。昼骋情以舒爱，夜託梦以交灵。”又《全汉文》卷六十九自《北堂书钞》辑“思在口而为簧鸣，哀声独不敢聆”二句。其中“思在面为铅华兮，患离尘而无光”、“思在口而为簧鸣，哀声独不敢聆”，为《閑情赋》“十愿”所本，惟“张、蔡之作，仅具端倪，潜则笔墨酣饱矣。”（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十愿”一节，想象瑰丽，情调缠绵，极尽思致，与宋玉《讽赋》、司马相如《美人赋》相比，却辞雅韵谐，得骚人之遗意焉。愚谓渊明此赋当从繁钦《定情诗》得意。《乐府诗集》卷七十六《杂曲歌辞》：“《乐府解题》曰：《定情诗》，汉繁钦所作也。言妇人不能以礼从人，而自相悦媚。乃解衣服玩好致之，以结绸缪之志，若臂环致拳拳，指环致殷勤，耳珠致区区，香囊致扣扣，跳脱致契阔，佩玉结恩情，自以为志而期於山隅、山阳、山西、山北。终而不答，乃自伤悔焉。”惟《定情诗》乃女思男，《閑情赋》则反之。关於此赋主旨，刘光蕡《陶渊明閑情赋注》云：“身处乱世，甘於贫贱，宗国之覆即不忍见，而又无如之何，故託为閑情。其所赋之词以为学人求道也可，以为忠臣之恋主也可，即以为自悲身世以思圣帝明王亦无不可。”按张衡《四愁诗序》云：“时天下渐獘，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於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全后汉文》卷五十五。《文选》无‘效’字）渊明之意或在於此。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刘孝绰当时既有重名，无所与让；唯服谢朓，常以谢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简文爱陶渊明文，亦復如此。”简文变古，志在桑中。尝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须谨慎，文章须放荡。”（《艺文类聚》卷二十三引《诫当阳公大心书》），其所爱者，或以《閑情赋》为最耳。
渊明归隐之初，“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於万物”，从泥土的重浊中提炼出一种澄明的诗意。作《归园田居》五首，很有一种自由解放的舒畅心情洋溢於其间。其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畝际，守拙归圆田。方宅十餘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簷，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餘閒。久在樊笼里，復得返自然。”其二：“野外罕人事，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復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霑我衣。衣霑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怡然自得，乐夫天命，兹情兹味，决不是那些“但爱鱸鱼美”者所能梦到的。“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可以作为一部“田园交响曲”来聆听。然而，渊明正因贴近自然，探问到了生命的最高级秘密，因此对似幻化之人生（其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也不能不感受到某种程度的担忧，“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所恐者非独“桑麻”，但凡存在过的生命，即使现在已归於空无，也都在他的关心之中。“衣霑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二句，其殷勤之情，泽及草木，惟所愿无违之事，千载而后，已无人能解矣。苏轼说“我是识字耕田夫”，以“识字”为高，也不值渊明一哂。渊明自幼就怀着对土地的无限虔诚，岁月正是通过土地给他带来无限的丰沛的生活的智慧，这与那些“肥遁者”甚至同时期的其他隐者是有本质区别的。他对不知稼圃的孔子似有些不以为然（《劝农》：“孔耽道德，樊须是鄙。”），他怀念的是“舜既躬耕，禹亦稼穑”（《劝农》）这类的前贤。张潮《幽梦影》卷上：“躬耕吾所不能，学灌园而已矣；樵薪吾所不能，学薙草而已矣。”若渊明者，躬耕、樵薪正其所能也。蒙田就坦率地承认“自己就丝毫不宜於农作”，他的中年归隐，“不过是为了专心致志地研究学问”，论形跡他已失之自然，论怀抱也不及渊明旷而且真。体力劳动并不影响创作，这一点叔本华也意识到了，他说：“我们在干体力活时还可以沉缅於自己的遐想。”
《归园田居》第四首言耕种之餘，携子侄辈閑步荒墟，徘徊丘陇之间，感念已归於泥土之人也终归於空无，其立意与《拟古》四相近，却与《诸人共逰周家墓柏下》有异。其五：“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復至天旭。”“人生行乐尔，须富贵何时？”古人云：“昼长苦夜短，何不秉烛逰。”渊明非独乐乐者，他更善於体会与众人一起行乐的乐趣。他荆薪以代烛，招邻曲共饮，其乐陶然未尽，不觉东方之既旭。按《诸人共逰周家墓柏下》：“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殚。”似合此二首而言者，且某种幽默笔调充溢其间，仿佛渊明非惟能与在世者同乐，即柏下之人亦可相与为欢耳。——此当为渊明与田老共饮之始。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在渊明招父老饮后，父老亦来招渊明饮，后来，此类交往已成为他生活之重要内容。《饮酒》九：“清晨闻扣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繿縷茅簷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此诗夹叙夹议，託为问答，屈子渔父之旨。”（《楚辞·渔父》：“渔父曰：圣人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渊明所处之世，“朋友忽义，以雷同为美”（曹羲《至公论》）、“朋党雷同，私议沸腾”（《晋书·桓温传》上疏陈便宜七事之一），然“同而不和”，阴相倾轧，公然火并，故朝廷有违义之臣，民间有邀名之士，鲜有能遗世而独立者。《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赞》云：“故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者也．”若渊明，“藐然不喜流俗之誉，坦尔不惧雷同之毁”（《抱朴子內篇·暢玄》），不以外物汩其素心，不以利害亏其純德，乃大有古人之风，其高出晋、宋人物，良有已也！（朱熹云：“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箇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晋、宋人物。”（陶澍《靖节先生集诸本评陶汇集》）《饮酒》十四：“故人赏我趣，摰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復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此则指故人摰壶而至，渊明招父老一起，以荆条铺地，坐於松下共饮之。所言虽杂乱，然已无“疑我与时乖”者，故渊明能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己，於迷糊朦胧中，体会到了酒中的“真味”。
《读山海经》十三首，约写於归隐之初。颜延之《陶征士诔序》：“心好异书，性乐酒德。”《诔》曰：“陈书辍卷，置酒弦琴。”所言必此《山海经》也。其第一首尤有思致。“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託，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海山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復何如？”刘履《选诗补注》卷五：“此诗凡十三首，皆记二书所载事物之异，而此发端一篇，特以写幽居自得之趣耳。观其‘众鸟有託’、‘吾爱吾庐’等语，隐然有万物各得其所之妙，则其俯仰宇宙，而为乐可知矣。”温汝能《陶诗汇评》卷四：“此篇是渊明偶有所得，自然流出，所谓不见斧凿痕也。大约诗之妙以自然为造极，而此首更令人不可思议，神妙极矣。”“众鸟欣有託，吾亦爱吾庐”二句，与《咏贫士》第一首寓意相近（《咏贫士》一：“万物各有託，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餘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復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颜真卿《咏陶渊明》：“手持《山海经》，头戴漉酒巾。兴逐孤云外，心随还鸟泯。”（《全唐诗》卷一五二）斯真知渊明者也。《读山海经》中咏夸父与刑天精卫二首，尤其受人瞩目，谢肃《和陶诗集序》云：“《读山海经》诸篇，有屈大夫《远逰》之志。”（《密庵集》卷七）亦为知言。
观其“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之句（《归去来兮辞》亦云：“有酒盈罇。”）与“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不类，疑归隐之初，渊明并非真穷。然到义熙四年六月（公元408年）家里起了一场大火，《戍申岁六月中遇火》云：“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无论怎样，他不能忘怀自己的田园。蒋薰评《陶渊明集》卷三云：“他人遇此变，都作牢骚愁苦语，先生不着一笔，末仅仰想东户（《淮南子·繆称训》：昔东户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遗，耒耜餘粮，宿诸亩首。）意在言外，此真能灵府独閑者。”锺秀《陶靖节纪事诗品》卷二云：“靖节此诗当与《挽歌》三首同读，纔晓得靖节一生学识精力有大过人处。其於死生祸福之际，平日看得雪亮，临时方能处之泰然，与强自排解、貌为旷达者，不翅有霄壤之隔。”——蒙田《论隐逸》中提到司提尔彭，从他被烧的城市里逃出来，妻子、财产全丢了。有人看见他站在故乡废墟中，脸上毫不变色，问他有多少损失，笑答：“没有，多谢上帝，他并没有丢掉他自己的东西。”——“人应该带些可以浮在水面上的粮食”——以应对可能到来的灾难。
然而，随着时序之推移，世事之变幻，交际之浓缩，渊明心中也不时激起一丝恼人涟猗。——曾祖陶侃曾云：“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於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逰荒醉，生无益於时，死无闻於后，是自弃也。”（《晋书·陶侃传》）他感受到流逝岁月中，不仅有他的壮志与梦想，也有他的青春与一部分生命（《己丑岁九月九日》：“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杂诗》二：“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惨，终晓不能静。”《杂诗》三：“日月还復周，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杂诗》五：“前塗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那沼泽的雾一样无孔不入的死神已悄悄逰来了。诗中多处提到壮志未酬的郁闷（《丙辰岁八月中於下潠田舍获》：“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他身体力行（《丙辰岁八月中於下潠田舍获》：“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耕凿荒山（“郁郁荒山里，猿声閑且哀。”），杜甫有云“丈夫失意合躬耕”，渊明却以“躬耕”适其意，其内在志向，虽未明白表露，但作为英雄后代，名士外孙，事业未立，显然也不是他乐意接受的结局。——生活欲发困苦（《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与杜甫“布衾多年冷似铁”相比，尚有不如），他说“在己何怨天”，但对悠悠苍天的“佑护善人”已有疑问，只是没有如屈原那样“呵壁而问”，没有像司马迁“怒发上指冠”地吁诉出来罢了。
躬耕垅亩，乃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职业，中国古代，连帝王都要拽牛扶犁，亲与其事。只有农民与猎人对自己的工作是了解的，其形象虽然谦卑却最为亲切。然而，《诗经》以降，真正把耕凿之乐形诸歌咏的并不多——也许那些虔诚的耕耘者，依著土地学会了沉默，从而没有因“为人所知而沦为第二流天才”，他们宁肯无言以终，也不愿犯披露自身这类无聊而时髦的错误，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渊明虽曰：“岁云夕矣，慷慨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有会而作序》）然他并非有意为诗，而是“閒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復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饮酒二十首序》）在他眼里，诗不是进身的阶梯，也非荣誉的勋章，除偶尔以助酒兴外，没有被赋予任何实际的意义。他读过几本书，也只是为了知道一些人事的代替，名士的行止，并不想从中读出“五斗米”来，他的妻子也是孟光之流亚（萧统《陶渊明传》：“其妻翟氏，亦能勤苦，与其同志。”《南史》本传）：“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於前，妻锄於后云。”）因此，他更不会去注意什么“颜如玉”，只是“——就在那一片丰富而且新鲜有益的牧场上随意啃吃”几口，并不仅仅倾心於“非凡的性格，独特的见解，令人解忧散闷的奇癖怪才，作家的神来之笔。”渊明晓得“得知千古外，正赖古人书”（《赠羊长史》），但他并不愿做一个讲礼解经的饱学之士，他只在头脑这个加工车间的某些角落存放一些前人的书本，这并非容纳不下，害怕头痛，而是实无必要，有自然与时代这两部大书已尽够他消受了。而自己的诗作，反而弃诸窗外，一任清风明月展读，流水鸣禽传递——并没有“文章乃经国之大业”，宜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的想法。他写诗就如老牛热了喘月一样自然，颇得水流石间，风行波上之致，可以说，他是最接近诗之“真意”的诗人了。
我们在《诗经》中已感受到泥土的气息，田野的清香扑面而来，古谣《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帝王世纪》：“帝王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云云。”）短短八句，已有涵盖八荒，笼罩千古之势——即使文明延续到天，我们不也是愿意如此生存吗？——汉朝乐府诗中又有发展（《史記·齊悼惠王世家》载朱虛侯刘章所言《耕田歌》：“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汉书·高五王传》作“請為太后言耕田”，无“歌”字，可证汉初已有咏耕田者。）但我们总感到缺少一个“人”字，未能在字里行间触摸到一颗返朴归真的心灵。直至司马迁之外孙杨恽废退后，与妻儿童仆，一起种瓜点豆，击缶乌乌，才渐得耕耘的意味（《汉书·杨恽传》：“（《答孙宗会书》）田家作苦，岁时伏腊，亨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艺文类聚》卷五十五引晋袁宏《咏史》诗曰：“无名困蝼蚁，有名世所疑。中庸难为体，狂狷不及时。杨恽非忌贵，知及有餘辞。躬耕南山下，芜秽不遑治。赵瑟奏哀音，秦声歌新诗。吐音非凡唱，负此欲何之。”）可惜后来被汉宣帝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我一直不明白为人俑耕的梁鸿在吟了《五噫》之后（《后汉书·逸民·梁鸿传》“因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肃宗闻而非之，求鸿不得。乃易姓运期，名耀，字侯光，与妻子居齐鲁之间。”）为什么不再唱几曲田园的颂歌（《梁鸿传》：“有顷，又去适吴。将行，作诗曰：逝旧邦兮遐征，将遥集兮东南。……有惟季春兮华阜，麦含含兮方秀。”）莫非“悔其少作”，想入真正天才的行列！可以说，土地真正的灵魂是陶渊明唤醒的。他的诗文写於晚年的居多，正如屈原《离骚》、《九歌》、《天问》等也是写於放逐之后。陆逰说过：“人非四十不可著书。”他的近万首诗多写於“细雨梨花入剑门”之后。西方也有这样的经验，四十岁前除了写作外，什么都干，待“不惑”於世事后，方安顿下来撰述。凡·高在给弟弟的书信中也说：“要花费四十年来工作、思索和潜心研究。”（可惜他只活了三十七岁）《忏悔录》的作者卢梭是四十二岁开始写作，圣西门到三十九岁始提笔写了一封《一个日内瓦公民的来信》。蒙田的散文是写於归隐之后，兰姆的随笔写於退休之后，人只有到了某某之后，方能看清某某事物的本质。这时，思想已界成熟，性格基本稳定，无论精神还是肉体都已不再适合作疯狂的赌注与浪漫的旅行，青春的热病，恋爱的高烧已渐治愈，审视自己已经走过的道路，有些活着的东西自然而然地流注笔端，这使我想起菲律宾的一种棕榈树，要长近四十年才会开花，可以同时盛开五千万朵，形成“火树银花不夜天”壮观景象，但不久就全部凋谢。
《文心雕龙·知音》篇：“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萧统《陶渊明集序》云：“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此与《诗品》“每观其文，想其人德”相似。苏轼《与苏辙书》：“然吾於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黄庭坚《宿旧彭泽怀陶令》：“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杨士奇《畦乐诗集原序》：“是虽不必以诗名，而诵其诗者，慨然想见其为人。”（《畦乐诗集》）张潮《幽梦影》卷下：“我不知我之前生，当春秋之季，曾一识西施否？当典午之时，曾一看卫玠否？当义熙之世，曾一醉渊明否？当天宝之代，曾一睹太真否？当元丰之朝，曾一晤东坡否？千古之上，相思者不止此数人，而此数人则其尤甚者，故姑举之以概其餘也。”读渊明之诗文，则见其人尤易。何则？盖渊明一生追求，是达到一个“真”字，他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五）“真”是不可言说的，他贵“真”，生受之於大块，死託体於山阿。汉代杨王孙“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汉书·杨王孙传》），仅是就形骸而言，即已惊世骇俗，妻友不乐。渊明则更进一步，忘形忘性，随意所之，达於“抱朴含真”（《劝农》）境界。《庄子·漁父》篇云：“真者，精诚之谓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其诗文，之所以高出人表，为百世师，就得益於此。他说“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庄子·齐物论》郭象注：“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体中独任天真而已。”“任真”即冥合自然，即圣人“法天贵真，不拘於俗”之意……然而“傲然自足”（《劝农》）的悠悠上古，只存在於诗人的梦幻之中，他面临的是一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序》）的时代，他毅然独立於社会之外，朝着哪个接近於“羲皇”的源头回溯——有人重復着他的故事——要找回我们已经失落了的“太阳之子”的尊严，找回人类赖以生存的荣耀：每个时代中，总有一个人想重新成为半人半马的神物。——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在我看来，渊明独在四者之外，乃圣之真者也。前人言《红楼梦》“当煮苦茗读之，燃名香读之，於好花前读之，空山中读之，清风明月下读之，继《南华》、《离骚》读之，伴涅磐维摩读之。”——我於陶诗亦然——非耕耘者不知其味，非乐酒者难解斯旨，非久囚樊笼、终归自然者不得与闻其道，非博大真人，如苏格拉底这类“老小孩”不足引为知己。
萧统《陶渊明集序》云：“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跡焉。”白居易《效陶潜诗》云：“先生去已久，纸墨有遗文。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按渊明好酒，史有明文。《宋书》本传：“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復著之。”按渊明随意所之，得酒辄饮，饮而必醉，醉而即卧，不以世物介怀，故其醉石，所在多有。《朱子语录》云：“庐山南有渊明故宅，曰上原，《渊明集》作京，今土人作荆。江中有一磐石，石上有痕，云渊明醉卧其上，名渊明醉石。”古直《陶靖节年谱》：“案：今玉京山前里许，九峰桥侧，有部娄，上有盘石，可坐多人，湖水盛时，正在江中，土人相传，谓渊明尝在此望开先瀑布，醉眠其上云。与《朱子语录》符合。先生所居上京必在玉京山前无疑也。陈令举《庐山记》：‘渊明所居栗里，两山间有大石，可坐数十人，渊明尝醉眠其上，名曰醉石。’案：《记》所称醉石，在离温泉里许穷谷中，余尝登之，石甚小，只能坐二三人耳。先生此处盖有先畴，《祭敬远文》云：‘每忆有秋，我将其刈。与汝偕行，舫舟同济。三宿水滨，乐饮川界。’殆即来温泉附近收获，舫舟三宿，必在钱家湖滨。因收获来此，徜徉谷中，醉眠石上，后人因名醉石。要之，先生遇酒辄饮，其醉石必不止一二处也。”
渊明现存诗文一百四十六篇，据逯钦立《关於陶渊明》中统计，言及酒者凡五十六篇。他篇之外，专有《饮酒》诗二十首，约作於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与《感士不遇赋》相先后。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託於醉，可以粗远事故。”刘復《选诗补注》卷五：“靖节退归之后，世变日甚，故每得酒，饮必尽醉，赋诗以自娱。此昌黎韩氏所谓‘有託而逃焉’者也。”陶必铨《萸江诗话》：“此二十首当作於晋、宋易代之际，借饮酒以寓言。骤读之不觉，深求其意，莫不中有寄託。”方宗诚《陶诗真诠》：“陶公以酒名，或以酒人目之，亦非也。玩《影答形》诗有曰：‘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足知其志不在酒矣。”谢肃《和陶诗集序》：“夫靖节山泽之逸，冻馁所缠，进不偶时，而退安於命，然以气节学问弗获表见於天下，故託酒以自娱，非真酣於麴蘖、汩於辞章也。”（《密庵集》卷七）在“吾国与吾民”的酒文化中，陶渊明占据重要的地位，酒是中国文人文化的核心。有学者认为：组成中国文化之要素乃剑与箫（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是琴、笛、笙、瑟）——忘记了酒这位无所不能的勾对大师。剑是豪放一派的，有“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左思《咏史》五）之概，箫则是婉约的（《释名》：“箫，肃也。其声肃肃而清也。”）然一座桥仅靠两块基石是不能完成的。可以说，酒起到连接、平衡、稳定的作用。它既是剑的情人，又是箫的夫主。剑是通过酒刺中箫孔的，若以五音比伦，它可当“宫”这个角色。渊明自言“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十），原不是以三径之资、五斗之米为念的数士，然“堪恨南朝学道盛，偏缚奇士作诗人”（梁启超《读陆逰诗》）他适逢“五胡乱中华”，司马家儿偏安江左，桓玄之乱后，刘寄奴把持朝政，终至晋室倾覆，这个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贫乏时代，既不能愤其“猛志”，又不肯浊行以污世，只好遁身田园，与野夫同耕，在山乐山，在水乐水，既遗世独立，又不见危言奇服，避免了陆机、张华、范晔等所遭遇的杀身之祸，何以故，就因为他结识了酒这位“好人犹大”式的朋友罢了（《止酒》：“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此乃戏笔，其义当於言外得之。）张朝《幽梦影》中云：“凡能诗者必能饮酒。”酒乃诗之孪生姐妹，可以说第一位发现酒并饮之的人，必是一位诗人；当世界结束之际，犹然执杯不辍，意兴陶然，把汹涌而来的岩浆视作汩汩酒泉的人，更是一位诗人。善饮酒者，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屈原之所以怀沙涉江，就因为酒对他不那么钟情的缘故（举世沉醉，独醒又何为？如果他也有酒盈罇，手持蟹螯，与历历酒徒冲一舸夜雨，也会与张季鹰“但取生前一杯就，何用身后万古名”的），饮酒的艺术并非不是一朝所能累成（曹操用以解忧时，反下令禁酒，并将反对者孔邕处死了），东汉末期孔文举写下了酒文化的序言至竹林七贤用重笔浓彩更狠狠地涮了几传。嵇康因为热衷的是柳树下锻铁而非饮酒，终於未能避开司马氏的加害，临绝时，顾视日影，抚琴一曲，叹曰：“广陵散从此绝矣！”不知不觉间，流露出对不及早投身酒壶的悔恨。——至东晋，王羲之有兰亭之会，谢安石备东山之逰，酒更是独占风流。一个没有醉人的世界是无法想象的（《南楚新闻》：“（唐）德宗播迁，人多乏食，无酿酒者。后京师稍宁，有一醉人，聚观，以为祥瑞。”以醉人为“祥瑞”，这在世界戒酒协会工作的人们可能觉得难以理解，但中国古代，惟有“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饮酒三百场”者，方可播其遗德於寰宇，垂其伟名於千古。）可以说，酒文化到渊明之时，已蔚为大观，他则更上层楼，体验到酒中蕴涵的“真味”，从而上升到美学的境界。他的《饮酒》二十首，内容极为丰富，虽是“家贫不能常得”，但他走进了酒的胸腹之中，在这里，酒已成为人生之代名词：他目有所烛、耳有所聆，心有所感，气有所怒，然造逢乱世，口不能言，他早就理解了现代哲学：对不能言说的一切，我们只能保持沉默。谈何容易，他那些感慨世事的诗句不过是酒坛裂缝间油然而生的几株小草罢了。——酒是他返朴归真的窗口，其重要性远在东篱之菊、南山之云以上，但悠悠千载，李白、苏轼而后，界此“大伪斯兴”的时代，又有几人真正得饮酒之旨呢？
《饮酒》第五首尤有韵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採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景与意会，兴致悠然，这种超脱尘俗、化於自然的境界是后代诗人无从达到的。开篇四句，颇有理趣，向为人称赏。范正敏《遁斋閒览》：“王荆公在金陵作诗，多用渊明诗中事，至有四韵诗全使渊明者。且言其诗有奇绝不可及之语，如‘结庐在人境’云云，有诗人以来无此句也。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人而已。”龚斌《陶渊明集校笺》：“‘心远地自偏’之义乃属魏、晋玄学之范畴。魏、晋隐逸之风极盛，玄学改变了隐居乃逃於江海之上以避世之旧观念，指导人们不执着於外在形跡，而去追求心境之超然无累。倘内心超脱，则隐於市朝与隐於岩穴无异。如王康琚《反招隐》诗云：‘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周续之亦称：‘情致两忘者，市朝亦岩穴耳。’不难发现，‘心远地偏’之义，正是魏、晋隐士追求的‘胜义’。”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云：“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於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之辈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与运化之中，则与大自然为一体，因其如此，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捨释迦而宗天师也。推其造诣所极，殆与千年后之道教採取禅宗学说以改进其教义者，颇有近似之处。然则就其旧义革新，‘孤光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以文学品节居古今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其言岁新，其意却未必是，然“惟求融合精神与运化之中”云云，略有见於渊明之心。
“採菊”二句，苏轼《东坡题跋》卷二《题渊明饮酒诗后》：“‘採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採菊而见南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晁补之《鸡肋集》卷三十三《题陶渊明诗后》：“东坡云：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採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则既採菊又望山，意尽於此，无餘蕴矣，非渊明意也。‘採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採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景远，此未可於文字精粗间求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三：“东坡以渊明‘採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识者以‘见’为‘望’，不啻碔砆之与美玉。然余观白乐天《效渊明诗》有云：‘时倾一杯酒，坐望东南山’，然则流俗之失也久矣。惟韦苏州《答长安丞裴说》有云：‘採菊露未晞，举头见南山。’乃知真得渊明诗意，而东坡之说为可信。”《蔡宽夫诗话》：“‘採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其閑适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见’字为‘望’字，若尔，便有褰裳濡足之态矣。乃知一字之误，害理有如是者。”葛立方《韵语阳秋》：“韦应物诗拟陶渊明而作者甚多，然终不近也。《答长安丞裴说》诗云：‘临流意已悽，採菊露未晞。举头见秋山，万事都若遗。’盖效渊明‘採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怀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句也。然渊明落世纷深入理窟，但见万象森罗，莫非真境，故因见南山而真意具焉。应物乃因意悽而采菊，因见秋山而遗万事，其与陶所得异矣。”按李白诗云：“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柳宗元“若能化得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均有我之境，故用“望”字；若陶诗及孟郊诗“月明直见嵩山雪”，斛律金诗“风吹草低见牛羊”，乃无我之境，宜用“见”字。此中大有禅意，所谓“羚羊挂角，无跡可求”者，可能就是此类诗句。然，细味诗意，作“望”字亦通。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虽用“见”字，却有“望”意在其中，此“望”有玩的意味，兼弄的情怀，非爱山者不能望，非得山水之乐者亦不必望。渊明徘徊东篱之下，已採菊盈把，虽无意於山而山不能不排闼而至，举头见之，见而玩之，玩而乐之，亦不失仁者悠然自得之味。不过，他经常“依南窗以啸傲”，对此“老情人”的一颦一笑，对其绿色裙裾的每一道皱褶自然是熟稔的，若再刻意去望，便著了形跡，因之相比之下，用“见”字更见此“老小孩”的神趣。正所谓“既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於千古矣！”
此诗乃陶集压卷之作，王士禛《古学千今谱》云：“通章意在‘心远’二字，真意在此，忘言亦在此。从古高人只是心无凝滞，空洞无涯，故所见高远，非一切名象之可障隔，又岂俗物之可妄干。有时而当静境，静也，即动境亦静。境有异而心无异者，故远也。心不滞物，在人境不虞其寂，逢车马不觉其喧。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温汝能《陶诗汇评》：“渊明诗类多高旷，此首尤为兴会独绝，境在寰中，神逰象外，远矣。得力在起四句，奇绝妙绝，以下便可一直写去，有神无跡，都於此处领取，俗人反先赏其採菊数语何也。至结二句则愈真愈远，语有尽而意无穷，所以为佳。”其实此诗乃悠然而见之作。陆逰虽懂“文章本天成”、“工夫在诗外”的道理，但并不能如渊明一样“心远地自偏”，“飞鸟相与还”忘情淡性於山水田园之间，一晨一夕，一稼一禾，均使他走向一条通往诗的道路。渊明本无意为诗，他追求的是一种生存方式，他努力为贫乏的家居生活提供一种新的可能，像屈原一样，“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他不是“聊倒不通世务”者，也不屑陈述那些“伟大的谎言”，没有“铁马秋风大散关”的豪想，因此也不为镜中衰鬓感到羞愧。他意识到一朵野花也比帝王的冠冕更美。后代的“识字夫”不从“内美”修起，而专意於寻章摘句，雕龙画虎，费力愈多，去诗弥远，可悲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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